王春阳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0世纪30至40年代，是时代更迭的重要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西迁，使得边疆从原本的“边缘”转化为“中心”，边疆问题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探讨。徐益棠是最早发起边疆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求学时几经波折，后留学法国，在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继续深造，学成归国后徐益棠主持开设边疆实地讲座，积极进行实地调研搜集边疆民族相关资料，参与边疆研究机构，创办相关学术刊物等。他对边疆地区建设的相关论述广泛见于《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金陵学报》《边疆研究论丛》等当时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刊物。徐益棠“专攻民族学、原始社会研究，边疆问题等”“对中国民族学上的成长，颇有劳绩”是时人对他的评价。[1-2]

目前关于徐益棠的研究，一是梳理分析徐益棠的边疆研究，如汪洪亮等认为其在边政建设和民族问题的思考方面颇有建树；[3-4]王振刚重点分析了徐益棠在西南、西北、新疆、台湾等众多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研究；[5]陈波认为徐益棠的研究强调文化的作用，注重比较研究；[6]二是从整体论的视角提及徐益棠的边疆研究，如汪洪亮的《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成龙的《20世纪四十年代的边疆和边疆学术研究》等对徐益棠的研究历程都有略述；三是整理徐益棠生前的研究文献，如《民族学大纲》[7]6《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8]141-201等。较少有系统研究徐益棠具体的边疆建设主张。

基于此，本文结合人本主义思想论述徐益棠的边疆建设构想，通过梳理徐益棠关于如何进行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的相关建议，归纳徐益棠边疆建设构想的特点，分析影响其思想形成的因素，以期在丰富有关徐益棠边疆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为当代我国的边疆治理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一、徐益棠边疆建设的方案分析

在分析历来边疆政策的时候徐益棠指出“中国历来对边疆采取羁縻政策……依靠军事力量政府”，对于边疆的“人口”“经济”“文化”“军事设备”都置之不问，导致国家势力衰替时，一些地区经常发生动乱，牵动国家大局。所以徐益棠认为边疆建设的重心首先在于“养民”“教民”“保民”，认为“以民为本是治国至要道”。[9]以此为核心徐益棠从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方面展开诸多论述。

（一）政治建设：协调边官边民的关系

1942年通过的《边疆施政纲要》中提到，在边疆及接近边省的地方，改善人民生活是重要的工作，边疆政府包括各级边政机关，应当适应当地情形，选拔地方人士中的“优秀者”使其参与管理。[10]徐益棠的建设构想便是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协调边官与边民之间的关系对于边政实行的重要性。

1.影响边政施行因素

边官是否贤德是影响边政实施的要素之一。徐益棠认为当时国人讨论边疆问题时，动辄将责任归咎到边政腐败上并不合理，边政是否“良莠”与边官是否贤德互为影响。政府官员大多认为边疆地区是“文化低落之区，犯罪流亡之所”，不愿意派遣贤能官员“亲赴边疆”，有些官员自己也“鄙夷边疆”，对其心存戒备，不愿前往。那些愿意“赴边”的官员，也只是将其当作“谋官”的过渡。长此以往“边疆亦形荒落，文化程度之距离相去益复遥远”。这不仅是边疆官吏本身的责任，应当期诸于政府。[11]

其次是边民是否配合，边民在边政施行的过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徐益棠认为，在当时的边区，长期推行的还是“武力与羁縻”政策，在这种情形下“边民亦视国家之盛衰与官吏之悍懦而改变其态度”，边官与边民并未充分了解彼此。[11]另外在当时“边官边军，大部分亦未加训练”[12]，他们有些人较为注重个人利益，不太尊重边区民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所以一有误会，就会引发冲突。

徐益棠分析，边民对于汉官的几种普遍的态度便是怀疑与不信任汉官、轻视汉人自负骄傲、威胁汉官取得地位、敷衍欺骗汉官。边民认为“汉官如流水”，他们到此无非是为了“弄钱”，汉官与其生活的关系并不重要。而且他们自认为是“超人的子孙”，汉人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尊敬。有些人视边官为劲敌，会“焚其民舍”以作威胁，或是“敷衍欺骗”。而边官对于边民的态度“亦不过敷衍、欺骗与利用而已”。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边民”还包括边区居住的少数汉人，这些汉人或是地方乡绅或是一种组织，他们广收门徒，势力广布，甚至足以支配政治，控制经济，是边民社会中的特殊阶级。所以徐益棠指出“欲推行边政，重建边区，势必铲除此种少数汉人特殊阶级之势力”。[11]边官与边民关系紧张使得“边疆民众的心离开政府一天远一天了”，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使他们对政府发生信仰，和国家发生不可分离的团结。”[9]

2.解决方法构想

针对上述问题，徐益棠认为“边政推动之第一要义，是在立信”，树立边民对于政府的信任，采取一些令边民“心悦”的政策。[13]按照“安民第一”“安官第二”的原则开展相关事宜，比如减少赋税、剿除盗匪安民生、痛除贪官以及污吏劣绅与不法军人、谨慎任免边疆官吏等。对于“良好贤明之地方官员”要“优给薪俸，时加肯鼓”。[14]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训练官吏，整顿吏治，才尽其用。在推行边政时，边疆官吏是重要助力，而“如何创造、利用、保储、促进此种推动边政之动力”则是政府的责任。边疆官吏常有“天高皇帝远”“有饭大家吃”“做边官发边财”的政治心理，这种心理必须先革除，要不然“官吏每以压抑人民为务，人民每以疏远官吏为得”，[9]使得边官与边民的关系貌合神离。

第二，考选培养人才。边疆情形与内地不同，所以政府制定一种特殊的法则以考核边疆官吏，这样才能保障民众的权益。在训练人才时需注意让其了解边疆事务特殊性的基础上，学习实践相关知识与技能，减少与边民的冲突，减少服务时的困难。[14]

第三，制衡“少数汉人特殊阶级之势力”。徐益棠提出了一些“治标”的方法。包括户口普查；集中居住；在该地区设人员官吏和指导；实行保甲制度等。[15]

（二）经济建设：兼顾国家与边民利益

1.边区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当时关于经济建设的主张主要是迅速开发边疆交通运输路线，增设金融机构扶植经济事业和尽量帮助边疆人民原有的各种生产事业。这些措施对于国计民生有极大的帮助，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政府需先具有极大的努力，极久之耐心，在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到成效。”[16]徐益棠在此前提下注意到了边疆经济的“相对发展”，即兼顾国家与边民利益。

徐益棠认为开发边疆经济，国家利益与边民利益有“互为裨辅之处”，可利用边疆经济原有的基础，使其更顺利地发展，即“于国家无损，同时于边民有益，于国家有益，同时于边民更多益；且因国家经营之故，而更使边民对于国家益增信赖之热诚；因边民协助之故，而使国家更了然边民更有指挥的可能”。[16]

2.解决方案设想

若要达到上述“理想”状态，徐益棠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一，不与边民争利。例如边疆较为优良或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大都已经被边民所经营，包括牧场以及临近水源的地带，这些地方是他们生命线所在。若政府要征收此类土地，必须以相当的土地进行交换。或在开发矿产资源时了解其宗教历史文化，以保证开发的顺利进行。

第二，重视维护边民利益。例如依照边区当时的教育制度，并不能在短时期内，骤然接受所谓“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边民原本的农耕方式比较粗放，畜牧时也不善于选种育种，所以可以兴办小规模的农事示范场与牧场来解决。

第三，注意扶植良好的经济组织。在边民的经济组织中有互帮互助的基础，对于边区的生产消费等社会化的合作，也可因势而利，进行指导，使得边疆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和发展。徐益棠指出虽然有“少数阶级利用传统的政治地位”，享受不劳而获的“大地主之利益”，但已至末日穷途，如果想要实现“民生主义的边疆经济”，就要防范“少数阶级”利用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将边疆经济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第四，理论结合实践尽量训练边民。当局“拟多设职业补习学校，从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引起边民对于自身生活的改善”，这是在边疆经济发展初期所采取的措施，若要进一步发展边疆经济，就必须使边民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参与，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参加实地工作。

第五，需要有系统的机构，制定合理的税赋。这一时期在推行新政时，边民时常感到不公平，“利效未见，而赋税加重，昔日仅缴纳一次者，现在则需缴纳多次”。[16]譬如在当时的西康省，尽管政治缴税的对象是贵族或是地主阶级，但是他们“取赏在于平民或佃户……当十倍于其所缴纳之数量”。[15]这种情形不但对边民的利益损害极大而且也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机构，合理赋税，一方面有利于维护边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

（三）文化教育建设：物质与精神并重培育边民

近代边疆自然环境比较闭塞，民族分布上较为复杂，他们拥有各具特色的风俗文化。加之当时西方列强对我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企图从文化上深入边疆地区。国民政府认识到战时的教育系统亟待加强管理，边疆教育在边疆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国民政府成立了边疆教育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也参与其中。自1939年边疆教育委员会成立以来，直至1946年，共组建了六届，审议通过了200多件提案。参与会议的成员还包括一些专业的民族学专家以及各边省教育厅及边疆学校的代表，说明了当时对于边疆教育的重视以及边疆教育政策推行时面临着诸多困难。[17]徐益棠认识到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娱乐禁忌，主张“利用其环境，认识其组织，了解其信仰与习俗，因势利导”，认为这样能“事半功倍，成效立见”。[15]他在批判现有教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1.对边疆教育趋势讨论

徐益棠指出，在当时边疆教育还处于初创时代，“是一块未经犁垦的荒地”。[18]在当时大概有三种办教育的趋势，一是完全按照普通教育办理，与内地相同，但“削足适履，每苦不适”；二是因地制宜，略加修改，但未尽彻底，如增加当地方言进课本或在农忙宗教节假日时放假；三是注重教育的某一方面，忽视教育的整体性，类似于特种教育，“或从生产入手，或从军事入手，或从语言文化入手均归此类”，[19]徐益棠认为这是一种功利的观点，力求在短期内出成效，往往只注重某一点而忽略了其他部分，必须在了解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实行。

2.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

依据上述问题，徐益棠提出了推行边疆教育时需要注意的几个原则：

首先，注意以民族特性为背景、物质与精神并重教育边民。物质与精神相互影响，物质“因适应、传播、及其他公用的关系而易于改造”，性质较为活跃，而“精神生活”主要表现在边民的文化上，性质较为固定，在教育过程中需注重二者的平衡。

其次，兼顾个人与集体。在边民之中，“个人存亡寄存于集团中，个人自学校归于家族或村落间，受教育机会少的‘集团’不仅不能助其教育发展，反竭力消减其教育势力之存在，使其恢复其原来之生活状态……中学或大学毕业生，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仍得随着习惯过他们自祖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20]如果教育能施行到一个村落，就能缓解这种情况。

再次，要以现实环境为基础增强实践。徐益棠认为“到现在为止，边民对于学校可以说全无兴致……原因不外乎是所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相距太远，学校负责人不是集团中最有权威的人，管教效果欠佳，教法循规蹈矩，学校或教师为汉人管理”，[19]这些都会使他们产生隔膜。所以边民的教育“教材必当就地选取，校长与教员最好可以尽可能选任本地之士，教法变换应付，必迎合迁就学生之环境与便利”。[19]

最后，徐益棠认为边民教育最大的困难也是最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国民”教育，即“以民族一员为始点，以国家一员为终点”。因为有些边民观念固定，有很强的种族偏见和阶级差别感，极不利于民族团结，所以“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在教育时仍需加强。[19]

二、徐益棠边疆建设构想特点

（一）以社会现实为参考，因地制宜

徐益棠的边疆建设构想并非空谈，而是在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分析当时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而得出的方案，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动。自从归国后，1935年徐益棠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大藤峡徭山考察，逐步形成了对西南民族问题的初步看法，撰写了一系列文章。1938年，徐益棠参与西康社会考察团，赴西康省府康定及周边的甘孜、泸定、汉源等地考察藏族社会，指出应立即建立西康省、发展交通、大力普及教育、振兴工业等。1940年他又深入雷波、屏山、峨边等县，调查当地的社会状况、风俗民情等。这些都是徐益棠提出边疆建设构想的基础。对于不同边疆地区的建设，他也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例如在讨论新疆问题时，他注意到了新疆地理的特殊性，包括新疆的水利、交通、边防不仅仅关系经济，更涉及政治问题。在针对西北建设所遇到的问题时，他指出建设甘肃和新疆的重要性，提出了扩充耕地，增设治局与缩小省区、增设水官、充实国防军、将目光转移到“人为边界”上等一系列建议。在构想川康夷区建设计划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徐益棠认为建设公路是开发夷区最基本的工程，其次是进行畜牧治疗、职业训练、重视公共卫生，最后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解除阶级制度。

另外，徐益棠行文时总是在批判性分析当前实践情况之后，结合相关田野经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讨论如何进行政治建设时，他指出，时人在讨论边疆问题总是将其归咎于边政腐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边官是否贤德、政府如何让选拔培训官员、边民于边官的关系如何平衡。在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徐益棠认为在关注修建铁路、开发矿产这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协调国家与边民的利益，使边民信服国家，才是长久发展之计。在探讨文化教育时，针对当时在边疆推行教育的趋势，主张根据其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教育举措，譬如凉山倮倮族的主要社会组织为民族与阶级，一切生活文化皆从此出发，教育必须因势利导，[20]所以想用教育改变其观念，徐益棠认为应当多给予边民实证的机会，使其自动改变想法。

（二）以人本主义为核心，注重维护边民权益

人本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所掀起的人文主义风潮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这时，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以及基督教神学观对立，人的意义和价值逐渐被重视。到了18世纪，费尔巴哈在继承以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人本主义”思想，将“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19世纪中后期，“人本主义思潮”才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派别，其他流派如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等也将“人”作为研究核心来构建其理论体系。逐渐完成了“以神权为本”到“以物为本”再到“以人为本”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后，依据客观现实环境思考有关“人”的问题，将其人本主义思想研究的重心转变为“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研究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人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哲学中，民本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民为国本”“政在养民”等。在治理国家上，中国哲学的民本思想认为只有施行利民、惠民、养民的政策，维护“人”的权益，重视民众的地位，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维系国家稳定。

人本主义意味着人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权力，对于与人有关的事物也应该给予人性化的关怀，关注人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社会实践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人本主义思想贯穿徐益棠边疆建设构想的始终。

在论及边疆政治问题时，时人大多注意的是边官与边政的关系，徐益棠却注意到了边民在边政中的重要性，边政推行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边民与边官互不了解，两相隔膜，行事时均在暗中探索，容易发生误会。所以徐益棠提出平衡边官与边民之间的关系，政府须谨慎选拔边官，边官需努力改变边民畏惧的态度，使其信任政府。在日常行事时需公正严明，注重边民的权益，奉行“安民第一，安官第二”的原则。

在发展经济方面，徐益棠提出边疆经济的相对发展，提出了不与边民争利、从最接近边民之利益做起、诚意扶植良好的经济组织、增加实践机会等建设方法，主张顾及国家与人民两方面的利益。

徐益棠较为注重文化教育，认为“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21]如何认识、开化、组织训练边区民众，可从文化教育方面着手。徐益棠所言边疆文化教育，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训练边疆服务人员，包括边疆官员以及赴边进行社会实践、服务的人；二是因地制宜的培育边民，边疆地区尤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禁忌等，一定要在全面了解边区民众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工作。这些建设构想都体现出徐益棠对于边疆民众权益的关注以及对边疆建设事业的人文关怀。在当时也有其他学者注意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比如卫惠林先生也认为“文化建设才能实现民族团结……由文化，才能把一切建设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如语言隔阂之消除，教育之提高，科学思想之发达等，实为政治经济建设之基本条件也”。[21]

三、徐益棠边疆建设构想形成原因

（一）时代影响

从徐益棠所提出的边疆建设构想的内容上来看，深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民国初年，政局动乱之际，外蒙古“独立”，此后又有日本人策划的“满蒙独立运动”等，边疆危机日渐凸显。到了1931至1937年，当时的民族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黑龙江与安岭以西两港至建筑，利用韩兵，移垦延边……康藏时起纠纷……东北四省，尚未收复……新疆民族纠纷，苏俄在旁挑拨，西藏形同羁縻，英国势力已深入内部，云南为滇越铁路所控制，经济已陷于绝境，整个边疆，破碎不全……国家前途，岌岌可危”。[10]鉴于此，中央改变以往对于边区羁縻放任的态度，重点研究如何在边区施政，并制定了相应的大纲草案。1937年后，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长期抗战，国民政府西迁，内地的研究机构、高校、教育文化机关相继迁往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各边缘省区的地位对于抗战建国越发重要，在政府的支持下，边疆学术研究逐渐兴起。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各科人士皆谈边疆”。[22]此后，边疆考察团，风起云涌，仅在1938年至1941年间，大型考察就有数十次之多，其他小规模的学术调查或政治观察数量更多，徐益棠也随校西迁，认识到“地近边疆，研究之机会既多，训练之需要亦殷”，所以在教授课程之余，他仍致力于调查和考察，因此搜集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资料，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以及边疆建设思想奠定了基础。因当时时局动荡，许多研究都无法按计划进行，尽管徐益棠对于边疆建设有很多设想，但无奈许多未能实践，徐益棠自己也感慨颇深。[23]但其有关边疆建设的构想以及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是在其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于现在而言具有极大借鉴价值。

（二）个人经历影响

徐益棠出生于书香世家，中国传统学术对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由于家道中落，徐益棠求学经历并不顺利，在完成大学学习前曾几度被迫辍学。在1925年完成东南大学教育学专业的课程后，徐益棠先后在两所师范学校任过教，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过编辑。这也使得徐益棠极为注重教育，在论述边疆地区教育施行原则的同时，他对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如何进行也颇有见解。1928年，在亲戚的资助下他前往法国留学，这二人和竞雄女侠秋瑾交情甚笃，当时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对徐益棠亦有影响，在其归国之后，对家国命运的关怀中就能体现。1933年学成归国后，徐益棠受聘担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在社会学系任教，对于中国的边疆民族研究正式拉开序幕。

徐益棠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期间，师从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莫斯教授，接受相关专业的训练，为其以后的学术研究导向奠定了基础。这一学派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关注社会现实，其学派创始人涂尔干的研究旨趣就来源于法国的社会现实，这一学派使用功能分析法从原因和功能两方面分析问题。这一时期留学法国的中国民族学家都深受影响，徐益棠也不例外。比如在分析边疆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时，徐益棠批判性地解读了当时的研究趋势，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边区及边区民众和其他地区人员在边疆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徐益棠极其关注社会现实，推崇法国民族学派以细致著称的实地调查方法，极为注重实地调查资料。认为调查是科学建设必经的步骤，“若不经过此步骤，则一棋误下，满盘皆输”，当时“边疆调查，确实是风起云涌，年必数起，报告却还没有看到几种，看到的不是抄译外国牧师的游记，便是中国方志上的辑录”，他认为“外国人的东西不一定正确的，不过他们都是政府以整个计划，帮助他们在实地上得来的经验”。[10]有感于此，他更加坚定了进行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决心。他在详细的实地调查基础上提出的边疆建设构想也更贴近实际情况。可以说徐益棠的边疆研究是时代影响、留学法国、中国学术传统以及自身诉求交汇的结果。[6]

四、结语

徐益棠的边疆建设构想无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还是文化教育都是根据当时社会环境所提出，是在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人本主义思想特征，其所主张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权益，依据民族传统对边疆地区进行建设和治理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有相合之处。其实无论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民本思想都是我国施行以人为本为核心政策的思想来源。

较为政治权威性的解释认为以人为本的“本”，是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经济政治权力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也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我国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群众作为我国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边区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治理具有关键性作用。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在讨论边疆教育时，徐益棠提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这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在尊重各民族差异性的同时，培养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国家长久发展大有裨益。尽管现在没有抗战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但仍有境外反动势力、宗教势力企图渗入我国，破坏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培养国家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今天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