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新军

1月15日上午9点半左右，最早看到洪子诚老师在一个学术圈里转发信息：吴福辉老师今日凌晨逝世。我感到非常震惊、难过，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为老师做点什么。前些天填报学科点代表性毕业生信息时，我们还在讨论哪位博士生是吴福辉老师指导的，哪位博士生是刘增杰、刘思谦、关爱和、孙先科老师指导的，哪位老师是吴老师指导的博士后……几位老师共同参加的几届博士生招生、开题、答辩等场景犹在眼前，而这样的场面，以后是再也不能看到了。

几分钟后，关爱和老师打来电话，让安排近代文学研究公众号尽快推出吴老师前年来河大的讲稿“我与现代文学史六十年”，并为搞好纪念文集做些准备。文章推送出来后，历届研究生都在圈里转发以表示悼念，接着又看到王杰、吴建树等几位博士在群里发表的纪念文章，其中蕴含着同学们对吴老师深厚的感情。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998年开始设置博士点，是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申请获批的，舒乙、吴福辉、李今老师，都曾参与过本专业的博士生指导工作，而吴福辉老师则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从1999年起，他几乎每年、每学期都要到开封来，对开封产生了浓厚的情感。他曾多次说：除了上海、鞍山、北京，他来开封的次数最多，停留的时间最长，开封也应该是他的故乡。吴老师观察生活很细致，很熟悉开封人的生活方式，对开封的小吃津津乐道，谈得出开封小笼包与杭州小笼包的区别。

除了每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开题、答辩等常规工作外，吴老师还经常以讲座、专题课程等方式，与研究生交流研究心得。如2003年2月主讲《20世纪：中国的双城记和四种文学形态》;2004年5月主讲《老舍小说的市民性与国民性批判》;2004年10月参加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等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与杨义、孙玉石、钱理群、朱德发等先生分别做了关于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报告;2016年11月为研究生做“专题周”系列讲座;2017年12月12—24日做“论文选题：为何研究京海派”“加强阅读：怎样使用文学史”“写作不止：我的文学生涯”等系列讲座;2019年7月给学院主办“中国近代文学第一届暑期青年讲习班”讲授“我与现代文学史六十年”。河南大学多数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都是吴老师课程的受益者。

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一向重视研究课题的文献史料基础，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分析能力，鼓励学生在广泛研读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展开文学史的研究。因此，某些研究生也难免会深陷碎片化的史料之中，而不善于从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作为资深的文学史研究者，吴福辉老师每每以洞穿历史的眼光，帮助同学们从陷入绝境的选题中走出来。吴老师重视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重视文学发生、传播和影响的过程，重视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学科化、专业化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性，只有在回归整体结构和相互联系中，才能在一地鸡毛的、碎片化的史料中找到历史的联系。在某次讲座中，他向研究生讲解《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十一本文学史著作，其意图也在于提高同学们的历史整合能力。

往返开封的二十多年中，吴老师与教研室的多数老师都有过深入的交流，深度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我们学科点的许多老师，都与吴老师无话不谈，有时还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吴老师对指导研究生很尽心，他曾经写过一篇名为《从开题到论文修改》 的文章，结合自己指导研究生的案例，讲述如何激发、培养学生独立研究文学的能力。吴老师关注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更关注研究生毕业后的发展问题，许多博士生毕业多年后都一直与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19年8月17日，为庆祝吴老师八十寿辰，文学院召开吴福辉学术思想研討会，来自全国高校的三十余名毕业生参加会议。会后吴老师前往加拿大，几个月后疫情蔓延开来，这应该是多数同学最后一次与吴老师面对面交流。

我与吴福辉老师交往，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第一次见到吴老师，大概是1999年的秋天，他与刘纳老师来河南大学做讲座，讲座由刘增杰老师主持。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我在讲座结束后，把一篇打磨了许多遍的稿件交给了吴老师，想看看能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这样莽撞的投稿方式是很不合适的，有点不自量力，也给吴老师出了难题。好在文章很快在《河南大学学报》刊出了，写信给吴老师告知情况，算是与吴老师认识了。

2004年，我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回到河南大学工作。7月中旬，赶回安阳往开封运送相关物品。某天下午接到同学杨萌芽的电话，说他陪同舒乙、吴福辉、李今、刘增杰老师前来安阳文化考察，刘增杰老师让我第二天一同参加，于是有了与吴老师的第二次见面。时值盛夏，日光强烈，吴老师身材高大，戴黑色墨镜，令人敬畏，我不敢主动上前搭讪找话题。我们一起游览了红旗渠、太行大峡谷。舒乙老师行动不便，由杨萌芽和我照顾，仰望着半山腰上的刘增杰、吴福辉、李今老师，杨萌芽说刘老师、吴老师身体真好！舒乙老师听我们谈话，笑着。

2006年，我们到山西长治参加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奉刘增杰老师之命，会议结束后把吴福辉老师接回开封来。吴老师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题为 “赵树理的文学影响力何在”的主题发言。第二天我们到沁水尉迟村参观赵树理故居，一同在赵树理墓碑前躹躬。在返回开封之前，吴老师拉着我们到处找书报亭，想要买一份长治市的地图，他说自己每到一地都要购买当地的地图。在返回开封的路上，他谈起延安的地形地貌，从延安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讲述沙汀离开延安的原因。为引起吴老师谈话的兴趣，我提起了刘白羽的《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果然吴老师开始专注谈起东北的地理、人情。汽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距离开封越来越近，我们与吴老师的心理距离也越来越近。

2011年，因处理一件急务，我到北京拜访吴老师，得以进入他的小石居。他家的住房面积不大，书架上摆放了许多从各地搜集来的石头，他是石头爱好者与收藏者，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上开设“石斋语痕”专栏，并先后出版了《石斋语痕》《石斋语痕二集》（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吴老师的小石居里，我们谈到玛拉沁夫、郑伯农等先生，好像是邻居什么的，朱老师没在家，出去买菜了。刘进才师兄也有搜集奇石的嗜好，某次出差，他们两个还在一起讨论某种石头品相的好坏。这一年，我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坚定地追求某种学术的、做人的理想，难免会遭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破坏，年轻人性格执拗认死理，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僵局之中。吴老师劝我说：人要有自己的理想，但理想总是和好的、不好的现实相纠缠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站高一些，看远一些，不计一时一事之得失，这句话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吴老师喜欢旅游，他想要走遍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的地方，他和我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有一次，关爱和老师问他河南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去过，吴老师回答说是还有不少地方。此后几年，吴老师抓住来开封授课的时机，逐渐填补了这些“空白”，而每次外出，都是刘涛师兄自告奋勇地担任导游。在我看来，吴老师始终在关注着地理环境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到各地去旅游、走访，也是他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种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激发学术灵感的重要方式。在《现代作家故居琐谈》一文中，吴老师就提及自己曾经参观或寻访过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郁达夫、林语堂、徐志摩、萧红、艾青、赵树理、沙汀、艾芜、李劼人、丰子恺、冯雪峰、端木蕻良、沈从文、废名、汪曾祺、朱自清等二十多位作家的故居，他认为作家故居对文学研究者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了解作家家世、生平、思想、修养、性格、爱好，了解作家的奋斗史、心灵史和著作发生史，了解作家的生活场景和创作坏境，可以成为解读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指路灯，也可以有效拓展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吴老师在《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曾重点叙述作家们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以及作家流动对各地域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没有文学地理学的视野，没有对地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没有广泛的游历经验，这项工作是很难做好的。

最近几年吴福辉老师到开封来，我们也明显地感覺到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有一次他谈起自己的病和吃药的问题，有点不好意思地让刘涛师兄到家里熬中药。他的思维依然像过去那样敏锐，谈锋甚健，不过很少听他谈起文学问题，他所谈的问题更多是回忆性的，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三年饥荒时期知识分子的吃食，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今昔，上海人如何掐头去尾择豆芽，等等。有一次，他很专注地讲起妈妈在深夜里一点点地剔取蟹黄，给他蒸蟹黄包子吃，让我们感觉很温馨、很遥远。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我喜欢衣食住行的平常生活”。

好像是最近一次见面时，吴老师讲起他在上海新闸路西区小学、鞍山实验小学读书的经历，回忆他与小学同学的合唱活动，这就是后来发表出来的《少年时代的音乐生活》。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的是：他曾说在上海读小学时，参加过一个名为什么的少儿组织，这个组织是怎么开展活动，怎么表演歌舞的，现在我怎么也回忆不起这个组织的名称了，可惜在网上怎么也找不到放心的答案……而更可惜的是，现在和将来，我是再也无法向吴老师求证这个问题了。

2021年1月15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