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1958年，我考上有“文学家摇篮”之称的北京二中，正赶上长篇小说热，《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等一涌而上，令人眼花缭乱。出于爱好，我几乎都读了。一天见到了久仰的韩少华老师，他听我说起对文学的酷爱与对当下长篇小说的读后感，兴奋异常，有股遇上文学知音的劲儿。听我说完了，问我：“看过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吗？”我说：“还没读到。”因为当时这本书似乎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书名气大。韩老师郑重地说：“找来读读。其实，文学性最强的，是这本。立志学文学的话，就不能光看热闹，要注意文学性。”

我找来《我们播种爱情》读了，由于年龄太小，才十三岁，说不出什么文学性，就是感到这位作家比其他同时出版当红名著的作者更富于浓厚而激越的人情味儿。从此，徐怀中这个名字深深刻在我的心中。20世纪80年代读到《西线轶事》，感觉徐怀中受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明显影响，开辟了中国文学从人的侧角写战争的先河。后来听说他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莫言等大作家出自他的门下，就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而到听说九十岁的部队作家徐怀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牵风记》，好评如潮，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就不禁吃惊极了，忙买来细读。感到这部书的成就绝对不限于军事文学，而是整个新文学的一个高峰，他以深掘人物“心结”为标志练就了中国当代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经典力作。从《牵风记》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文学性。

文学究竟是什么？最精粹、最深刻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千百年来多少作家、评论家、理论研究家，都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代的前进与人类文学境界的提升，人们对文学的认知也提高了。钱谷融先生首先提出的“文学是人学”主张，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作家为读者提供新的人物形象的自觉性越来越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进步。

即便军事文学，人也是中心，因为战争是人从事的。军事文学不是战争史或战争论，而是对战争中的人的刻画。那么，人物刻画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性格，是人情，是人物命运的纠葛，是人物的内心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心结”。所谓“心结”，就是令人陷入困境的坎儿。帕慕克有句名言：“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人类的基本恐惧。”对于一个正经男人，特别是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文化人的齐竞来说，妻子未婚前是不是处女，恐怕是“基本恐惧”，也就是一种“心结”，一种“困境的坎儿”。而《牵风记》恰恰是紧紧抓住这个核心来写的。

《牵风记》中的主要人物齐竞，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学艺术回来，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战场上一场接一场的战役，场场打得精彩，成为军事指挥艺术与铁血之气完美结合的高级指挥员。他和女文化教员汪可逾有一段炽热的恋情，但是因为他头脑里所谓“陈旧观念，要从意识中去除很难”的初夜权作祟，不对重伤昏迷的女朋友给予同情、关心，却质问其是不是处女，实际上是把女方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品，使女方失去人性的独立，令冰清玉洁、天真纯净的汪可逾内心深处受到极大伤害，对自己一直爱慕的首长和男友发出了最严厉的斥责：“是谁赋予你这样的特权？凭什么我应该被你所笼罩？……”“齐竞，我从心里看不起你！”最后齐竞在银杏树洞中人体雕塑般的汪可逾遗体面前扑倒在地，两手插入泥土向前爬行……战争结束后，这位开国英雄孤身终老，在忏悔和孤寂中死去。这就是齐竞的“心结”，是令他“陷入困境的坎儿”和“基本恐惧”。但他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是一种人性的弱点，并不影响共和国元勋的形象。反倒从他不饶恕自己的自省中看到了元勋们品质的高尚，也更加反衬出汪可逾的纯真。

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的要素究竟是什么？有一位我所敬佩的当代著名作家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语言，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后来在我亲笔实验，写作《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时，又感到除语言外，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是结构。怎么把你所掌握的材料结构成一部艺术品，实在是太关键了。读过《牵风记》后，我才悟到传世作品的核心要素是：人的“心结”。语言和结构确实重要，但都是为“心结”服务的手段和方法，不是本质。流传百世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与中国的《红楼梦》，其实核心正在“心结”：安娜苦在既不能与卡列宁离婚又不能得到渥伦斯奇的真爱，黛玉愁在既不能与宝玉终成眷属又不能脱离俩人之间的真爱。抓住了这个“心结”，以艺术的语言、完美的结构刻画之，就有了写出传世动人之作的基础，形成优美的作品。什么是文学？这就是。

早在1962年，徐怀中就曾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却迫于外在压力不得不将书稿烧掉。当初那一部书稿，是正面描写1947年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取得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胜利。小说笔墨所至，正是作者所亲历过的，那一段充满艰难险恶的悲壮历程，如同身体的烙印，始终伴随着徐怀中生命的延续，永远不曾淡忘。

时隔半个多世纪，《牵风记》出版，已与初稿大不一样。作品不是正面写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战争，而是以雄浑的战争为大背景写人物的奇幻命运：以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一号人物汪可逾那“标志性的微笑”和古琴、老军马的传奇，给人以奇特幻美的诗的感觉;曹水儿的复杂性格与悲惨结局令人喟叹不已;甚至那用笔不多的小春壶，也从唯成分论中解脱出来，显出人性的光彩，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八路，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烈士。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之前的文学作品没有过的，的确是战争与人的描绘中最精深的一部，但最精粹、最深刻的属于文学最高境界的东西却在齐竞与汪可逾的“心结”中。过去的任何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对人物“心结”的开掘从未达到这样的深度。

据作家自己说，《牵风记》从构思到今天出版，经过了六十余年，经历了三次否定。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那次焚稿。第二次是80年代初，受到思想解放运动大潮的冲击，对文学创作认识上得到极大的启迪与觉醒。想到烧毁了《牵风记》手稿毫不足惜，觉得必须从零公里起步，再度开发自己。青年作者要的是弃旧图新，独辟蹊径。如自己这样老朽一辈，则是要彻底摆脱头脑中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与自我局限，回到小说创作固有的自身规律上来，但要做到，何其难尔，只得擱置。第三次是新世纪，老了写虚构的小说更难，不如先写实。2013年，报告文学《底色》写成并获鲁迅文学奖后才又开始小说创作。十多万字的一部小长篇，竟在手上团弄了四个年头。

倘若没有这三次否定，1962年正面描写1947年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稿本得以出版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以徐怀中的经历与素养，肯定在当时还会是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是文学性上能与如今的《牵风记》相比吗？

不仅原来的稿本与如今的《牵风记》不能相比，徐怀中在这一稿本的修改过程中，也是不断有文学质的飞跃。他的挚友、文学评论家周良沛在2018年3月6日给他的信中说：“比之上一个版本，有一个很大的文学质的飞跃。战争和人，都纳入‘一号首长齐竞和女文化教员汪可逾的关系中来展开，保持了艺术的完整性。它是大战争中的小插曲，也是平常人在不平凡时代的大故事。”这条意见极其重要，情节是为人物服务的，而不是倒过来，人物为情节服务，所有情节围绕齐、汪之间的关系展开，才可能集中笔力深掘人物的“心结”。

这封信又说：“看前一遍稿，齐竞娶妻生子的结尾太杂乱，把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降低为很俗气的人，不伦不类。现在一扫陈旧气息，成为令人为之动容的一幕悲剧，被毁灭了的人情美在读者心目中得到永存。后面齐竞的殉情，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唯美，将小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个看法提得太棒了！是周良沛作为第一读者和知心的老战友、懂行的文学评论家，第一个肯定了《牵风记》最后定本升入了文学性的绝美境界。

这位知心的老战友、懂行的文学评论家，还提出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读第一遍打印稿我就曾提出，发现小汪全裸身体的，你原来设计是摄影记者，一般化了，应该改为齐竞。看这一遍稿，我仍然坚持这个意见。齐竞留学日本学习艺术，对人体摄影有一定认识，事件放在他身上更加合情合理。而且不妨写得更人性化、更夸张一些。”这条意见非常正确，徐怀中同意照改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齐、汪的线索贴近、突出。

我的启蒙恩师韩少华老师说过一个精辟的见解：“对氛围与意境的酿造，正是对一个作家功底与天才的严峻考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每一传世之作，就是一个例证……”

《牵风记》成功的“造境”很多，齐竞在银杏树洞中人体雕塑般的汪可逾遗体面前扑倒在地，两手插入泥土向前爬行，就是一个绝佳的“造境”。这种“造境”，可能有人认为不真实，连同老军马把汪可逾的遗体驮进银杏树洞也过于传奇，其实这是一种虚幻中诗意的真实，比俗界的所谓“真实”，要真实得多！

但有的意见徐怀中也不同意，没有照改。周良沛先生认为：“曹水儿的行为，自然是革命队伍的纪律所不容的。但这个人物又写得善良可爱……建议在保长女儿当众说破，说曹水儿不是强奸她，于是不再写执刑，留个空白。小说突出展现了曹水儿人格的魅力，这个视爱为神圣的小子，勇猛、干练、聪明、俏皮、狡猾，特别受到女性青睐，他一生只是依从自己率性地活着，直到最后一秒钟。”我很理解周良沛先生的心情，很为曹水儿最终被处极刑心痛。他在被曹主任选为新郎官的新婚之夜，是无论女方怎么启发诱导都不得要领的“生瓜蛋”，入伍后却成了暗搞女人的巧手。但是他纵然好色，却对汪参谋奉若神明，在只有俩人日夜在一起的情况下，“清清白白，从来没有碰过汪参谋一指头”，可见他本性的善良与人性的复杂，使人物具有鲜明的立体感。也反映了汪可逾的圣洁不可侵犯。徐怀中没有听从老友宽容曹水儿的建议，坚持处曹极刑，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对的，对全书的悲剧性有利，对齐、汪线索的集中也有利。如果曹水儿不死，带着齐竞去溶洞找汪可逾的遗体，会减少了全书结局的悲剧感与情节的集中性。周良沛先生之所以提出挚友不接受的意见，是心太软，太同情曹水儿了。我也是一样，看到曹水儿处极刑时，禁不住落泪。但文学就是文学，真正的作家是最富于人性的，而为了使作品更富人性，更感人，又不得不心狠，甚至残酷！

1954年在拉萨七一农场，周良沛和徐怀中同住一间小土屋。风沙不断吹落到桌面上，刚刚擦去了，又落下一层。就在那张小桌上，徐怀中写下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十五棵向日葵》，当即给周良沛看了。随后是长篇《我们播种爱情》，进入老年之后是《底色》《牵风记》，周良沛都读过原稿，这已成为他的一种特权了。有这样真懂文学的挚友在身边不断直言，真是一位作家的幸福。

徐怀中先生对人怀着深切的爱，对探索战争和人的辩证关系矢志不渝，而今，在时间的淘洗下，这种了悟显得愈发澄明，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据著名文学记者舒晋瑜的《徐怀中：九十岁再出发》所记：“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只是建立了一个‘备忘录，偶有所思所想记下几行字，以免遗忘。备忘录上，抄写了老、庄等古代哲人一段一段语录，他反复阅读品味，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他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他拿定主意，依循这样一个意向，逐步搭建小说的整体构架。也因此，《牵风记》在整体寓意上更有所扩展与延伸。这是徐怀中厚积薄发之作。虽然只有十二三万字，给人的感觉却是，作者荡涤了生活阅历所有的庞杂之物，仅提取自己生命体验中属于日精月华的部分呈献给读者。”其中“抽丝剥茧”一语值得注意。所谓“抽丝”，是“回到三江源头”，“抽”出生活和文学的“活命之水”;所谓“剥茧”，“剥”的是“残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实现弃旧图新轻装上阵”。也就是荡涤了庞杂之物，仅提取日精月华，留下笔力去深掘人物的“心结”。这里面包含着深湛的经验与深刻的理论，令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画论中“留白”说。

留白，是中国画里最讲究的手法，是“以无胜有”的最高的美的境界。例如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整个画面里，独有一叶扁舟在其中。老渔翁坐在船头，整个人往前倾，连船尾翘起都没发现，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鱼钩，是谓“独钓”。

可“寒江”在哪？画家马远只在船的四周画了几圈水波纹，除此之外，满纸都是空白。但是你却仿佛看见了“潮平两岸阔”，看见了远处云雾缭绕不知归处。

中国画里的留白，让意境深远，使场面辽阔，是一种“无物胜有物”的境界。

徐怀中的《牵風记》为什么能够以十几万字的短短篇幅，胜过有些几百万字的平庸之作，就在于颇具文学天赋和素养的老作家汲取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留白”手法，经过反复的自我否定与提炼，对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和构思采取了减法，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去想象。譬如汪可逾的文化家教，她学习古琴的过程，齐竞在日本浸润艺术的情景，以及他们各自的想法、心理活动等，都一笔带过，甚至故意“空”下不说，任读者畅开去想。这样，无言胜百万言，于无声处听惊雷，隐含了无穷无尽的意蕴，隐藏在人物的“心结”之中。

中国有句老话：言有尽而意无穷。《牵风记》之所以具有一种难得的空灵美，就是省去了生活本身与这部小说无关的芜杂部分，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读者去看书中最核心的东西——“心结”。当他们面对“心结”时，没有太多东西来打扰，他们的五官会变得更敏锐，也更能体会到周围的一切，看见最重要的美。这种留白，是取舍有道的智慧。徐怀中经过几十年的三次否定，发现哪些东西是可以舍弃的，哪些东西是应该留下的，留下的东西中哪个是最重要的。空出头脑，注意力集中在最核心的地方——齐竞与汪可逾之间的“心结”。

徐怀中的留白，是懂得放下繁华，留下精要，是一种人生智慧。

留白处，自有生活，自有草长莺飞、光芒万丈。这种“抽丝剥茧”式的“留白”，使《牵风记》不仅摆脱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影响，而且比其具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一次次的否定、精化，笔力更为集中，人物的“心结”开掘得更深，突破了军事文学领域，成为整个新文学的一个高峰，以深掘人物“心结”为标志练就了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力作。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对文学认知的“质的飞跃”——朝着真正的集中表现人和人的“心结”的文学性至高领域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