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川

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介入因素的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问题一直是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尽管在理论上持续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诸学说为介入型因果关系的认定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教义学资源，即不管是传统的必然因果关系论、偶然因果关系论，还是后来发展的条件说、合法则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论等都试图为介入因素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提出一定的原理标准；但司法实践却体现出采纳上述理论成果的程度非常有限，尚未能形成判断介入型因果关系相对明确合理的清晰标准，由此导致围绕这一问题讼争不断，形成实践难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因果关系理论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与争议，实践中即便希望采纳理论成果也受限于理论抉择的困难而可能无所适从；〔1〕参见杨建军：《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证明》，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82页。另一方面，刑事司法实践中借助典型判例，形成了一种实践中相对承继的、广泛接受的独特判断逻辑。〔2〕比如以《刑事审判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中的诸多典型判例逐渐形成的、被司法广泛接受的介入型因果判断三重性标准。对其形成过程与判断标准，下文有详细论述。受此影响，目前因果关系理论上的新发展还不能说对司法实践中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反思臧否介入型因果关系已有原理的基础上，将司法实践传统逻辑与因果关系理论新发展结合起来，为介入因素下复杂因果关系的判断提供更明晰、合理的参考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