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 范玉环

[摘 要] 改善资源错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2003-2020年全国面板数据，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错配以及绿色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加剧了资本错配，抑制了劳动力错配。此外，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资源错配显著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呈部分中介效应。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当由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的资源错配扭曲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将负向增长。因此，随着产业结构的发展，应当注重资源配置效率的充分利用，加快市场化进程，使经济稳步增长。

[关键词] 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错配;中介效应;绿色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志码]A

近年来，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加速了产业发展动力的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持续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已成为我国的战略任务之一。

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到达一定高度，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1]50，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持续应用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固化将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使得国家投入的大量资本和人力得不到合理的利用。低效产业为在市场存活下来，必须向高效产业转变，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2]1047[3]24有学者指出，合理的产业结构升级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4]78当产业结构升级抑制经济发展时，是由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大量投入要素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低下。[5]50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仍然存在部分不合理之处，粗放的产业发展方式仍未得到根本改观，产能过剩矛盾仍然存在，通过优化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能够促进合理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

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引发的资源错配问题，学者研究发现，对外投资[6]60、互联网[7]43、产业协同集聚[8]76以及数字金融[9]49能够均能改善资源错配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源错配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为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0]105[11]184此外，有学者指出，适当的资源错配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后期抑制了经济发展。[12]59因此，本文假设过度的产业结构升级在影响资源错配的前提下，能否对经济发展产生差异性。

关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和资源错配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资源错配在一定程度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下引起的经济增长。[13]72[14]1051大量文献研究从不同维度分析了我国主要的经济增长的路径，包括整体性的研究[15]247[16]55[17]24，不同行业的研究[18]167，以及不同地区的研究[19]58，但依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從资源错配的角度出发，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错配和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本文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路径下引入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作为中介变量，并探究资源错配在其中的作用。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探究产业结构升级是否能在资源错配的间接影响下产生绿色经济增长，本文将资源错配引入中介模型，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将资源错配分为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构建中介模型。

Ecomit=α+βinLit+γ∑controlit+μ+ε.（1）

DisKit=α+βinLit+γ∑controlit+μ+ε.（2）

Ecomit=α+βinLit+DisKit+DisK2it+γ∑controlit+μ+ε.（3）

DisLit=α+βinLit+γ∑controlit+μ+ε.（4）

Ecomit=α+βinLit+DisLit+DisL2it+γ∑controlit+μ+ε.（5）

其中，Ecomit表示第i市第t年的绿色经济增长情况，inLit表示第i市第t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DisKit和DisLit分别表示资本错配及劳动力错配，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μ表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绿色经济增长是在满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保障资源的利用对于绿色经济增长的衡量，本文在学者的研究基础上[20]87，用如下方法核算：

绿色经济增长=GDP-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治理投资

目前，我国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大部分研究将其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本文旨在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要素配置优化的影响，因此使用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借鉴学者[21]33的研究方法，定义产业结构合理化。

inL=-∑ni=1（Yi/Y）Yi/Li/Y/L-1，

其中Y表示产出，L表示劳动力的投入，i表示第i产业，n表示产业综述，inL越小，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inL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

我国资源错配主要是由资本与劳动力的扭曲引起的，在测算资源错配指数前，引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资本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设定生产函数：

Yit=AitKβKiitLβLiit.（6）

其中，Yit为我国第i个地区第年的产出，Kit和Lit分别为我国第i个地区第t年的资本、劳动力的要素投入，βKi和βLi分别为我国第i个地区资本、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对式（1）两端同时取自然对数，整理后可得：

lnYit=lnAit+βKilnKit+βLilnLit+μi+λt+εit.（7）

本文设定规模报酬为1，整理公式后可得：

ln（Yit/Lit）=lnAit+βKiln（Kit/Lit）+μi+λt+εit.（8）

其中，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个体效应，λt表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与μi和λt不相关。

根据式（2）所测算得出的产出弹性，在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22]67，进一步计算得到地区资源错配指数ηKi，ηLi，ηEi，本文对地区资源错配指数的测算方法为：

γKi=11+ηKi， γLi=11+ηLi.（9）

式（3）中，γKi，γLi，γEi为地区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系数，表示资源相对没有扭曲时的加成情况。在实际测算中，采用价格相对扭曲系数来代替，计算方法为：

γKi=KiKsiβKiβK.（10）

γLi=LiLsiβLiβL.（11）

式（10）中，Si=piyiY表示我国省市的产出yi占整个省市产出y的份额，βK=∑NiSiβKi表示产出加权的资本贡献值。KiK表示我国省市i实际使用的资本占资本总量的比例，siβKiβK表示资本有效配置时省市使用资本的理论比例。γKi可以反映实际使用的资本量和有效配置时的偏离程度，即省市的资本错配程度。当γKi>1时，表示相对整个经济体而言，资本的使用成本较低，导致该省市资本配置过度;当γKi<1时，表示该省市实际配置的资本要素低于有效配置时的理论水平，资本配置不足。式（11）与式（10）含义相同。

控制变量：

外商投资（FI）：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产值远超第二产业产值，工业经济逐渐向服务业倾斜。[23]55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入驻，外资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种类逐渐多样化，为竞争外商投资，原生企业需要通过不断提升自身效率以及发展新技术避免被淘汰，本文采用省市地区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

政府干预（GR）：在经济活动以及经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对要素配置以及产业的调整进行整体把控，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发展现状，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和财政性补贴、制定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从而实现区域发展的目标。因此，本文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

能源结构（ES）：我国是能源消耗大国，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为主。近年来，第三产业数量的提升致使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但能源结构依旧多以煤炭为主，过多的煤炭消费会降低能源利用率，并且恶化环境。[24]135因此，本文采用地区能源消费品种中除煤炭、焦炭的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表示，转换为标准煤。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2003-2020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区，重庆市的数据归入四川省处理）。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资源错配

由于各省市的技术、经济水平有差异，因此，在进行产出弹性的计算时，本文运用了变系数、变截距模型，使用最小二乘（LSDV）虚拟变量法进行计算，回归结果中显示省份虚拟变量与劳动力、资本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均通过1%水平上的检验，说明本模型适用于本文上述公式。利用计算后的产出弹性，结合式（10）（11），计算出我国各省市的资源错配指数，资源错配指数的绝对值越高，說明资源错配的情况越为严峻;当ηKi>0时，说明资源配置不足，ηKi<0时，则表示资源配置过度。

我国各省份主要年份的地区资源错配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中的数据可看出我国各地区均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情况。其中，发展较快的省份如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和广东等省市，近年来都处于正向错配，北上广等地发展速度快，需大量的资本提高金融发展水平，资本价格相较于整个经济体来说偏高，但资本的配置效率并没有充分配置，资本配置不足，引发资本正向错配，部分中部地区则处于资本负向错配，而西北等不够发达的地区，资本配置过剩，这是由于国家投入大量资本进行西部大开发以此均衡发展，但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经济技术水平不高，导致资本利用过剩，从而导致资本负向错配。

此外，我国的劳动力错配大部分处于配置不足的状态，江浙沪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发展快，对高新人才的需求较大，使得当地的劳动力配置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最优配置相比并不够，导致劳动力配置不足;大多中部地区如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外出务工较多，导致本省缺失劳动力;西北地区劳动力劳动力配置过剩，这是由于国家在大力建设西北地区时，给予了大量资本投入，当地劳动力素质低下，并不能对投入的资本进行合理的配置，导致劳动力过剩。

（二）中介效应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是否能够通过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本文根据上述所计算出的资源错配指数，采取逐步回归法对式（1）、式（2）、式（3）、式（4）进行回归。逐步回归法的基本公式为：

Y=cX+e1;M=aX+e2;y=c′X+bM+e3.当均通过显著时，则中介效应效应，当通过检验，则部分中介，当未通过检验，则完全中介。本文使用stata15.0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加入中介变量资源错配的回归结果。列1表示的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通过了1%水平上的检验，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越重，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大，并没有起到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这是由于调节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够完善和成熟，生产要素不能实现合理的流动，市场资源配置作用还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列2为产业结构对资本错配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正向加剧资本错配，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第三产业占比重增加，实体产业逐渐转向服务业等，对第三产业的投资过高，资本过量的流向经济效益并不发达的地区，经济效益发达的地区则受到了扭曲，导致资本错配程度加重。列4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度化能够显著抑制劳动力的错配程度，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对高技术人才以及服务业人才的需求加大，则需要大量吸引高新技术人才及服务业人才，解决了大部分就业问题，优化了劳动力要素投入的配置。列3与列5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资本错配以及劳动力错配视角下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回归模型模型中分别加入资源错配的二次项，结果得出资源错配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性，表明当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的资源错配程度过于扭曲时，绿色经济增长将会显著降低。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能够单方面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影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进一步影响绿色经济增长。

此外，根据中介效应的逐步回归法显示中介效应显著，这表示产业结构升级能够直接影响绿色经济增长，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也能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配置进而影响绿色经济增长。

四、稳健型检验

本文将解释变量用人均GDP增长率替换，再进行中介效应回归，回归后的结果如表4所示。

列1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列2与列4为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源错配的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了资本错配的扭曲，并抑制了劳动力错配，资源错配的二次项呈倒“U”型，当产业结构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将抑制经济的增长。该模型证明中介效应结果相对稳健。

五、结论

通过对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错配以及绿色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基于2003年至2020年全国面板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方法进行研究。并进行稳健型检验。研究结果如下：

（一）我国普遍存在资源错配的情况，较为发达的地区资本正向错配严重，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地区资本偏向负向错配;劳动力大多配置不足。

（二）从中介效应的直接回归结果中看，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波动产生直接负向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可能并未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路线，一味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并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导致经济没有得到合理的正向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加剧了资本错配，抑制了劳动力错配。

从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中看，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资源错配能显著影响绿色经济增长的波动，产业结构升级高度化的结果导致了资本错配严重，当资本错配扭曲到一定的程度时，则引起了绿色经济增长的波动，因此，在产业结构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快速增长的表象之下是否存在发展不协调的情况，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市场化水平，促使经济正向增长。

此外，适当的资源错配可以使得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因此在此过程中，应当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协调力，充分把握产业结构高度化、资源错配以及绿色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合理控制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的扭曲程度，使绿色经济增长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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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WANG Jianmin，FAN Yuh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Technology，Huainan，Anhui，233000，China）

Abstract：Improving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uses the national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20，and adopts a fixed-effect model to study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varying degrees of resource mismatch in various parts of our country，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ggravated capital mismatch and restrained labor mismatch.In additi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rough resource misallocation，showing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The growth of resource mismatch with economic fluctuations is in an inverted "U" shape.When the mismatch of resources caused by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istor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conomy will grow negatively.Therefo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and make the economy grow steadily.

Key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resource mismatch;intermediary effect;economic fluct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