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鹏*

一、导论

在关于人权的理论纷争中，特别是涉及国际人权争鸣时，经常会追溯人权的根源；而以人权为焦点的分歧，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也广泛存在。例如，当中国主张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的时候，1“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中国主张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优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从而为全世界广大人民享受各项人权创造必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11月），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1/Document/308017/308017.htm。有关评论，参见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95—104页；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5—27页；张文显：《新时代的人权法理》，载《人权》2019年第3期，第12—27页；刘志强：《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逻辑构成》，载《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第23—34页。我国学者认识到，人权的等级是中国的主要主张。参见白桂梅主编：《人权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人权不应当区分先后，2西方人认为，人权应当不分先后。Theodore Meron, Human Rights Law-Mak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A Critique of Instruments and Processes, Clarendon Press, 1986, p. 87-88.甚至生存权和发展权到底是不是人权也受到质疑。而在人权讨论中表现出的文化不理解、不宽容、不信任，在世界舞台上仍然频繁显现。1关于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政治性与超政治性的说明，参见龚向和：《人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32页。尽管呼吁人权、倡导人权在人类社会中已有数百年的历史，2关于人权的历史演变，参见龚向和：《人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