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凯

神话是一个具备多重复杂性含义的概念范畴，是经由不同理解路径形成的认知存在。基于观察对象的指涉范围，即便冠以“神话学”的建构命名，仍需被跨学科定位而添加到不同研究者各自认同的观念界别中，形成千变万化的意义构成，最终彰显其丰富蕴含且变动不居的特质。最为普泛性的解释认为，神话是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神秘性的叙事营构，并且是决定其当下性状态的根本缘由，因此它也就具有总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认知价值。

神话通常被视为一种描绘神仙或非凡生命传奇经历的记叙文体，它以绝对权威性的隐晦方式，叙述发生在日常情境中，而又超越其上的事件及其演变形态，由此将主题内涵指向叙事学与历史学的思考领域。时间向度朝向关于暂时性之上的永恒性定位，哲学范畴概括处于具体性之中的总体性结构，而这种不变的“总体永恒性”，其实只关乎人类自我历史性存在及由此产生认知判断的相对性内部，显现出它或仅囿于人类学范围的有限性价值，构成理想状态设定下的结构主义模型——关系群和大构成单位的组合，一种被类比的语言学方法论及其具体实施的话语言说，实质在于讲述的故事。

一、形态缘起：话语讲述与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关联

故事的讲述行为必然需要发生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及相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而容载故事的叙事文本则以其内含的虚构性叙事模拟的假定性时空真实，形成对外部世界描摹与想象的陈述关系。讲述的行动也因其必然位居的具体性空间，而构成一种时代文化生产的处境与遭遇，并受其限定与影响，会在故事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中，投射出某种通约性的热点议题与集体性的精神焦虑。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通俗性故事讲述的存在形态，是建立在文化工业生产基础上的框架结构和普遍一致性体系，是源自神话产生的机制而又与其本身具有实质同构性的存在，是具备话语信息传播渠道与意义构造方式功能的“现代神话”生产，是具有意识形态表述功用和满足商业娱乐诉求的大众文化产品。特别是在全球文化资本整合而急剧流变的当下时代语境中，文化再生产的运转机制随着由技术与媒介决定的整体加速动势，而迁延出高节奏的快速消费习惯，那么选择大众熟悉的经典故事文本，融入时代流行性质素的跨界改编路径，就成为一种能够保证资本投资回报和传播有效到达的通用创作策略。

具备广义神话功用定位的经典叙事文本，甚至是大众最为熟悉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神话故事资源，便成为可资利用的素材，不断持续地接受改写与重塑，形成被改造的新型叙事文本，完成文化资本投资的再生产与循环，并在艺术与市场实践的检验与反馈中，论证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与持续性价值，因此成为创作、传播与探讨的热门标的与议题。

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内生性诉求与具有传承性民族文化记忆的神话叙事资源相结合，演化成为关乎传统学术视野中的神话学体系在当下历史与社会语境定位的交叉点与着力点的关键命题，因此需要找到能够让神话经典获取不断重述动力的根源所在或者更为准确的表述，这是这种内驱动力之于当下文化体系内的能动效应如何产生与运作的逻辑。理解这一命题的认知路径有很多，可以选择从当代大众文化生产外部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角度去剖析，显然这是一种符合常态的观察视角与思考方法，但除此之外，仍需回归具体文化产品本身的特殊性构成，才能真正洞见其独有的本质与规律。

融会神话故事素材为内容构成的大众文化产品，具体呈现为跨越媒介属性的文学、影视、戏剧、动画作品文本的对列集成，而它又以其自身的存在，印证了神话本身作为一种故事讲述所应该具有的审美属性，即以虚构性叙事文本为共性载体的艺术本体性特征为基准，探究人类文明亘古以来所形成的群体意识与结构关系，并与当下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基本矛盾形成对话互动，是结构主义的抽象共通性与时代文化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具象独特性交汇形成的复合型场域内，不同认知理念自我表述与话语交锋的隐喻表达，它经由“移转派生的探寻……想出了适当的回答”，无形之中构建了一种深层次的精神寓言。

此种结构关系寓言个体化具象建构的历程，虽在创作艺术实践的表征层面，显现出对于既往久远过去的“神圣化”追溯与回忆，却在价值观念再生产的无意识自觉中，成了指涉当下社会历史语境行为话语的持续讲述。由此，这一群体文化心理之于时代变迁与历史演进中的想象性共振，便以跨越时空与媒介范畴的不同虚构性叙事文本的大众化言说与改编再造，形成了关乎道德伦理表述的情节重塑与“互文性”关联的逻辑递进，而在一种“合法性”话语的自证体系中，受众对于时代热点议题的凝滞性焦虑便以虚拟化的方式，进行了暂时性地解决与释放。

如果试图探究其中内含的运作机制，寻找话语实践模式在作品文本叙事结构与情节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路径，就必然要从艺术本体特征的微相分析出发，关涉其最初来源与不同变体神话叙事的时空性迁变，从而使这一认知过程，达到历史辩证性与结构内在性、文本实在性与文化逻辑性的对立统一。因此，近年来取得巨额票房收益与赢得传播关注热度的系列作品，涉及这些作品的艺术源流和之后的改编呈现就成为该项研究命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对象选择，包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白蛇：缘起》（2019）、《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等动画电影以及与其故事情节对应的经典文本和变体存在。

二、文本考古：源流追溯、经典确指与神话的历史化

神话的原初形态产生于人类文明诞生的蒙昧时代，它是铭刻在生活器具上的图腾纹饰、固定于巫术行为与宗教仪式中的动作演示、描摹超出正常理解范畴的神秘现象的交流口述，以形态散在、质素粗糙而缺乏逻辑严谨性的简单叙事，成为对应其时社会发展形态的原始日常性认知。

对于处在荒蛮时代的懵懂先民来说，神话不是我们今天认知的用来旁证历史的文化遗迹与非物质留存，也并非是以其为素材编织的充满幻想性的奇绝故事，而是伴随他们生活真实的实体存在与价值信仰。就此而言，神话具有与历史同等的意义，即使“只有口耳相传的传说，却同样也被宣称为历史”。

随着流逝时间的更替演进，那些存在于原始物象形态中散碎的只言片语便因为脱离了其产生的时空语境以及上古先民纯粹直接的生命体验，而被当作了旧有的呓语谗妄在当下文明时代的回光返照，那么对其真实性的认同便不复存在。于是，神话不再是历史，而成为神话。神话也不再是可被感知的鲜活存在，而是沦落成失去灵魂与心智的僵化弃尸，只能将自我从现实时空中的物质实体演变为虚化介质内的魔幻传说，通过寄生于模拟世界的虚构性叙事文本的完型重塑，才能经由“借尸还魂”的路径，实现另类生命的延续流转。

失去与历史实存之间的认同性联系，被视作神话的故事，经过认知定位的转向，另辟蹊径，借由虚拟叙事性文本的载体，自我信息得以保存与接续传递。据此之后，神话本体的肉身，以持续更新与不断改置的新型文本形态与实践，成为其在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能够保持生命活力的前提与保证。

在悠远长久的时空更替中，神话文本的肉身不腐，源自其能够与时代精神主旨及现实议题关注结合，于故事内含诸种元素的调度中，成就文化性的寓言书写，以此连接过去与当下，完成价值观念整合重塑与话语表述的功能。因而，神话讲述与言说的历史就变成了文本生产与传播的历史，而两者之间沟通互联又是为了保证经典的叙事寓言结构与当下的时代文化观念，经由文本实践进行有效缝合。

当我们将神话文本生产的历史化进程，看做一种知识生产行为的承继流动则可以借用其考古学定义的思路，通过“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去的事情的新鲜感……历史乃是对文献的物质性的研究和使用”的路径标识，确立对神话叙事的持续变迁进行文本考古的方法，寻找相应初现的源流，定位其承载虚构叙事功用而产出的经典性权威作品，并以此为依据，勾连具有当代性传播效能的新近文本实践，才可有效地理解彼此之间充盈着的丰富结构性意指，完成艺术本体与文化价值之间历史性逻辑关系的建构分析。

图1.电影《白蛇：缘起》剧照

动画电影作品《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白蛇：缘起》（2019）、《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姜子牙》（2020）等，可谓是近年来最为新鲜出炉，在商业、艺术、传播等多方面都广受赞誉的中国经典神话故事改编文本，以其作为研究范例的缘起，而追溯到跨越历史与媒介的源头滥觞，考察其故事主体内容范式经典化的结构呈现，可以在某种变化异同的基本比对中，发现其文本间对列流变的内在肌理。

几部流行于当下中国银幕之上的热点动画作品，大多都有其确指的经典权威文本，比如盛行于明清两代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吴承恩著）与《封神演义》（许仲琳著），而其中的三部动画电影都取材于这两部代表中国古典叙事文学水准的经典名著。《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选取了原著小说“西行取经”的整体故事框架进行全面改塑，演化成一部充满动作与冒险元素的旅途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与《姜子牙》（2020）则是在原著作品群像式英雄叙写的基础上，以两个重点人物单独成章，剪切成为独立段落建构的情节闭环。

相对而言，虽然《白蛇：缘起》（2019）的故事素材选取，也有古时文献中的散碎记载，但相对比较简单粗陋，并不能构成标志化的经典权威著作，而是以民间传说与曲艺演绎的方式，渐次形成的故事主体模型范式。原发性的神话故事素材，由零乱的口耳相传方式，经过一定历史阶段的积累，转化为书面文学集成体系化的叙事营造，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自我文本的历史化生产。其潜在话语的核心信息表述，也由此固定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再看神话虚构化的经典权威作品确立的故事主体内容，其实都不是类似当今网络文学空间中流行的完全架空式的奇幻小说模式，它并不严格程序化地自设文本内的世界时空体系与生命存在形态，而是将神话故事情节直接植入实在的历史背景之中，让神仙与凡人聚合于内，而文本包容的虚构空间则有意模糊神话与历史的界限，通过时间的真实代入神话虚拟设定的“超现实”，营造融入感极强的阅读与接受体验。

神话与历史彼此交融于文学糅合的艺术加工，使历史严肃性遭遇娱乐性与趣味性的消解，实现了自我的通俗化降维；神话则因融入真实时空的宏阔背景，参与历史进程的叙事，而使自己获取了话语表述的权威性和认同感。真实历史通过神话叙事的虚构加成，而被赋予神圣的光芒；时间长河中作为凡人的个体，则因为神话叙事的“神圣化”营造，演化为主流话语推崇的史诗英雄，而被“封神”，变成了曾经活着的传说。

中国神话叙事的沿革转换，一直秉承“世俗化”的言说策略，而着力将神仙世界“社会化”。神仙本身“人性化”，体现出一种“神话历史化”的认知倾向。它首先基于对神话神秘性的唯物主义解构与伦理逻辑修饰，“找出历史的核心……排除了奇异的、不像真的分子”，以此将其“平凡化”，再以娱乐消遣的心态，将原初的神灵崇拜嵌入历史通俗演义中合成，实现反向的“历史神话化”，于是神仙变成了可见的“日常性”存在。在与凡人的交涉相处中，其彰显自我性格的鲜明特征；凡人反而可以经由努力或者机缘战胜神魔，甚至获得成仙升天的机会。

古典小说《西游记》将其时空背景设定于唐朝贞观年间，与故事素材来源大体一致，取自玄奘法师西行印度求取佛教梵文典籍，带回中原编译传播的经历。对于这段历史的典籍记载，亦有唐人所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解玄奘赴印求取佛经的艰辛与付出。亦有玄奘口述，其徒辩机整理而成，描述取经路途奇闻轶事与风土人情的文化地理游记《大唐西域记》，而它也成为“西游”故事的“元文本”。后又经历宋元两代民间曲艺的口头艺术加工（包括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甚至吸取了域外神话资源的营养（古印度叙事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被认为是孙悟空形象的原型来源），才最终在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完成了原初神话的文本经典化。

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则以中国上古时期商周时代之间的史实为背景（元代的历史话本《武王伐纣评话》是与其近似的故事文本，但是其中并无神魔），融入神话叙事的设定，以“妲己乱朝”“商纣暴政”“凤鸣岐山”“武王伐纣”为主线，交织了人间王朝更替与封神“量劫”之争仙凡双线复合推进的情节构设。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姜子牙，存在于真实历史中，他又名吕尚，为辅佐西周文王、武王两代君主的贤能相国。该身份与《封神演义》的设定基本吻合，而关于其身世来历，“《史记·齐太公世家》有渭水之钓徒、游说之士、隐居海滨的处士三种不同的说法”，富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文学作品虚构的情节亦有所体现。

作为纯粹虚设的神话人物，也是动画电影作品截取段落的主角，哪吒在小说中的形象源流则可见于相关古书典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哪吒太子》篇章），其中描述了哪吒原是天庭大罗金仙，受玉帝之命下界降妖除魔，转生为李靖之子的因果缘起。大致情节人物关系也被《封神演义》所借用，并且延续到之后跨媒介的影视创作体例中；又有佛家故事关于毗沙门天王三太子的描述，似乎与李靖和哪吒的身份对应；这些人物关系的设定，构成了《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作品的基本叙事单元，也相应过继成为当下动画电影作品情节的原型内核。

“白蛇传”是诞生于南宋年间的民俗说唱艺术故事，明代田汝成在其编撰的《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中提到的《雷峰塔》，就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命名，直到明末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出现，它才真正以短篇传奇小说的形式，将其主体叙事内容固定下来。相较而言，有关“白蛇”的神话传说，就不像前述取材历史重大事件与传奇人物的作品那样，以宏大叙述的多线复合体系，形成自身经典化叙写的策略基础，但在其早期情节较为完善的书面文本中，依然把一个生活化情境支撑的民间传说给予了最为详尽的时代背景融入加载。“宋高宗南渡，绍兴年间……一个宦家，姓李名仁……家中妻子有一个兄弟许宣”，其文篇头在人物出场前，就大量着墨描摹故事的历史时空定位，亦体现出中国传统叙事艺术传奇性讲述的程式惯习：一种微观情节自由虚设，而对宏观时间价值真实性的极致化追求。“神话历史化”的思维模式，已经深深根植于艺术本体结构与审美追求的无意识之中。

三、叙事重构：框架调用、时空延拓与原生节点的改置

构成神话原初状态的散在质素经由代际传承口头讲述，在民间故事的载体中演化变迁，而最终与真实历史人物、事件及时代背景杂糅，渐趋归并、整理和充盈了自身话语，形成了更易被理解与秩序化的文本存在。于是，神话与历史在一个合成模拟时空建构的世界相遇，通过富有逻辑性的叙事结构，搭建成为颇具史诗性质的鸿篇巨制。不停在时空中流转散播的传奇因子，经过一种能够承载充足信息与叙述强度的虚构型迭代，终于完满了自己的肉身与灵魂，而固定下来。由此，神话完成了故事文本经典化、价值话语权威化、审美趣味世俗化的三重演进，使自身内含的情节编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叙事要素，以较为完整的面貌组合，显现出神话借由可被大众广泛接受与理解，并符合其时序性认知习惯的文艺生产行为的积累，而最终迎来质变的时刻。

无论是文本故事内容涉及的本体艺术层面，由神话质素与历史演义混搭而成就充满奇幻假定性与真实代入性合二为一的想象世界；还是在文本外部话语生产与传播涉及的接受语境中，神话由散乱无序与神秘不可知的僵死状态，转化为被广泛理解与认同的鲜活诉说，重新被纳入时代日常性生活的构成部分；只有大致完成这一历史性进化过程，神话自身本应带有的本体属性及其可以跨越时空距离与介质形态的可能价值，才真正地从一种行为预想变成存在现实。

经由这一过程，神话原初能够被历史化、世俗化且可以进行跨时代转化演变的部分，自然通过文本生产实践累积的经验筛选留存，熔铸于文艺性虚构叙事的经典作品，成为其必要的结构组成；而以集体无意识的精神默契，被视作具有当然合法性价值的真理与知识，就于此证明了现存秩序与权力结构的亘古性与永恒性。于是，产生在蒙昧时代的粗粝、野蛮的原始想象与信仰，演化为大众文化生产话语、历史认知与价值判断的神话。神话实现了进化，重新得以确立了自身性质与价值所在。它也悄然由一种“更深层次的、不来源于个人经验的、非后天习得的先天存在”变为“文化中内化期待模式……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自己所希望的”认知。

神话经由虚构性叙事文本的肉身再塑得以实现自身的经典化、权威化、世俗化，其故事本体与内含话语也就相应具有比较稳定的结构。这一进化阶段之后，可以经由后续神话文本生产实践地不断重述，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力。不过，神话文本与话语的再生产，并非一种常态物质产品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经典结构肖似性基础上的再创造，这也是由艺术品本身的特有属性所决定。再者，时代现实与文化价值观念本身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创作亦然要受到时过境迁之后的当代语境所要求、限制与影响，并顺势而为。最后，时序性抒叙行为包含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本体生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它牵涉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元素之间的权力博弈，即便是经典权威文本，也会受到后来者强力挑战，因为后者本身的创作也与内在的权力与欲望机制驱动有关，它是一种取代前者而使自身成为经典的冲动与实践。

基于多种复杂元素共同催生的文本改编策略，便有了近似或者迥异的方法选择。特别是在一个“立破并举、涤旧生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各种思维逻辑、价值认知、行为想象的众声喧嚣，引发了广泛的话语场域共振，自然催生了大众文化生产变更与形塑的内在动力。新的时代现实形构了当代改编文本，它们依据各自叙事内在及观念表达的需要，而选择了不同的创作路径。

选取经典叙事作品的整体情节框架，淡化“元文本”人物关系与既有时代价值观念的强势捆绑，而加以重新改置后，全新文本话语则指向当下的文化命题，试图形塑一种符合所谓“全球化”与“普世化”的二度言说。策略选择及其生成的生产与传播实践关系，必然需要实现时间上从传统到当下，空间上从东方到西方的适度整合，所以改编后的文本，依然能够隐约显现出神话古典叙事所确立的基本轮廓，却又酌量消减了其蕴含的原有时空信息。在关乎艺术审美升级的“通约性”与“世界性”视野下，故事重塑的构建与接受，依旧是着落于“本土化”与“当下性”的焦点所在。

只保留粗略的叙事框架，而弱化历史具体性的反向操作，是意图借用神话经典的接受广泛性与先在熟稔性，但又不希望改编文本落入既有窠臼，无法承载与“当下性”对话诉求的一种折中选择。这种选择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即便是故事素材来源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稗官野史，但它毕竟经历过自我文本的经典化确指，而构成了高强度话语表述与集体记忆的文学著作，两者之间自由与限制的张力，需要极度精确的掌控把握。

为避免风险，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它是基于文本叙事缝隙的时空延拓性，而进行的填充与展开，即以“前传”或“续集”的方式，为故事主体情节赋予其虚拟世界前情回顾与后续讲述的扩充填写。此种将原始文本作为应用与参照，但是拿来之后，又马上将其旁置化的创作改编，可以有效避免直接改造经典文本叙事安排所带来的艺术本体与价值观念的不相匹配与水土不服，却又可以借助原作的光环，形成自我传播依靠的贴附性话题，最终获得互文观照的审美联想价值，同时也保留了更多的艺术创作空间。

由此而言，依据文本因果时序的创作选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依赖于新作与原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建构，即便后作只是为了证明自身来源的承继性，艺术文本生产行为与及其所追求的传播话题性，已然将文本外部的历史性接续认知变成必然。文本内部空间在虚拟情节的时间逻辑上，也因本身创作策略先在的序列选择，而使两者建立其彼此历史性的关联。文本间形成的顺序性感知，亦因神话文本本身带有的鲜明时代编码特质，而迁延到新作的叙事时间性呈现中，即或主动或被迫地使用真实历史背景交代与融入的讲述方式。

从文艺作品叙事的历史延续性角度而言，它一方面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民间口头艺术风格遗留，另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电影艺术诞生以来，直接从民族曲艺形式跨界过继，而形成的共性叙事美学特征。一种古代说书人为了证明自身讲述传奇的真实性，借用的间接第一人称叙述程式，表示事件来自大众熟知的某人、某个时代、某个场景的亲历，它是随着宋元杂剧话本、明清戏曲等民间说唱艺术形态演化，而形成的“说书人传统”。

依靠对经典文本宏大叙事框架的拿来、凝缩与改置，形成抽取情节经络却淡化原有时空符码的全新填充；在原作文本叙事的时间两端进行前后延拓，填补情节缝隙并加以完满，而于再创文本中，同样以历史化的时代背景再塑的方式，形成新文本与旧文本在故事时间与情节上的接续游戏与互文关联；在这两者之外，亦有某种截取神话段落中的人物与情节，在保证人物基本关系设定与大部分转折及高潮节点进程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拼接改写，而实现自身于故事原有载体之上的全新叙事关系与文化价值理念融合的策略应用。相较前两者，最后一种改编方法的选择，实际侧重点在于如何保证整体人物关系及情节节点不变的前提下，经由叙事资源的调用、拼贴与整合，保持故事因果逻辑的顺畅性、可信性与自洽性。

图2.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剧照

四、当下显影：改编策略选择的内含因由及具象呈现

在中国神话叙事作品逐渐延续历史传承且不断被改编重述的过程中，各种创作方法与策略的选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中，被加以搬用，成为一种潜隐于艺术实践与作品文本之中的经验沉淀。当我们以此对照当下具备大众话题流行性的热点动画电影作品，就会看到这些经验方法的功用显现与价值意义。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选择古典名著“西游”的叙事框架，去除了“元文本”历史故事来源与强势话语捆绑的特定事件元素——“取经”环节的目的指向，而后将旧作内含的“时空”与“文化”流动性意指的情节模式与故事原型——“旅途叙事”抽取出来，并以具有“跨文化”与“全球性”视角的文本改置，将途中事件发生、参与行动实施、人物关系建立的逻辑，定义为“偶发性”的随机“相遇”所触发推动，这并非原有历史来源规定与神话命运确指的先在安排。

以电影影像视听冲击所造就的欣赏趣味与接受惯习来辨别，可以发现，作品呈现的旅行冒险行为与动作展示，更多的是挪借了好莱坞“公路片”与中国传统“功夫片”的程式组合，并依据情感抚慰式的“治愈性”法则，重新形构人物关系与故事演化的逻辑。因此，唐僧的形象就有一个低幼化的回返前置，成为其原著小说中一笔带过的童年之身——“江流儿”，但其并非是某种关涉叙事时空延伸的“前传”改编策略，而是“公路喜剧”模式与“旅途温情”叙述的内在程式需要。相应的就是孙悟空被改置为一个失去法力的昔日英雄形象。一位潜隐了内心正义情感而试图逃避的迷茫青年，等待期盼他回归的芸芸众生之召唤，最终重新完成自我成长与重构命名。“江流儿”则是剧作神话叙事“召唤者”功能的承载者与催化者，而非经典原著中唐僧作为“说教者”与被争夺的“宝藏”存在的叙事角色功用。一个西式的当代大众类型神话，围绕英雄的“日常性”与“凡人”特质的回归，取代了传统文本结构价值与意义的内在逻辑言说。

混杂了“现代性”与“当下性”的影像文本再造，导引出“实在界对于符号化的抵制所产生的剩余快感”，神话经典原著所蕴藉的文化价值逻辑被替换，呈现出一种“西学东渐”式的，源自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对于表象激情的赞叹与沉迷。神话与原初历史真实来源及经典权威叙事产生的时代背景承继关系被淡化，“历史具象化”的故事所衍化出的主题确指，经由“哲学化提炼”的转置抽取，成为形构新的故事文本与价值观言说的载体，而其中所含心理机制的调节模式，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几部动画电影作品改编的实践中，不过是外在表象与体系框架呈现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

图3.电影《姜子牙》海报

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哲学化”主题抽取营构新的故事，替换经典神话“历史性”信息的改编策略不同，《白蛇：缘起》（2019）则是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艺叙事的美学特征，它因循古典民间口头说唱艺术的“说书人传统”，参照经典神话历史小说的模式，把握文本叙事时空所依赖的真实历史背景融入与规定性确指关系，完成了一场关于非物质遗产当代仿制生产的文化实验。

动画电影作品巧妙地将自身所依托的文化资源——“白蛇传”的故事加以线性链接，却又将其“旁置”。按照明清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警世通言》相关篇章惯用的“神话历史化”方式，它转向了一种关于“白蛇正传”时序性回溯的“前传”再造。电影文本调用了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贯穿时代民生状况与儒家治世理念的评论文章，以“永州之野产异蛇”等文中寥寥数语描述中晚唐时期底层百姓艰辛生存的历史境遇为背景，营造出了神魔世界与真实历史交织的叙事虚构。

不过，《白蛇：缘起》（2019）改编策略标注的“元文本”，并非是以短篇古典小说出现的叙事作品，而是指向了20世纪90年代曾经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1992），甚至在影片故事情节中出现该剧主题音乐与物名道具。电视剧情虽然缺席，但却以动画电影叙事线索暗示的前后相继的叙事时空存在的方式，唤醒了关于艺术生产与文化情境接续延拓的情绪记忆与景观再现，一种涉及“二手真实”的“二手记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二手创作”，被“复制代替了本原”的话语生产程式，却也符合当代大众神话生产的后现代逻辑。

究其根本而言，还是因为在神话权威叙事演进的过程中，之于“白蛇传”故事“经典化”文本的不确定性与未臻完善所致，因为在明代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中，它只是完成了基本叙事框架的搭建，而其中包含的人物关系、道德立场与价值判断与后世演化的版本相比，是大相径庭乃至南辕北辙的所在。

清代戏曲家黄图珌和方成培各自撰写的戏剧传奇《雷峰塔》，天一公司拍摄的影片《义妖白蛇传》三部曲（1926-1927），田汉创作的京剧剧本《白蛇传》（1953）等跨越古典戏曲、当代戏剧、电影系列等不同媒介样式的叙事作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同构建了关于“白蛇”与“许仙”爱情故事的神话传奇，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流转，这些文本系列并不容易以“经典化”的样态为大众媒介和一般观众所熟知。

基于新的伦理逻辑改造的叙事文本，匹配当代大众文化的记忆需要，而选择《新白娘子传奇》（1992）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它作为经典参照，保留了古典时期后续叙事改造的成品面貌，又符合现代传媒强势话语心理认同的无意识存在。如果说动画电影作品不经意展露的道具器物与非关键细节，那块许宣捡来的废弃招牌——关于“保安堂”的联想，还只是将资深《新白娘子传奇》剧粉丝记忆唤醒的话，那么在片末与“彩蛋”的后续交代中，我们明明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造型设计显影而出，极为熟悉的音乐旋律随之响起，无疑是“犹抱琵琶”的长久铺垫后，于尾声之处的“图穷匕见”。改编策略的精要之处，恰恰在于最后一抹的“点睛之笔”，它最终完成了新编作品与经典文本的情节勾连及时序连接，也为自我系列的再续操作，留下了一个可被纳入经典与二度创新的灵活空间。

《白蛇：缘起》（2019）的改编策略显现出某种对古典叙事承继与模仿的偏好，神话叙事载体的衍变与创新背后是攸关民族性审美主体价值自身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展示。这或许是符合正常思维逻辑的合理化选择，却不一定是一种必然性的路径走向。另一部动画电影作品《姜子牙》（2020）其实就体现出了在改编形态的表象形式类似前提下，内容填充、风格把控与价值表达层面的迥异之貌。

虽然依照口头艺术与古典小说惯常使用的时代背景交代，“神话历史化”叙述方法似乎在开篇之处展开，由此牵扯出动画电影作品在时间线上指向“封神”故事之后的续编分支，但它不过是来自姜子牙于冰天雪地独自垂钓时的“意识流”化追忆，是其心理外化并具有魔幻性的影像再造，但很难达成与以往民族化、古典化的“封神”作品相接续的互文想象关系。在新文本所体现出的审美风格与叙事体例层面，其更接近于法国“左岸派”电影与“新小说”写作的特质，它更重视心理动素的游荡感，甚至显现出要“从其寄存的物体上分离出来”的疏远与隔膜。

在整体的另类氛围营造中，人物关系、空间场景及其相关情节与原著明显脱离的命名关系，比如“静虚宫”与“师尊”异质化的影像呈现，妲己与九尾狐莫名的神魂联络，乃至阴谋与命运交织而积郁的悲剧感，都显现出一种迷茫游离的怀疑态度与存在主义气息。基于此文化精神气质的迁变引导，姜子牙的人物性格与整体面貌画像也相应发生了巨变。一个修道无成、白发迟暮的庸碌老者，在《封神演义》宏阔的叙事线中，不过是牵引神仙封神量劫与凡间王朝更替的“工具人”与“应声虫”。经由动画作品的全新重塑，其不仅外在年龄与形象呈现了根本改变，而且其内在精神世界与外部行为选择也带有了“反抗者”与“启蒙者”的悲剧英雄气质。因此，动画电影作品《姜子牙》（2020）与经典文学原著《封神演义》及较为忠实改编的后续文本之间，或许仅仅是存在着表象意义上的名称调用关系，而并未形成文化内在气质与艺术风格承继层面的历史序列化连接。

同样取材于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动画电影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与《姜子牙》（2020）相比，除了于群像式人物集成塑造的宏大叙事之中，截取个别人物与段落作为主要对象的策略选择相似之外，亦有整体风格基调与改编方式的迥异之处。《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没有像《姜子牙》（2020）一般，以名义上的“续编”手法，抛开原著脉络走向，形成自我全新创作的偏振性游离，而是在紧紧依附与贴近经典旧作基础上，根据叙事营构的需要，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置与挪移。

动画电影将小说作品中部分叙事段落，即“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作为叙事情节承载延展的主体骨架，其中包含的元始天尊安排太乙真人送灵珠转世李靖之家，哪吒出生之异象迭生与命运不凡，太乙真人收徒授艺与赐宝，哪吒与敖丙于海边遭遇比斗，东海龙王因子丧亡而发誓报复陈塘关众人等原著中引发转折的背景设定与高潮节点，都在新作中加以保留，但是却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改造设定。因此，这些熟悉的文本要素在动画电影新作内的融入改置，呈现出人物与情节原型关系的考古学踪迹移植，但又最大限度上进行了完全相异的“魔改”。

为了丰满作品叙事矛盾张力和情感询唤烈度，《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甚至将原著中与此段落毫无瓜葛的其他人物拼接“乱入”，设置了申公豹与太乙真人、哪吒与敖丙这两对互为对手与镜像的师徒关系，将之视为推动情节发展与动作场面的核心要素。动画电影作品以二元交织对立的线索设置与平行演绎，将人物与事件的因果逻辑进行了更加复合化的处理，随之而来的是新文本中人物与伦理情感的复杂化，那么命运与内心冲突的主题亦被强化了。《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在新的主题冲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自我关于时代话语议题的言说，即如何看待事与愿违的身份、命运与现实。这一命题，其实一直贯穿于作品情节推进的始终，是几乎每个主要人物皆要面临的困境和必须破解的难题。

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可以说是最为恰当地利用了原作神话叙事的传奇因子，施以适应当代艺术审美旨趣的叙事重塑与文本再造，而实现了自我本体风格与议题传播层面采用神话原型故事改编策略所预先追求的完整感与到达率，也使自己成为具备“古典性”“现代性”与“当下性”三位一体特质的神话叙事范式，其蕴含的价值理念的丰盈与饱满，也足以使之在艺术本体与外部传播的双重层面，获取相当的好评与赞誉。

结语

图4.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剧照

历经岁月沧桑而持续演进的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经由虚构性叙事文本形态集成，形成自我经典化的确指，它是在“神话”本身实现“历史化”再造的前提下之于历史的传奇性叙写。其文本内外的双重“历史化”进程，在于叙事虚构世界对现实历史时空的假定性模拟与真理性认证，而其时间性价值的偏好溢出则形成其作为大众文化生产行为与民族神话原型话语不断重述的叠加效应。神话成为一种持续反复而又必须翻新的讲述需要，可在其文本生产的系列排布中，寻找可以遵循的内在逻辑规律，并以跨媒介性的创作方法与改编策略的艺术实践形成不同文本间逐级递进的对照关系。之于具体作品生产与形态呈现，乃至文本中的人物与情节关系转化，同样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历时性嬗变与关乎时代精神集体焦虑的共时性社会议题的主宰，显现出与其传统经典文本指认的不同面向。在当下大众文化艺术与娱乐消费语境下，打造出的具象视听产品，如何在关乎叙事本体层面产生与之匹配的景象与映衬关系，就是需要另文撰述加以评析回答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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