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海松

与不少国家在刑法典中列明罪名的明示方式不同，我国《刑法》对罪名采取了隐含式（暗含式）的立法模式。从应然层面而言，通过立法确定罪名无疑是必要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均未能实现罪名立法化，“立法制罪，司法正名”的格局〔1〕参见艾小乐、王耀忠：《论真正的罪名法定化——罪刑法定主义之本义》，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6期，第129页。已然形成。在短期内对《刑法》作全面修改几无可能的背景下，罪名司法确定的模式仍将延续。〔2〕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后，“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改的决定等，对刑法作相应的修正，并编辑公布1997年修订的刑法原文、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刑法修改的决定、历次刑法修正案和修正后的刑法文本，并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2021年4月15日访问。应该说，在罪名司法确定模式运行多年的基础上，通过此次编辑修正后刑法文本加入罪名，促进罪名立法化，实乃契机。但遗憾的是，编辑公布的修正后刑法文本仍未涉及罪名。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特刊。罪名确定固然会涉及理论问题，但更大意义上是技术问题。而且，罪名确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基于不同立场和视角，往往会形成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