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万*

四十三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致力探索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从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伟大变革。虽然改革开放最初并不以保障人权为名，但是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用主义取向，在客观上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了个体权利，并建立了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现代法治体系，这为中国人权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政府发布的《改革开放40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的开篇，对此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揭开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同样是在四十多年前，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撰写了名为《东方学》的长篇著作。在这部兼具启发性和争议性的书中，萨义德提出：“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1［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页。质言之，萨义德提出了一个长期被遮蔽、被忽略的事实：东方学（东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创造的知识谱系，甚至可以说“东方”概念本身就是西方基于自身需求创造出来的权力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