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超

摘要：打工诗歌发轫于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新世纪、新时代等不同时代语境下，不断变化的空间变迁深刻影响了打工诗歌的经验、记忆、心理影响及诗艺演进。研究打工诗置放的空间场域，有助于我们从既有的“底层书写”视域抬头俯瞰全貌，既可以观看打工诗歌的外在特征，也可深入挖掘其内在属性。

关键词：21世纪;打工诗歌;空间;意义

21世纪前后，以底层叙事为代表的伦理书写遽然成为文坛热点，而打工诗歌风头甚劲，一度风头无两，而晚近它渐趋于边缘与宁定。打工诗歌几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同频共振，它远接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涛飞浪涌的社会风潮，见证了1990年代芜杂多变的裂变情状，又与新世纪内爆式发展的社会形态发生强力的对冲，它以蓬勃旺盛、元气淋漓的姿态呈现了诗歌融入当代性的现实努力。“在新世纪文学画廊里，它已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文学现象，成为新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①学术界既有的打工诗歌研究大多聚焦在苦难的人道主义同情与道德化的声援上，业已肯定了打工诗歌的历史贡献与文学价值。学者张未民激赏了打工诗歌“在生存中写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作家陈建功认为，它是“变迁的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近年来社会各界积极肯定了这一群体参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被宪法归入国家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新工人阶级”的提法也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空间场域因其鲜明的生存实践性，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显在或潜在的影响。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诗人表达经验的场域容纳点。空间常与地方交融，但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空间已经是诗人竞争灵智与才情并赋予价值的场域。“文学景观应该被视作文学与地理的融合建构，而绝非是一面反射外部世界的透镜。同样，文学作品不只是对地理景观进行富有感染力和激情的阐释，它也提供了识知世界的别样方式，揭示了一种富含意义、经验、知识的论域。”②打工诗歌不断牵涉的空间位移，是深入窥视打工诗歌不可闪躲的重要观测点。打工诗人在故乡或远赴他乡的身体感受，构成了一种体感空间。空间具有身体性和日常生活性，而身体在空间中的遭遇，直接体现了人的生存状况。打工诗人的体感触动，促成了诗歌的身体意义。打工诗人切近现实的举动如荀子所说的“天官易物，心有征知”，是在以知觉感知空间。在面对打工诗歌时，必须提及它发生的空间场域，这有助于我们从既有的“底层书写”视域抬头俯瞰全貌，既可以观看打工诗歌的外在特征，也可深入挖掘其内在精神属性。打工诗歌引发的诸多社会学意义的话题，实际上蕴含着打工诗人的空间认知。

本文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分期，着重考察打工诗人面临的不同时代语境，借助于对打工诗歌所处不同空间的理性分析和哲学分量，阐释了空间变迁对打工诗歌的经验、记忆、心理的影響及诗艺的变迁。

一  均质空间：作为愿景的乡土世界

乡土世界作为打工诗人的出生地、成长地，是打工诗人赖以存放情感的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藏着诗人永远书写不尽的“艺术潜能”。打工诗人笔下的乡土世界，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见证，是真善美生长的土壤，适宜不断催生泥文《温度就要被推上极致了》一样的作品，“开始想起炊烟的温度/那床破棉被的好/此时，温暖我/一次比一次葱绿”。“万物美好，我在中央”，在观看乡村物象时，打工诗人如同患上了“恋物癖”。陈忠村、陈亮、赵亚东等打工诗人对乡村风物的热恋一如既往。打工诗歌总是将故乡浪漫化、审美化处理，这里的“诗意地栖居”是一种艺术化选择策略。

乡土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早已是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部。但自然地理空间始终是打工诗人活动的背景，也是抒情展开的基础。“我无限热爱着鲁南这块土地的/玉米地。万物都在移动/玉米周而复始，从起点到起点/从热爱到热爱，像那些不弃不离的乡亲/落地，成长，生育，流落到粮仓/又蝌蚪一般回到大地的暖房”，诗人尤克利的诗歌《热爱》言说了打工诗人的共同心声。打工诗人在表现乡村时，多采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特征和表达方式，这一特征决定了自然景观无可避免地要成为他们的主要认知对象和观照对象。“主体的审美心理同自然空间逐渐建立起双向互动的对应关系，触景生情或借景抒情更是成为主体情感生成和情感表达的常见模式。”③故乡作为具体的地理空间，通过打工诗人艺术处理，转换为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化符号。作为空间元素的故乡山水、自然景观，参与了创作主体的审美艺术加工。空间体验是打工诗人在生存空间中所体察和感悟到的内在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构成了打工诗人创作最直接的来源。

乡土空间几千年来具备均质性，至20世纪末乡土世界的外在物象仍具备稳固的同一性，打工诗歌对故乡主题的书写变化无多，盖因其心理基础稳固顽韧，所能变化的只有意象、音韵、诗节等形式上的元素。打工诗人甫一写作的基点就是坚定的乡村吟唱者。故乡，在诗歌仍呈现为时与空的结合与心理经验。乡野虽阔大，但均质的空间属性，适合安静幽闭的诗性言说。

打工诗歌描述的乡土愿景里的空间是由时间绵延生成的。绵延，是一种主观化手段，如同让古老的时钟凝滞一般，诗人通过场面调度或蒙太奇手段，赋予现实生活一种美好的诗性，从而让疲惫的灵魂于此时此地漫游，又可以在短暂的“飞升”期获得愉悦、满足感。如许强《二千里的乡愁》描述的体验一样，“阳光，把二千里的乡愁/照得暖洋洋的”，打工诗人通过时间的凝滞，诗人在空间转换的现实世界寻求到了解脱之径。它如同一种幻觉，在空间上表现为“恋地情结”，始终将故乡放大为美好的象征。打工诗人对故土风物的此种书写，诗意从“此在”出发，在接近“彼在”的路程中让诗歌主体“安在”。如诗人尤克利所说：“我想用诗歌将乡村的风景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将忧伤冲淡，让罪恶枯萎，将苦难用笔画过，使美好事物长留人间。”

古老的乡村文明更容易驱使打工诗歌陷入乌托邦的幻想。而现实的乡村毕竟不是变动不居，作为完美象征的乌托邦已成为虚构的世界，越来越难以置放。柳冬妩、白连春的诗歌始终将目光投向充满野力的大自然，期冀留驻自然的原初状态，召唤行将走远的本真。诗人张守刚、唐以洪等，善于聆听村庄的细小声音，诗风冲淡平和，歌咏的还是“前现代”性质的乡土世界。他们长于打量农事和植物，经常洄游到童年和乡村，有着明确的过去时间取向。具有这种时间观的人，对往昔念念不忘，视既往的经历为当下、未来的行动指南。

福柯将乌托邦比喻为镜子，而作为真实存在的乡村毕竟不是镜中之物。失望、惶惑霸居着离乡又返乡的打工者的内心。作为观看对象的地理空间，必然膺服于诗歌抒情的需要。打工诗人笔下的乡村空间仿佛一个可供倾诉的有情之物，成为打工诗人灵魂游荡的表征世界。曾文广的诗作《戒不掉的乡愁》即是例证，“喧嚣的工业区/寂寞的工业区/生长着一种叫做乡愁的植物”，打工诗人不得以要在异乡存放乡愁，试图在城市空间飞速延展中找到乡村世界的情感归依，他们的诗歌就有了新的表意。

打工诗人不断置身他乡，而选择把记忆依存于旧日的故乡空间。在反复离乡与返乡之中，打工诗人饱尝浪迹天涯之苦，他们的灵魂倾吐在颓败的乡村与光怪陆离的城市之间游荡，难以完成精神上的还乡。“在异乡，我把单薄的民谣披在身上/像父亲那样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季”，曾文广的诗作《乡村是忧伤的》情绪复杂，如此的“乡愁”竟然如同“乡悲”一样苍凉。打工诗人多有浓厚的乡村背景，或在欠发达工业时代的城镇长大。他们有着乡愁与城愁抵牾的双重经验，而下一代诗人鲜有此种记忆与现实的对照经验。

二  异质空间：复杂的城愁表达

在检视打工诗歌时，不应简单视为文学地理学的附属品，而当如巴舍拉所说：“空间并非填充物体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时间的重要性降低，而空间的重要性突显。空间造成的时代焦虑更为常见，空间的变迁牵扯着大时代的象征秩序的重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变化，空间不再是均质的空洞容所，而开始成为能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位所。“这种新的空间形态学代表的不是以往模式的一种延续，而是一种急剧的断裂，不只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和意义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政治、文化所有层面都具有深刻意义。”④21世纪初期以来，面对乡土世界的荒芜与空疏，打工诗人到异地的城市谋生更为常态。从熟悉温暖的乡土空间置身陌生冷酷的城市空间，他们对新空间的体感与认知刻骨铭心，这样的诗歌经验鲜活、沉痛，为新世纪初期的文学注入了现实的强心剂。

边缘空间具备分隔空间的属性，能够为相关空间共享的公共性决定边缘空间生境的丰富多样性。“边缘空间不仅是区分空间的因素，同时是塑造空间形象、表达空间存在意义、营造场所认知氛围的要素……”⑤除少部分打工白领乃至金领者外，绝大多数打工者工作的场域可归入“边缘空间”。所谓边缘，是与城市的核心区域相对应而言的。打工者的边缘空间（异质人群的聚合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核心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缝合着现代城市因功能分区而产生的城市碎片。

如海德格尔所说：“边缘并非事物的结束……而是显现事物的开端。”乡土空间能够给予诗人正向的真实稳定的心理回馈，而边缘空间对打工诗人来说是负向的不连续的创伤记忆。记忆作为苦难的宝藏，是有选择性地朝向诗歌敞开。打工诗歌中的记忆书写是有选择的，突出一部分记忆的同时就意味着要刻意遗忘一些痛苦。这样的回忆始终与遗忘相随，如同手举蜡烛进入角落，反而会使房间其他地方变得更黑暗。如哈布瓦赫说：“对历史来说，当一段过去不再属于当下群体的思想仍能触及的区域时，它便成为了真正的过去。历史似乎必须等到旧的群体消失、其思想和记忆也随之灰飞烟灭之时，才能着手描述这些只有它才有能力保存的历史场景，并确定他们的顺序。”⑥对相当多的打工者来说，暂住证、收容所、工伤、欠薪等难以名状的记忆，反而在最初的诗歌创作中并不多见，成为一种选择性的遗忘。“异托邦”有其落脚的位所，他们过于分散，只能以碎片化存在。打工诗歌从当下出发，照亮过去的某一刻，以期打通未来。工友们的合影，像是凝固了的时间;拍摄的视频像是时间的累积。这样的时间暂停，如同“异托时”，它意外地生成了诗意的陶醉。在严酷的现实空间下，“异托时”的显现需要打工诗人耐心细致的召唤，这样的诗歌通过短暂“遗忘”来确证存在。

打工诗歌描述的劳作空间，作为异质性的一种存在，带有强烈的规训色彩，它是诞生创伤记忆的产床。规训是福柯的哲学思想。厂区多位于城市的边缘或城乡结合部，作为边缘空间的突出特征是异质性，看似开放体系，但排斥来者。这种排斥性决定了打工作家的自我言说才更适合接近幽闭空间，而知识分子的旁观只能是一种游离于苦难中心而出于人道主义同情的“他说”。无数个封闭空间的人事与心理反映，已经成为新世纪初期打工诗歌的日常经验，也成为新世纪文学空间的重要景观。广为诗坛熟知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写了大量以黄麻岭为描写对象的厂区生活诗作。她笔下的“黄麻岭”有着不忍观看的真实，是新世纪诗歌经验不可绕过的存在。“黄麻岭”是典型的规训空间。“在这些开合系统中，权力的运作是通过空间和时间的控制来进行，对空间的隔离和开放在社会的体制下形成了既定的规则，进入空间之中首先被规训的就是人的身体，这是渗透了权力和规则的空间带给人们的。”⑦郑小琼诗集《女工记》描述的工厂读来触目惊心，有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的双重规训。工厂主的微观权力通过对时间、空间二个维度对打工工人实施规训管理。在全景敞开的空间内摄像头无处不在，打工者身心疲惫，无处遁逃。流水线也是全景敞开的规训空间的组成部分，它是最易被打工者体感的压迫力量。与流水线有关的车间管理与劳动纪律，无非是让打工者围着机器提高效率，使打工者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有了机器附庸的锥心感受。雁翼诗作《路灯》描写了一群睡眠不足的打工者将眼里的路灯当作有罪之物，它是开工死命劳作的象征，是驱赶人忙碌工作的替代物。谢湘南的诗歌《一只钟的生产流程》铺陈了一只鐘的生产流程，它需要三十个打工者付出宝贵的青春并销蚀灵魂。张守刚《加班加点的夜》一诗描述了流水线前的打工妹夜夜加班加点，以至呵欠不断，夜晚在她们的眼里无限漫长。在刘丽华看来，指纹机如同魔鬼，“我们将自己缩紧/像一群茧，集体沉默”。在全景敞开的规训空间内，打工者成为被看护、禁闭的对象，身体被迫与生产高度一致，而以废品率、务工等名义的惩戒，已经对打工者造成了本能顺从和精神高压。厕所、宿舍、食堂、浴池等半开放空间，同样是微观权力规训的空间，工厂会向打工者出示无缝衔接的精密时间表，仅仅给予打工者有限的自主支配时间。厂区工作的超快节奏与机械重复，使得打工者有快速与缓慢的感觉，故此他们的诗歌中的时间为“心理化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