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帅

摘要：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中，韩少功以“同时代人”的身份聚焦“77级”大学生，重返八十年代”。在主题内容上，小说对同代人与1980年代的回忆指向了两个层面，记忆的变形术和时间的辩证法。记忆的变形术不仅涉及事实层面，而且指向价值判断层面;时间的辩证法，不仅指“77级”大学生由“理想的修辞”到“世俗的语法”的转变，而且指时间流程中不同时代互相的质询和反思。在艺术风格上，小说在抒情与反讽之间建立了一种情感张力，呈现出一代人的复杂性，展示出1980年代的多层面向。同时，它也保证了这代人重新开启他们永无终点的“修改过程”，使他们既怀念1980年代的纯真与理想，又质疑1980年代的缺陷。这一不断怀念和怀疑中的“修改过程”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代人“无可复制的理想主义”。

关键词：韩少功;《修改过程》;1980年代;抒情与反讽

一  “同时代人”与“重返八十年代”

《修改过程》的主人公是“77级”大学生。从代际视野看，这代人既深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又身历充满人文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因此，他们是天然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无论是出版社出于宣传目的，还是批评家解读作品，理想主义都成为进入《修改过程》的关键词。比如，《修改过程》的扉页上便写有这样一句话：“无可复制的理想主义者和他们的绝版青春”。毋庸置疑，理想主义是这代人重要的精神气质。但是，当1980年代和它的时代之子进入到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中，它们呈现出来的一定是杂色，而绝不会是单纯明净的金黄色。

这当然与韩少功的创作思维有关。南帆在《历史的警觉》中认为韩少功1985年后的创作产生了“诗意的中断”，并将这种现象归之于作家的“警觉”，他说：“警觉使他无法再对什么人信赖地纵声歌颂”。在修辞策略上，“警觉”体现在“一些俏皮的形容词，一种冷冷的嘲讽，几句咯人的挖苦之词”，它们“将有效阻止滥情的倾向，阻止读者对于这些人物产生过分的亲密感和崇拜感”。①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思维特征，“历史的警觉”一直体现在韩少功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中。当然，它也反映到了韩少功对待1980年代的态度上。与同代作家相比，韩少功比较早地提出了反思1980年代的论题。他在一篇题为《反思八十年代》的访谈文章中清理和分析了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维方式。在谈到1980年代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时，他说：“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所以说简单地按八十年代确立的这种以现代反传统的观念（当然还可能更早，五四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八十年代是一种强化），去认识现代和传统，你就不会真实地描绘现实，也不会真实地诊断。”②所以，对于1980年代，韩少功并非一味留恋和赞美，他更多的是反思。这种反思的立场和态度，在《修改过程》中便体现为他在书写“77级”大学生和他们的1980年代时，依然保持着“警觉”。他这样谈到写作这部新作的动机：“拉开二十多年的距离，用后事比对前事，才会有新的角度和聚焦。这么说吧，80年代有可贵的热情和勇气，但那时的精英心态也害人。有些老哥们甚至永远停留在那里，再没读过什么书，更没有多少实践，几个招牌概念一直呱叽到今天，还动不动就怀旧，是挂勋章，上雕塑的那种劲头。在一定程度上，《修改过程》就是冲着那种心态去的。”③

韩少功的这段话表明，在时隔四十多年后，他对1980年代和“77级”大学生的追忆绝对不是一种廉价的怀旧。相反，他是以阿甘本所谓“同时代人”的身份来对这代人进行文学书写。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就是不相关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④因此，“同时代人”与自己的时代构成了一种“同时代性”关系。所谓“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者时代错位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去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同时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⑤回顾韩少功的文学道路，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时代人”。诚如陈晓明所言：“虽然，韩少功反复处在当代文学的潮流之中，当这样一种潮流以他的位置来建立来寻求支点时，我们发现，韩少功从这个潮流中又逃脫了，我们在下一个历史的某个位置又看到少功的身影，但是我们会看到，他又转身离去。他始终有他那一种个人介入历史的位置和方向，但到一定程度，他总是会抽身离去。”⑥正是“同时代人”的身份，使得韩少功在回首他这代人的时候，更愿意强调“距离”和“新的角度和聚焦”。 在时间“距离”和新“角度”的烛照下，往事或者说记忆将会发生变形。于是，时间的辩证法便产生了。

在这里，所谓记忆的变形不仅涉及的是事实层面，而且指向价值判断层面;所谓时间的辩证法，当然不仅仅指的是“77级”大学生由“理想的修辞”到“世俗的语法”的转变，而且指向的是时间流程中不同时代互相的质询和反思。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记忆的变形术，还是时间的辩证法，都是“修改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也永无终旅的步骤。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既有留恋又有反思的追忆和“修改”过程中，韩少功以更加富有建构性的方式重返1980年代和描写“77级”大学生。而我们便从这里出发，去理解《修改过程》这部新作的丰富内蕴。

二  文学介入生活与记忆遭遇变形

在当下社会，如果我们还在追问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可能会被人耻笑。因为，当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等取代文学成为大众精神娱乐生活最重要的内容时，文学的位置似乎有些尴尬。文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属于大学文学教授和研究生们的专业知识，它能否越过学院的藩篱，重新介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也变成了疑问。文学的这种现实命运曾经一度让有些人文学者担忧，世纪之交当代文学界对于“纯文学”的讨论和反思便是这种情绪的彰显。对于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处境，韩少功早有体会。1991年，他在《灵魂的声音》中便说：“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但是，韩少功对于小说的命运并不悲观，因为在他看来，小说自有其重要作用和价值，“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⑦即便是面对人工智能对文学的威胁时，他仍然为文学的独特性辩护：“人类智能之所长常在定规和常理之外，在陈词滥调和众口一词之外。面对生活的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其文学最擅长表现名无常名、道无常道、因是因非、相克相生的百态万象，最擅长心有灵犀一点通。人类经验与想象的不断新变，价值观的心理潮涌，倒不一定表现为文学中的直白说教——那样做也太笨了——而是更多分泌和闪烁于新的口吻、新的修辞、新的氛围、新的意境、新的故事和结构。”⑧或许正是基于对文学的信心，韩少功在《修改过程》中描述了文学深度介入“77级”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情况。

在《修改过程》中，核心的文学事件是大学教授肖鹏写作回忆自己“77级”大学同学的小说。从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角度看，肖鹏的文学写作对生活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对此，我们不妨从他的写作动因谈文学写作对其生活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错把王维的名诗当成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宣传，从而产生了对自己记忆力的怀疑。为了拯救自己的记忆力，他开始了文学写作。因此，对于肖鹏而言，“小说若干，就是在这一段自我救亡期的副产品”。⑨也就是说，小说写作变成了肖鹏治疗失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从医学或者病理学角度上讲，此时文学就如同生物药品一样，起到维持人类生命的基本作用。对于生命个体而言，这一层面的文学当然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通过对肖鹏写作动机的描述，我们很容易看到，韩少功没有把文学神圣化，反而将它降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使它参与其中。并且，这个时候文学降沉到日常生活显然与1980年代不同。当我们说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时，这里的文学是一个形容词，它内在地包含着青春、理想、诗意和激情等含义。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日常生活富有文学性，人们很难把文学与日常生活剥离开来。而对于肖鹏而言，虽然文学与生活达成了一致，文学就是正在进行的生活之一部分。但是，生活绝对不是文学。因此，文学写作介入肖鹏的日常生活只能是有限度的介入，是一种并非纯粹的精神参与。但是，作为“77级”大学生和1980年代之子，在日常生活诗情消解的年代里，肖鹏毕竟重新让文学进入到他的生活中了。

肖鹏的文学写作产生的第二个影响是它干扰到了老同学的日常生活。《修改过程》的开篇便是，当年的大学同学，如今的报社副总陆一尘认为肖鹏的文学写作歪曲了自己的形象。因此，他便千方百计地联系上肖鹏，让他删除与自己相关的文字。陆一尘的举动使肖鹏意识到文学写作对生活的重要影响，他如此感慨：“不过是在电脑里码几个字，也可能一石激起千层粪。明明是一些好话，充其量是语带诙谐，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知会炸得哪里玉石俱焚。”⑩事实上，肖鹏的回忆性文字不仅在当年的同学那里引起了反响，而且也使自己的日常生活激起了千层浪。在这里，文学写作带给肖鹏的便不再只有拯救记忆的医学功能，它也会带来各种苦恼和烦扰。具体到小说文本中，苦恼和烦扰的体现就是他的记忆总会受到老同学的质疑和辩驳，乃至修正。因此，肖鹏不得不一再地反思自己写作的准确性，从而“删除”一些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构成了其文学写作对生活产生的第三个影响。

有趣的是，韩少功为《修改过程》的第一章起的标题便是《作者你别躲》。这似乎已经隐喻了回忆往事的作者必然会遭遇到来自往事的共同参与者对其回忆准确性的判定。对作者而言，这就是一种宿命。从小说文本展开的方式来看，《修改过程》中对几位“77级”大学生陆一尘、马湘南和楼开富等人的纪传体书写中，每个人的形象都不仅仅来自肖鹏个人的回忆，也有他人的回忆作为参考。有时，这些参考性回忆与文学写作者肖鹏的回忆大相径庭，比如楼开富在小说中便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小说如此叙述，暗合了韩少功在《修改过程》中借助肖鹏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质疑和追问：“如果有人以为小说里有生活的全部，小说与生活之间可以画等号，那恐怕是一个天大的错误。道理很简单，小说无论中外都别名‘传奇（novel），总是聚焦于新奇之事，于是生活中大量的吃喝拉撒和生老病死，因琐屑无奇，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小说之外，成为大盲区，相当于‘沉默的大多数。”11诚哉斯言！确实，与小说中的生活相比，现实生活要丰富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代中国，很多时候现实中的魔幻和传奇甚至远超小说家想象力的边界。顺着这个方向思考，《修改过程》中出现对小说文体的追问和对小说作者的不信任便不足为奇了，“一种逼得小说家们没工夫撒尿的追新猎奇，是否一定合理？特别是从当代的小说来看，谁能保证，小说家们挂一漏万之后，所取之‘一必定比千万个‘一更重要？更能表现真正的生活？明此理，大概就不必对筛选出来的东西过于信任了。”12

这当然不是韩少功在小说中第一次表达对小说这一文体的不满，在《马桥词典》中他就有过这样的感叹：“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13对于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和《修改过程》中所表达的这些文体观念，我们不能仅仅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在最浅显的层面上，它们当然是作家韩少功对文学如何最大表现世界的思考，我们甚至可以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说明这些思考的合理性。比如《修改过程》中“一种逼得小说家们没工夫撒尿的追新猎奇”很容易让人想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家黄子平的名言“创新的狗逼得作家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但是，韩少功对传统小说文体的批评对我们更大的启示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解构中心，建构多元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法。用学者叶舒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视野，他如此说到：“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倾向就是批判权力话语对边缘文化的压制，让各种闻所未闻的弱势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地方性知识从‘小儿科变成大人科。”在叶舒宪看来，“马桥词典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鑒的个案。”14确实，《马桥词典》为一个处于边地境遇的村庄“马桥”编撰词典本身就是一种解构中心，建立多元的文本尝试。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追问，韩少功在《修改过程》中又在破解什么中心，建立什么样的多元景观呢？很明显，这次他指向的是记忆，是关涉1980年代的记忆。《修改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话：“2班62位健在老同学可以说：亲爱的，我们回忆，故我们在。我们惦念，故我们在。我们千言万语却总是词不达意，故我们在。”15这里的句式套用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但是句意却产生了质的变化。对于“77级”大学生而言，回忆或者记忆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前提和依据。但问题是，谁的记忆是可靠的？也就是说，记忆是否会发生变形，过程是否会得以修改？如果我们以这些问题来质询《修改过程》中肖鹏的记忆，我们立刻就会确认，他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他的记忆遭到了变形，随着记忆的变形，过程也得到了修改。

那么，肖鹏的记忆是如何变形的呢？换句话说，哪些因素参与了肖鹏记忆变形的过程？首先是时间。站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长河的此岸回首彼岸的风景，个人记忆能力再强，也会对某些事件的细節产生遗忘，更何况是肖鹏这样本身便具有轻微失忆症的人呢。其次是当下的传媒和商业力量。作为一个可供消费的“黄金年代”，1980年代早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了，这从图书市场上关于1980年代的文化书籍的畅销和长销可见一斑。在这样的商业语境下，任何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都有可能面临着市场的改写。小说中肖鹏的文学写作便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尽管他希望按照自己的内心写出自己的1980年代，但是以市场和读者为导向的网站却一再要求他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或多或少的删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肖鹏的记忆必然得到了变形。最后是情感和立场。与时间和市场这些外在力量相比，情感和立场是最能使记忆变形的力量。因为记忆的主体毕竟是人，如果人能保持客观的立场，记忆相对也可以保持一定的真实。问题是，对于公共性事件的记忆，不同立场和情感的人的记忆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修改过程》中肖鹏对楼开富的描述和毛小武对楼开富的回忆差异极大。

三  时间的辩证法与“尚未定稿的故事”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说：“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16鲁迅深刻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最初表露便出自于此。从鲁迅的这段话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在鲁迅这里，“历史的中间物”与其反抗绝望的哲学是连接在一起。因为不甘于绝望和虚妄，所以作为因袭重负的历史之子便只能将自己定位为“中间物”。并且，在鲁迅的内心里，“中间物”的价值在于为未来者开启新路，是通向新世界的桥梁，而非新世界本身。“中间物”的宿命不是逐新，而是随着新的到来，走向消亡，不成为新的负累。因此，“历史的中间物”带有更多的悲壮性，它是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理念。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中国每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他们几乎都把自己当做“历史的中间物”。对于他们而言，深藏于内心的这种意识充满了悲壮的使命感。因此，当他们回首自己所走的路程时，往往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从某种意义上讲，“77级”大学生，乃至广义上的1980年代的亲历者们也都是“历史的中间物”。因此，当1980年代的时代英雄回首他们的青春时，那种怀旧心情也可以理解。

与1980年代的时代英雄一样，韩少功也是“历史的中间物”。但是，韩少功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历史仅仅定位在1980年代。换句话说，与固守于1980年代的人，他更希望自己能够不断开拓新的人生疆域，在每个时代都能留下自己的足迹。因此，对于韩少功而言，他可能并不承认哪个时代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他更愿意做一个“同时代人”。或许正是如此，当他在书写“77级”大学生的时候，便不会仅仅停留在1980年代，而且要写出这代人近四十年的人生变迁。也就是说，他要写出时间的辩证法在这代人身上的体现。在这里，所谓时间的辩证法，大体有这么几个含义。首先，它指向的是一代人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生变化。在《修改过程》中，无论是陆一尘，马湘南，还是肖鹏，楼开富，这些“77级”大学生在近四十年的时间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人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开拓自己的事业，家庭却极其不幸，比如从年轻时代就热爱经商的马湘南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却因为家庭生活不幸走向了自杀。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慢慢地远离了自己既定的人生轨道，比如一心一意渴望从政的楼开富大学毕业后自己的仕途生涯并不顺遂，最终厌倦了官场。马湘南和楼开富个体人生的变化充分说明了时间的残忍与无情，无论当初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在时间的冲刷下，它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产生质变。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发生变化是时间的辩证法最显在的体现，也是它最基本的意涵。

在《修改过程》中，时间的辩证法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77级”大学们在近四十年中经过的两个时代，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精神退化或者进化的关系。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黄金年代，它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和诗意。从1980年代过来的人们会特别缅怀它。因此，最近十余年，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学术界，他们的“重返八十年代”很容易陷入怀旧的情绪。比如著名作家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很像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对往昔成就和功业的深情回首与留恋。再比如原《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一书中有一段对1980年代颇有诗意的表达：“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17总之，在朱伟的印象里，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年代，是他的黄金时代。

作为朱伟的同代人，韩少功在谈论和书写1980年代的时候，并没有仅仅以抒情的方式简化这一时代。这不仅体现在《修改过程》的叙事主体部分，而且体现在小说的附录部分。《修改过程》有两则附录，其中第一则附录叫做《1977：青春之约》。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在这篇类似于电影脚本的附录中，用了两个不同的短语来概括1980年代。这两个短语，一个是“理想的修辞”，一个是“世俗的语法”。当谈到“理想的修辞”时，小说中有着颇为抒情的表达：“这一代人注定要卷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变局。只是这种变局并非嘉年华，既意味着奇迹，也意味着苦熬和镇痛。对于他们来说，诗与远方其实就在脚下，是一砖一瓦和一针一线，甚至是后来日常的沉闷、困顿、焦虑、辛劳。”“他们做不了太多，也许只是匆匆而过的流星。但他们的理想曾共振在一个时代的新起点——这已经使他们拥有青春增值的一份幸运。”18在这段抒情性话语中，韩少功充分肯定了“77级”大学生和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并且，从“他们做不了太多，也许只是匆匆而过的流星”这样的表述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鲁迅“历史中间物”的意识。

毫无疑问，韩少功对1980年代满怀深情。但是，他又深谙时间的辩证法或者历史的复杂性。所以，在对1980年代抒情过后，他紧接着就是对它做出了理性的批判和分析。这也就是小说附录中所谓的“世俗的语法”，小说中说：“显而易见，传统的革命激情仍在延续，但青年们不再拒绝世俗，恰恰相反，个性、利益、功名、情爱、享乐一类倒成了理想的应有之义，个人欲望成了公共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这些多少有过些社会阅历的学子来说，他们来自清贫和禁制的往日，其理想从一开始就翻腾着人间烟火与食色天性。那么这是衰变还是革新？是可疑的人格分裂，还是必要的观念重组？”19这里，韩少功似乎触及到了一代人精神世界断裂与延续的问题。对于“77级”大学生而言，理想似乎变得不那么纯粹，有些暧昧和复杂。它或许还延续着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理想，但却已经与更多形而下的欲望和外在的功利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两种世界观的冲突要大于和谐。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1990年代以后，包裹在革命理想内部的个性和欲望等冲决而出，成为新时代定义人的关键词。从这一角度而言，今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都来源于1980年代。但问题是，1980年代产下的蛋是否就是天经地义的呢？用《修改过程》中的话来说就是“这是衰变还是革新？是可疑的人格分裂，还是必要的观念重组？”

这是韩少功对一代人精神结构的逼问？这种逼问恰恰说明了时间的辩证法，即不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人突然就成为欲望的奴隶，而是它的种子本身就潜伏在1990年代。这种对时间的辩证思考，一方面说明两个时代的历史延续性，黄金时代绝非一尘不染，纯而又纯。一方面则说明一代人健康完善的精神结构尚未完成。这样，历经1980年代的“77级”大学们固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的中间物”，但是他们本身作为一个重大的精神现象问题标识着一代人精神结构的未完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韩少功在《修改过程》的附录中称这代人的人生故事还是“尚未定稿的故事”。小说中，韩少功这样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当年在M地区的实习期实在太短，更富有挑战性的大实习和大会考，其实在毕业后无限期展开。家庭与事业，挫折与成功，健康与心态，合作与竞争，中国与世界……面对这数不胜数的考题，谁敢说自己是个门门满分的骄子？谁不曾在浩瀚时空前一次次重新理解短促与渺小？”20

在这里，很明显，韩少功对一代人和一个时代的理解是站在一个不断反思的立场上进行的。因为不断反思，所以才能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在认识问题的基础展开新的人生旅程。而不是一再停留在原地，使自己漫长的人生只有一页可观的图景，其它则或者乏善可陈，或者一片空白。因此，强调一代人人生故事的未完成性，实则是对“历史中间物”意识的超越。它要求人们不是把自己锻造成历史的遗迹，而是不断地超越自己，不停地创造历史。其实，这也是韩少功本人人生经验的总结。作为作家的他，不仅在文学上，同时在实践上不断开拓自己的疆域。从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到1990年代的《马桥词典》，再到新世纪的《暗示》和《山南水北》，韩少功的文学之路随时代不断展示着丰富和复杂的面向。与此同时，他在社会实践上，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80年代创办《海南纪实》，1990年代主持《天涯》，两份杂志标志了作为编辑家的韩少功对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尚未定稿的故事”实在是韩少功对自己以及一代人殷切的期许。

结  语

《修改过程》问世后，一些批评家注意到小说文体和语言的戏仿和游戏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少功对1980年代缺乏温情和激情。事实上，细读《修改过程》，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当年被南帆所谓的“诗意的中断”在这本小说中时有复活。在《1977：青春之约》中，韩少功富有感情地写出了一代人“向新时代注册报到”的理想和激情。阅读这部分，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更能感受到韩少功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抒情的真挚。而从小说叙事结构上讲，作为附录的《1977：青春之约》是对小说中充满反讽和游戏语调的内容的修改。因此，在《修改过程》的结尾，韩少功以抒情修正或者说修改了反讽。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在《修改过程》中，抒情和反讽并没有情感价值上的大小之别，它们只是代表了韩少功对1980年代既怀念又怀疑的复杂态度，两者都不能互相解构彼此。由此，我们可以说，与其说《修过过程》在单纯地对1980年代进行反讽，或者抒情，不如说它在抒情与反讽之间建立了一种情感张力。正是有了这种情感张力，小说才能呈现出一代人的复杂性，才会展示出1980年代的多层面向。同时，这种情感张力的存在也保证了“故事”“尚未定稿”的一代人重新开启他们永无终点的“修改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怀念1980年代的纯真与理想，质疑1980年代的缺陷。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不断怀念和怀疑中的“修改过程”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代人“无可复制的理想主义”。

注释：

①南帆：《历史的警觉——读韩少功1985之后作品》，《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②韩少功：《反思八十年代》，载韩少功：《韩少功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③舒晋瑜、韩少功：《完成一个对自己的许诺》，《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2期。

④⑤[意]吉奥乔·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载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0页，第20-21页。

⑥陈晓明：《作为一个思想者作家的韩少功》，《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⑦韩少功：《灵魂的声音》，《海南日报》1991年11月23日。

⑧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读书》2017年第6期。

⑨⑩111215181920韩少功：《修改过程》，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第7页，第116页，第117页，第282页，第273页，第274页，第274页。

13韩少功：《马桥词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14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相遇——后现代文学研究与<马桥词典>的认知价值》，《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

16鲁迅：《写在<坟>后面》，载鲁迅：《魯迅序跋集》上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

17朱伟：《重读八十年代·自序》，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