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蓉

[摘    要] 网络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工作更为艰巨，文章基于社会冲突理论，在对网络民意表达与政府应急管理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网络民意表达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的社会安全阀功能。民意表达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础，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则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只有获取并充分了解公众利益诉求，才能从根本上认识社会发展与公众需求间的差距，从而发现和解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

[关键词] 冲突理论;民意表达;应急管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21. 01. 085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21）01- 0205- 03

0      引    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物质文化生活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等各领域，各类突发事件易发频发，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不仅管理对象和事务增多，管理幅度和难度也随之加大。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与发展犹如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公众提供了更便捷、经济的民意表达渠道，将潜在的更高的公众参与转变为现实;另一方面，它所放大的公众情绪、不完整或片面的“直播方式”，以及滋生和蔓延的虚假消息或谣言等问题，也给政府应急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民意表达与政府应急管理间内在要素，从而发挥网络民意表达优势以推进新时代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对网络民意与应急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民意的功能与缺陷，网络民意与政府决策、政府回应间关系等方面。如俞可平认为网络民意的兴起及其对政治过程影响的增大，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表现，然而目前的民意政治也存在着重大缺陷，如过分偏重决策环节，而忽视了授权环节;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印记，极端的平民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1]。马亮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和普及让公众更容易发声，极大刺激社会多元化发展，公众凭借网络更有效地串联和行动也推动政府的“响应力”发生巨大变化[2]。翁世洪则通过大量案例实证分析，提出鸵鸟模式、杜鹃模式、蜂王模式和鴛鸯模式等四种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以探讨网络参与和政府决策回应之间从冲突走向协商的途径，从而提升政府治理效能[3]。虽然网络民意存在一定缺陷，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民意表达将为政府决策、应急管理以及社会治理提供动力与机遇。

总的来看，学者们在分析网络民意功能与缺陷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网络民意与政府决策及回应间关系做出了深入探究，且取得了丰厚的学术积淀，也为本文网络民意与应急管理内在要素与关系界定探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应急管理是针对各类突发事件所进行的预防、预警、处置与善后等一系列动态管理过程，其对突发事件处理讲求“时效”和“实效”，在短时间内政府部门要联动各相关机构调查并做出快速决策，对公众的质疑和批评要做出快速回应。因此，本文试图基于冲突理论进一步探寻网络民意与应急管理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发挥网络民意功能，以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创新。

1      现代冲突理论及其适用性讨论

现代冲突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它是在批判吸收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社会均衡、稳定、和谐等观点基础上，解释当代社会问题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其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和刘易斯·A·科塞（Lewis A.Coser）。现代冲突论强调人们因为资源、权力和声望等是有限的而发生的斗争过程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源泉。冲突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是，构成社会的各部分远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平稳运行的，而是互相冲突的，秩序只是社会各部分之间不断进行的冲突的一种结果，而且它也并不就是事物的自然状态[4]。其主要观点包括有：

（1）社会总是处在对稀缺资源的争夺状态中，其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之一就是权力。简而言之，冲突就是权力的斗争，而不仅仅是阶级间对经济等资源的争夺，社会就是“一个持续展开着权力之争的竞技场。”

（2）冲突对社会系统具有正向的功能，其中就包括对社会及群体的内部整合功能，对其的稳定功能、对新的群体与社会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对新的制度与规范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以及对具有社会的平衡机制作用等等。在科赛提出的“安全阀”理论中，社会冲突能够及时并有效地把社会中各种敌对情绪与敌对能量释放出来，能够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微调”，以至于避免形成巨大破坏力的恶性冲突，这样就有利于稳定社会结构[5]。

（3）冲突作为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平衡机制，在解决冲突时就必须增进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交流与和协商。达仁道夫认为，社会各部分流动程度越低，冲突的强度就会越大，冲突各方的能量若不能通过社会流动来宣泄和排解，就会越积越多，最终以暴力的方式爆发[6]。这样将不利于社会稳定，但采取协商谈判等方式就能够有效地减少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

社会冲突理论在承认社会冲突普遍性的同时，将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并建设性地认为社会冲突具有整合、创新、平衡等正向功能，强调以理性沟通、积极疏导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之策，最终推动社会变迁与进步。而应急管理的基本任务就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通过对现代冲突理论的深入分析，它对于本文试图揭示的民意表达和应急管理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启发意义。

2      冲突论视域下民意表达与应急管理的内在联系

2.1   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冲突性与矛盾性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由于一定程度的冲突是社会群体得以生存并持续生存的基本要素，因而冲突的存在不仅是社会运行的常态现象，也是社会运行的普遍趋势。政府应急管理是针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防治、应对、控制和处理的动态管理过程，无论是突发事件的产生抑或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都无法避免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经济快速发展与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改革纵深推进与群众利益不均的矛盾、公共财政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滞后的矛盾、网络环境改变与公共政策透明不足的矛盾、公民民主诉求与权力结构张力的矛盾、执政能力提高与干部作风改进的矛盾等。这些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公共突发事件，从而呈现或转移至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通过对社会冲突理论的认知，冲突的存在是社会运行的常态现象和普遍趋势，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冲突亦是如此，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应急管理顺利实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因而，我们要正视应急管理过程中社会冲突的客观实在性，充分发挥矛盾或冲突的正向功能，保障应急管理的顺利实施。

2.2   应急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同样具有正向功能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一定程度冲突或矛盾对社会的整合具有正向功能。这种正向功能被科赛归纳如下：①冲突对社会与群体的内部整合功能;②冲突对社会与群体的稳定功能;③冲突对新群体与社会形成的促进功能;④冲突对建立新规范和制度的激发功能;⑤冲突对社会的平衡功能。[7]根据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系统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依赖性的复杂体系，一些频率较高且激烈程度较低的冲突的释放，不仅不会必然激化矛盾，反而会在释放负能量后提高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如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矛盾冲突，尽管房屋拆迁与再造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在此过程中政府、开发商以及公众等各方利益交织在一起，拆迁补偿往往难以达成一致，自“重庆钉子户”（2007年）到“宜黄拆迁自焚”（2010年），再到“海口大规模强拆冲突”（2016年），拆迁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升级，政府应急管理也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然而，在此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矛盾，尤其在制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过程中更加注重程序公正，并引入专家建议、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相结合的机制，使程序、决策更加民主、合理，从而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矛盾和冲突是政府应急管理的起点，同时也是政府应急管理的转折点，正视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冲突的正向功能，是促使政府应急管理顺利实施、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

2.3   民意表达解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

民意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反映着社会各阶层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与态度。尽管民意表达过程中存在“公民”和“精英”的交锋，现实性矛盾与情绪性发泄的并存，但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表达意愿、讨论制度的途径。政府应急管理则是政府机构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防治、应对、控制和处理，以达到社会均衡状态的动态管理过程。其中每个阶段都需要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互动。在事前阶段，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及时关注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了解公众的意愿或需要，从而尽可能地做出政策调整，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将冲突或矛盾消解在萌芽阶段;在事中阶段，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就应急方案及事件进展及时向公众和媒体告知，以积极的回应态度打消公众的质疑;在事后阶段，则要充分获取公众的意见或建议，尽可能地做出政策调整，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公众也需要通过民意的表达，来释放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下的紧张情绪，从而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为公众的情绪释放提供了较为畅通的疏导渠道，也为公众的意见表达构建了一种合理的对话机制。正如特别是由科塞提出的“安全阀”理论，社会冲突能够及时并有效地把社会中各种敌对情绪与敌对能量释放出来，能够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微调”，以至于避免形成巨大破坏力的恶性冲突。民意表达在政府应急管理中则承载着“社会安全阀”作用，在某种程度民意表达为解决应急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的提供了可能。

3      冲突论视域下网络民意表达化解应急管理冲突的作用分析

3.1   民意表达是化解冲突或矛盾的基础

应急管理对象是突发公共事件，除自然灾害外的大部分突发公共事件都是由潜在的社会问题或矛盾所引发。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冲突或矛盾往往经历着“潜伏”、“出现”、“化解”这三个阶段。如2009年武汉公交线路调整中，由于政府与公众对于调整方案均有着各自角度的理解与需求，于是冲突出现，然而在之后的沟通和协商中双方逐漸出现了共同的“交集”，总体意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冲突化解。在此过程中，民意表达是解决矛盾和化解风险的基础。应急管理工作针对矛盾和风险，最终目的是减少其带给社会的损失，保持社会的稳定状态。而民意是社会的晴雨表，只有深入了解公众需求与想法，才能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3.2   畅通表达是化解冲突或矛盾的关键

2010年以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已成为公众发表意见、畅所欲言的重要渠道，较之于传统的上访、信件等民意表达方式，网络民意表达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武汉公交方案优化调整事件的民意表达方式主要是网络留言，公众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其对公交线路缩短的不满以及现行公交线路的不足，决策部门得以知晓公众需求，从而做出调整和优化。其中，表达机制的畅通是事件的关键所在，畅通在这里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表达渠道的畅通，公众有平台或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二是表达内容的畅通，决策部门不仅能够看得到，而且要有后续行动。这也需要决策部门思维模式的转变，尤其要克服“谈网色变”的心理，彻底克服“本领恐慌”。善于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地运用网络资源来了解民意、开展工作，彻底改变传统单向思维定式，变传统“发号施令式”为互联网“互动交流式”，变“强势命令”为“平等沟通”。

3.3   网络环境为化解冲突或矛盾提供助力

网络环境为民意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在武汉公交方案优化调整事件中公众普遍运用的是网络留言形式，虽然网络留言远不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与政府交流互动时的畅快，但它依然赋予了武汉市民表达的机会与平台。虽然从本质上看，化解矛盾或冲突的关键是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该机制实现了政府与公众间的沟通、互动及协商功能，但是网络的兴起或规模化或许是保持民意表达机制暢通的良好契机。网络提供了一个便宜而且普遍的手段来帮助人们交互信息，尤其是帮助一些分散的微弱之声得以汇聚和放大，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表达。事实上，很多冲突和矛盾就隐匿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由于长期无渠道表达或表达成本过高而一直压抑和积累，以至于最终以超高能量爆发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为民意表达和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使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有机会表达利益诉求并参与决策过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增进社会各部分之间的交流与和协商，以减少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从而形成社会系统中的平衡机制。

4      结    语

党的十九大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重大政治判断，也体现出极强的“安全阀”功能。如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提及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不仅仅表现为满足基本生活的物质文化这些“硬性需要”，还表现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人民的参与感、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等“软性需要”，[8]只有认识并把握了公众的这些“软性需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从而对于科学决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说，社会冲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正是因为有社会冲突的存在，从而推动了社会变迁与社会变革，并且避免了社会系统的保守与僵化，关键是如何发现并识别社会冲突。网络的普及与技术的发展为民意表达提供了低成本和零门槛的平台，随着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提升，网络环境在社会冲突的识别和化解过程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急管理的本质是应对各种风险或冲突而引起的突发公共事件，识别各类风险和冲突是应急管理的首要工作，尤其是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若能通过民意表达及时有效释放社会中各种敌对情绪与敌对能量，很多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恶性冲突都可以避免。因此，借助网络平台保持与公众的沟通与互动应成为应急管理部门的常态性工作，从而使民意充分反映在预防准备和应急决策过程中，帮助应急管理部门在复杂形势中处于主动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中国的民意政治[J].中国治理评论，2014（1）.

[2]马亮.网络推动政府回应民意？[EB/OL].政见，2015-10-18.

[3]翁世洪.中国网络参与下的政府决策回应模式[EB/OL].中国改革论坛，2015-10-09.

[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6-28.

[6][美]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2-56.

[7]彭远春，黄景.社会冲突理论对我国社会建设实践的启示[J].实事求是，2010（4）：13-15.

[8]黄宪起.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智慧中国，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