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艳艳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民族意识勃兴，这是当时国人基于内外情势做出的反应。也正自那时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才萌生出历史生命。张之洞作为身处内忧外患日渐加剧的晚清社会的封疆大吏，提出了基于封建帝制意义上的保国主张，以“独尊孔教”来保存作为国粹的礼教，以求在文化传统的延续层面维护古老的夷夏国族空间；康有为作为频繁活动于政治舞台的南海圣人，主张“复原孔教”，通过挖掘孔教中的宗教特质来建立孔教、恢复礼制，希图重塑以孔教为基因的华族国魂；梁启超则是短暂地涉身于保教风潮之中，其后便由昌明圣教转为“淬厉孔教”，主张发挥孔教的德性维度，以便于从批判性发展的角度将孔教思想容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及未来命运之中。通过梳理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和主张，可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上“被塑造”的过程。而以保教风潮为历史背景，能更好地凸显宗教之于政治、宗教之于民族、政治之于民族的复杂关系。

一、作为国粹的“礼教”：张之洞的国族空间与保国构想

“国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于《礼记·檀弓下》，即“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1]，大意指“宗族、宾客”。后来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国族阐发为由家族、乡族、部族循序形成的对外具有排他性的联合性群体。台湾学者沈松侨曾将国族理解为独立主权国家内部超越血缘、信仰、祖先崇拜等束缚，通过共同文化、语言、风俗、历史和政治性利益等纽带，将不同种族、不同社群的人组合而成的一个互相认同的人类共同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