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寅丽*

美籍土耳其裔政治思想家塞拉·本哈毕比（Selya Benhabib）在她关于人权的论文集《动荡时代的人权》引言中，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2001 年9 月18 日，“9·11”事件之后不久的一天，她带着女儿穿过纽黑文的惠特尼大道，去往一个红十字中心为“9·11”的幸存者献血。护士在听到她的名字时，迟疑了起来，“本……哈毕比”，护士重复着，似乎在想这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也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恐怖分子。那时，这位以探索民主和身份政治著称的学者不禁感到，自己这一人道举动此时是“不被需要，甚至被拒绝的”。实际上，本哈毕比是出生在土耳其的一支西班牙系犹太人“塞法迪”（Sephardi）的后裔。据她考证，这一犹太人支系在15 世纪为躲避宗教迫害流亡到奥斯曼帝国。那时的阿拉伯世界对他们来说反而意味着宗教宽容，因为奥斯曼帝国给予了他们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得到友好款待的权利”。1See Seyla Benhabib, Dignity in Adversity: Human Rights in Troubled Times, John Wiley & Sons, 2013, p. vii-viii.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关于“国家之间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第三项规定了“普遍友好对待的权利”，即每一个人不会单纯因为踏上别国国土就受到敌意对待。本哈毕比所遭遇的这个不快经历，折射出了“9·11”事件之后伊斯兰文明和人权问题的紧张关系：“伊斯兰”总是和反人权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又因其作为文化符号引起的安全恐慌，而伤害到西方社会本来承诺要保护的一些个人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在颁布之初，美国人类学会就提出过宣言所假定的人权普遍性如何适用于不同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