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宇，朱卫东

(1.长沙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48；2.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考核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一方面财政收入和支配权开始由中央逐步下放至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自由度大幅提高，干预微观经济的物质基础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官员晋升制度由传统关注政治表现转为经济绩效导向为主，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微观经济的动机由此更趋明确。时至今日，财政分权度处于稳步上升态势[1]，同时官员晋升考核体系更趋多元化，考核体系中除包括经济增长指标，还包括解决就业、环境保护和促进创新等指标[2-4]，可见地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物质基础得以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干预动机亦更加明确。政府基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干预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现象日趋普遍，在可供选择的经济干预手段中，补贴具有见效快的特征，故备受政府青睐。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例，2007—2018年间政府补贴规模由288.829亿元增加至994.755亿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9.092%，累计补贴金额高达11706.143亿元。2007—2018年间上市企业补贴覆盖率由68.412%增加到95.739%，几乎涵盖了除金融类和地产类企业外的全部企业。

政府补贴政策介入微观主体活动并非仅为弥补微观市场失灵导致的外部性损失[5]，还同时体现出政府更加重视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维护[6]，所以企业生产经营决策越契合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所获补贴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