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前 言

《管子》一书为托名管仲之作，有关具体作者的讨论，今学者多认为非一人所作，或可视为包含部分齐稷下学士在内称为“管子学派”的群体所作。如张岱年所言：“《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的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这些推崇管仲的学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但只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1]《管子》虽非管仲亲作，但不可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管仲的思想。学者何隼认为：“盖《管子》者，战国秦汉间人所辑关于管仲治绩之载记，益以当时官吏之书奏论著而为之者也。”[2]耿振东则在典籍记载中寻求线索，认为“有历史迹象表明，管仲的思想学说在春秋时代就已经通过官守的方式在世代传播了……正是这个传播群体的存在，才奠定了战国管子学派顺利出现的历史基础”[3]28-29。

《管子》既详细记载了管仲执政齐国的政令、政策，又有大量管仲及齐桓公的问对与事迹，这些内容若没有可靠的材料作基础，恐怕很难做到记述准确、详实。基于此，徐汉昌认为：“书中典章政教、管子言行等史实之材料……可能有齐国政府之档案资料。讲思想之文字，可能小部分出于管仲之口，而为他人所记录，大部分则是稷下学者，就管仲言行与思想，引申发挥，依托于管仲。”[4]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合理推测，《管子》是“管子学派”在官府材料或口耳相传的原始材料基础上引申而来的，反映了管仲执政思想的治国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