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金林

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出身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叶钟济（1848—1919）当账房，为一位姓吴的地主家管理田租，苏州称这种职业为“知数”，月薪仅十二元。江南的地主大都住在城里，这就需要雇人来为他们收租。叶钟济为人诚朴，大户人家有红白喜事也请他临时去帮监工或管账。母亲朱氏（1865—1961）是家庭妇女。叶圣陶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一文中说：“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岁了。”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日子的窘迫可想而知。叶圣陶在1911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又无数十金之储蓄，大人为人作嫁，亦仅敷衣食。”

1912年春，叶圣陶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俗称草桥中学）毕业后到初等小学二年级任教，1914年7月，被旧势力排挤出校后，到苏州农业学校任书记，刻写和印刷讲义，每天必须缮写蜡纸八千字，还要油印出来，他实在承受不了这份苦差，就辞了职靠写文言小说换取稿费贴补家用。1915年4月，由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担任小学高年级教员和幼儿园老师。1917年春来到苏州甪直任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师。1921年秋应聘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和朱自清、刘延陵、周予同成了同事。不久，中国公学闹风潮，朱自清回到他原来执教过的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执教，叶圣陶也应邀到一师讲国文。1922年2月，叶圣陶应邀担任北大中文系讲师，主讲写作课。

叶圣陶与北大的关系有些特殊。从小就在一起读书的顾颉刚考入北大后，一直怂恿叶圣陶也报考北大，叶圣陶不忍心离开父母，就请顾颉刚参照北大的课程帮他拟定了一份“为学程序”，1914年9月29日日记：“接颉刚一书，为学程序业为定就，條分缕析，备举无遗。苟能铭其言于肺腑，行之十年，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新青年》创刊后，叶圣陶是《新青年》最忠实的读者，1919年3月，他加入新潮社，创作的短篇《这也是一个人！》（编入短篇集《隔膜》时改题名为《一生》）、《欢迎》和三幕剧《艺术的生活》等新文学作品，得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名家的赏识，引起北大的注意。1921年10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和中文系主任马裕藻邀请叶圣陶到北大中文系执教。叶圣陶当时年仅27岁，只有中学学历，从未教过大学。

1922年2月22日，叶圣陶和郑振铎及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结伴，从上海乘火车北上，到北大后的生活叶圣陶在《题〈甪直闲吟图〉》一文中写得很详细：“寓所在大石作，同舍皆苏州人。吴缉熙兄携眷，照料诸人餐事。顾颉刚兄潘介泉兄皆独居一室。余与伯祥共一室。夜同睡砖炕。……然余留京仅月余而请假南归，所任作文课伯祥慨允为代。南归之故为墨林将分娩，余须伴之到苏州就产医生。四月下旬生至美。”a

北大的合同一签就是两年，胡墨林何时分娩，叶圣陶事前是知道的，只因拿不到薪酬，手头没有积蓄，耽搁不起，这才十分无奈地找了个理由，请假离开北大。当年北大欠薪的情况特别严重，鲁迅日记记载1921年10月才发到5月份的俸钱。1926年1月28日才收到北大1924年12月和1925年1月的薪水。鲁迅1922年6月写的小说《端午节》中有：“凄风冷雨这一天，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叶圣陶回苏州之后，沈兼士和马裕藻一直希望他回来，但苦于欠薪，叶圣陶也就没再回北大。不过，北大执教的这个经历太重要了。北大的发现和提携，成了叶圣陶奋进历程上的里程碑。

1922年秋，叶圣陶应聘到上海神州女学和复旦大学执教。1923年春，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专任编辑，主编《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和“国学丛书”，同时在神州女学和复旦大学兼课。由初等小学、幼儿园、高小、初中、师范教师，晋升为大学讲师，叶圣陶用了整整十年;由一个文学青年跻身于新文学先驱者的行列，成了“新潮社”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成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与沈雁冰、郑振铎一起成了文学研究会最坚强的核心，叶圣陶也用了整整十年。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行之十年，中国学术亦足谓得其大凡矣。”

这之后，叶圣陶前进的步伐更坚实。茅盾盛赞他的短篇集《隔膜》《火灾》等“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扛鼎”之作《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鲁迅则称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四十则《文艺谈》被誉为新文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新中国成立前，叶圣陶是商务印书馆的台柱、开明书店的灵魂;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成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以及教科书尤其是大学以及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奠基人。1976年后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民进促进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许多重要职务，功绩卓著。没有家庭背景，只有中学学历，也不是像有些作家靠“处女作”或“成名作”一举成名，遇到的坎坷和挫折也不止一回二回，叶圣陶成功的“秘诀”值得探究。我有幸见过叶圣陶，对他老人家的认识可能要比从未谋面的读者朋友要多一些。

从小就接触社会，注重读社会这部活书

因为出身贫寒，叶圣陶受专制礼教的束缚较少。富家子弟整日关在书房里念书，除了给“先生”“老伯”拜年或到“郎中”家里看病，是不作兴出大门的。叶圣陶则从小就跟着父亲到茶馆听说书、听弹词、听昆曲，到酒店喝酒，到亲戚家拜年贺寿，清明节到乡下上坟，秋收时节到收租局帮父亲打算盘记账，父亲为有钱人家到郊外造坟治丧，叶圣陶也跟着去陪伴父亲。叶圣陶在散文《说书》中写道：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的到三四遍。b

后来他还说过：“我幼年常听书，历十几年之久，当年的名家，现在记得的有王效松、叶声扬、谢品泉、谢少康、王绶松、魏钰卿、朱耀庭、朱耀笙、薛筱卿等人，二十岁以后就不听了。”听说书和弹词“历十几年之久”，耳濡目染，不可能不受影响。

与说书和弹词相比，叶圣陶更喜欢昆曲。昆曲本来就是吴方言区域的产物，听昆曲大多也在茶馆里，边喝茶边欣赏。在亲戚朋友的宴席上，可以听到正经戏班子唱的昆曲。昆曲曲辞典雅，藻彩佳妙，音节优美，旋律曲折柔媚。普通昆曲，一个字唱至一二十个音符，十一二个拍子的，屡见不鲜，抑扬婉转，清柔温润。因为喜欢，叶圣陶很早就学会了吹箫，弹琴、唱曲。仅从他的散文《说书》和《昆曲》，就能猜测出他是“书场”的常客，是“昆曲”的行家，不然写不出这么精致的“美文”。

“喝酒”也是叶圣陶小时候的一个乐趣。他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中说：“我从八九岁时就开始喝绍兴酒。当时我父亲每天傍晚到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喝酒，我从书塾里放学出来常常跟着去。他规定喝十二两，我喝四两，合起来是一斤。”c“八九岁”陪着父亲每天傍晚到酒店喝“四两”，别说是在“清末”，即便在今天也不可思议。叶钟济晚年得子，欣喜之余想起“不识字好过，不识人难过”的古训，就把爱子带到“老万全”，学喝酒见世面。可喜的是“喝酒”非但没有影响叶圣陶的学业，反倒促使他把书背得更熟，每次作文也总得双圈。1905年叶圣陶虚龄刚十一岁，父亲就让他系上红辫线考秀才。叶圣陶短篇《马铃瓜》中那位参加道试的幼童，就带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叶圣陶说他从会走路开始，就跟着长辈们到各处园林游玩。他在1983年7月写的《从〈扬州园林〉说起》中说：苏州最好最著名的园林拙政园、沧浪亭、怡园、留园、网师园，“几乎可以说每棵树、每道廊、每座假山、每个亭子我都背得出来”d。叶圣陶在早年日记中说“园林大怡我情”，他嬉游的好去处还有可园、南园、植园、狮子林、鹤园、半园、畅园、西园、遂园、惠荫花园、虎丘、天平山、石湖、江氏耕荫义庄、寒山寺、楞伽山、司徒庙等“‘世外山水”。“处处留心皆是学”，苏州园林特有的堂榭、曲廓、荷厅、琴台、桥栏、叠石、碧水、流泉、绿叶、鲜花，令他流连忘返，那极富地方色彩和文学意味的楹联的平仄格律，让他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叶圣陶在《〈苏州园林〉序》中写到苏州园林“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花墙和廊子“隔而不隔”“界而未界”的审美效应;梁柱、门窗、阑干、墙壁、屋瓦、檐漏设色的“不刺眼”和树木、花卉的“明艳照眼”，所建构起来的移步换景和幽韵动人的野趣，给了他美的启迪。叶圣陶在草桥中学组织诗社，爱书法、篆刻、绘画，这许许多多兴致也都与苏州园林有关，选字遣词极具高度藝术技巧的园联碑刻亭记开阔了叶圣陶的眼界，让他认识到姑苏文化的丰厚与悠久。

多和大自然接触，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对花草树木也就多了几分亲情。叶圣陶在《天井里的种植》和《抗战周年随笔》中都说，亲近植物能从花草方面得到真实的享受，欣赏到生命力和美。无论是在苏州还是上海，他家院内永远是一个“物竞”的场所，花草繁茂，蔷薇、紫藤、红梅、绿梅、芍药、夹竹桃、灌木、小刺柏、枫树，乃至“绿叶蓬蓬的柳树”簇拥在一起，一年四季都有花可看。抗战期间举家逃难，在乐山和成都住的是“农舍”，虽说四周都有杂树和藤蔓，但还是要在竹篱下栽种石榴、野菊和芦花，增添几分生活的情趣。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他对花花草草的兴味也就更浓了。叶圣陶与科普作家贾祖璋积存下来的书信有两百多封e，信中谈“牵牛花”“佛手瓜”“水仙”“玻璃翠”“杏花”“丁香”“海棠”“玉兰”“樱花”“凌霄花”“马缨花”“杜鹃花”“凤仙花”“牡丹”“芍药”“月季”“天竹”“腊梅”“山茶”“茉莉”“荷花”“蜀葵”“菊花”“茑萝”“垂柳”“梧桐”，谈“龙眼”“芒果”“福橘”“荔枝”“石榴”“西瓜”“冬瓜”“黄瓜”“油菜”“紫云英”“芥菜”“萝卜”“菱角”“香菇”“木耳”，谈“金鱼”“河蟹”“蝴蝶”“蝉”以及稻麦棉花等各种农作物，真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像“清晨放花，午后即敛”的“紫茉莉”、果实可提炼治癌药的“喜树”、研末调醋贴于脚心可降血压的茱萸等稀有的品种，在一般的工具书上是很难找到的，这些书信短的类似知识小品，长的堪称科普论文，让人爱不释手。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中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叶圣陶就像周作人所说的，是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的人，既“惜时如金”又“心有常闲”，因而总能欢悦宁静，精神生活显得丰沛而充实，当然草木鱼虫方面的知识也相当重要。

1982年5月，叶圣陶赴烟台出席科学童话创作研讨会前夕，为准备在大会上的演讲稿，翻阅科普书刊，发现童话《稻草人》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童话写“稻草人”在星光灿烂的夜晚一连看到了三个悲剧，第三个悲剧是“小蛾”的出现让丰收在望的稻子颗粒无收，“小蛾”咬嚼稻叶，“稻穗渐渐无力地垂下了，绿叶也露出死的颜色”。其实，咬嚼稻叶的不是“小蛾”，而是“蛾下的子变成的肉虫”。《稻草人》写于1922年6月，刊登在1923年1月出版的《儿童世界》第5卷第1期，以这篇童话命名的童话集《稻草人》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截至1982年，六十年间少说也印了五六十版，可从未有人觉察到会有错误。叶圣陶随即对作品做了修改，郑重其事地在科学童话创作研讨会上做了检讨，用他这个教训提请科普作家：写科普文章知识一定要力求准确，判断一定要有根有据，推理一定要符合辩证法。

爱友如命，有很多相伴一生的朋友

叶圣陶的一生有很多朋友，他的朋友都是相伴一生的。朋友中有私塾、小学、中学的同学顾颉刚、章元善、王伯祥、吴宾若、吴湖帆;有从小就相识的郭绍虞;有一起创办《诗》月刊的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有一起创建文学研究会的茅盾、郑振铎、孙伏园;有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胡愈之、周建人、杨贤江、徐调孚;有由学生成为朋友的如冯雪峰、汪静之;有主编《小说月报》时投稿成为朋友的老舍、巴金、沈从文、丁玲、戴望舒、施蛰存;有主编《中学生》杂志时投稿成为朋友的胡绳、吴全衡、彭子冈;有由帮助出书成为朋友的冰心、王力、吕叔湘、秦牧、端木蕻良、吴祖光;还有当教师时的同事朱光潜、朱东润、曹禺;有开明书店的同事夏丏尊、章锡琛、钱君匋、宋云彬、贾祖璋、傳彬然、丁晓先;等等，都是一辈子再好不过的朋友。朋友中既有像瞿秋白这样的革命家，有柳亚子，也有很怪癖的徐玉诺和白釆。

叶圣陶爱友如命，处处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从而使得生活中遇到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1923年10月，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老板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时，在商务工作的很多同事质问郑振铎说：“我们跟资本家斗争，你跟资本家的女儿结婚，这算什么？”郑振铎表态说“岳父归岳父，斗争归斗争”，会始终跟朋友们站在一起，可还是有人不满意。叶圣陶说爱情是缘分，只要真心相爱就要祝福，他特意为郑振铎和高君箴合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天鹅》作序，称赞郑振铎“天性爽直”，没有“机心”，是纯然本真内外一致的“大孩子”。g郑振铎果真如叶圣陶所说，婚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方代表”，在与“资方”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劳方”一边。1949年年初，叶圣陶应中共的邀请秘密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1月12日，也就是他到香港后的第二天，就给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徐调孚等人写信，要他们转告郑振铎“亦可出此途”。在叶圣陶的敦促下，郑振铎有了“远行之意”，但他一天不到香港叶圣陶就“深为悬念”一天，直到2月19日在香港太古码头的轮船上见到郑振铎，一颗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叶圣陶是日日记记：

与（傅）彬然过海，至太古码头，振铎所乘之盛京轮已到埠。（章）士敏上轮寻访，未几即见振铎偕其女出。彼此相见甚愉悦。于是同返九龙酒店，振铎赁得一房间，在我室之右。

1949年2月27日，叶圣陶和宋云彬、郑振铎、陈叔通等二十七位知名人士一起，在香港登上苏联货船“北上”。叶圣陶与宋云彬相识于1927年“大革命”之前，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共事。到北平（北京）后，叶圣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宋云彬任编审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编审局局长，同时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下简称人教社）。宋云彬担任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一处处长、人教社副总编辑兼语文编辑室主任，行政级别定为九级（副部级）。无论是在出版总署还是在人教社，宋云彬都是叶圣陶最得力的助手，又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每天同乘一部车上下班。1951年9月，宋云彬调到浙江省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等要职，主管文化教育工作。叶圣陶事先聽到宋云彬要调动的消息，就很坦诚地与他交心，希望他能留下来一起编教科书，宋也表示同意，可没几天就悄然离开了北京。叶圣陶在9月22日日记中写道：

云彬夫妇以今日离京，待余回家，他们已赴车站。共事两年有余，今日分手，以后恐无复合并之期。……云彬之赴杭州，虽经统战部造意，苟渠自不欲去，亦未可相强。渠之去，殆以教本工作麻烦，瞻望前途，不易作好，故舍此而之彼。……渠知余不惬于彼，近日少与余接谈。余亦确有些微不悦，故未往车站相送。

宋云彬“不辞而别”，让叶圣陶“有些微不悦”，可他对宋云彬反倒更牵挂了。1957年6月27日，得知宋云彬被党报点名批判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

云彬近为杭州报纸所攻击，谓其亦有右派分子之倾向。云彬平日语言随便，喜发无谓之牢骚，诚属有之。若谓其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则决无是事。

1958年3月3日，宋云彬将他拟订的《编纂〈史记集注〉计划》寄给叶圣陶，表示他想回归学术，把后半生的精力用于古籍整理。叶圣陶在3月7日日记中写道：

回家接云彬信……渠拟作“史记集解”，附来编例与书目。又附来纠正伯祥“史记选注”之误二十余则，余观之，意皆精当，胜于伯祥之理解。又谓翻译“史记”已得七八篇，及成十二至十四篇，拟出版问世。云彬为此工作，亦殊有意义。即作一书报之。！1

叶圣陶的肯定和鼓励让宋云彬十分感动，他在3月11日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接圣陶函，词意恳挚，雒诵再四，为之泪下。”！2得益于叶圣陶的帮助，宋云彬于1958年9月调回北京，在中华书局古代史组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和编辑工作。叶圣陶就是这样，对朋友总是掏出一颗心来，处处呵护，不计前嫌。

1940年11月，胡愈之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主编。1942年1月，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3月，国内有过胡愈之已病逝的传言。叶圣陶听了很难过，就在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出纪念专辑，约请茅盾、傅彬然、宋云彬、柏寒、胡子婴等名家撰文悼念胡愈之。叶圣陶的文章题为《胡愈之先生的长处》，从“自学精神”“组织能力”“博爱思想”“友爱情谊”四个方面赞美胡愈之。与此同时，又希望这个“死讯”是“误传”，说“如果我们有那么个幸运，得与他重行晤面，这个特辑便是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也颇有意义”。

这个“死讯”果真是“误传”。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胡愈之成了叶圣陶的“顶头上司”。有人私下议论，说胡愈之的业绩并不如叶圣陶，怎么就当了大官？叶圣陶则很高兴，朋友当“大官”，这是好事，与胡愈之相处得十分融洽。胡愈之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秘书长，长期主持民盟的实际工作。1979年10月，党中央公布了胡愈之的“秘密党员”身份，原来胡愈之早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民主党派”内做统战工作。这个身份公开后，有人骂胡愈之专门“给共产党打小报告”“出卖朋友”，可叶圣陶反倒对胡愈之更加钦佩，说与胡愈之相交五十多年，好得不能再好了。胡愈之在他面前从未透露过自己的身份，这才叫“守口如瓶”。胡愈之对党交代的事“守口如瓶”，对朋友的话也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暗地里“打小报告”“出卖朋友”的。还多次说到最值得给胡愈之写传，他入党有怎样的经过，入党后都做了什么，写出来会是很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他没有说，别人也不知道，不能流传下来，太可惜了。叶圣陶对朋友就是这样的绝对信任，从不怀疑。

俞平伯身上有些大少爷的“禀性”，怕走动，抗战期间滞留在北平，再加上又是周作人最得意的“弟子”，有人总怀疑他会“湿鞋”。叶圣陶相信俞平伯的气节，1949年春到北平后第一个拜访的就是俞平伯。1954年批判胡适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俞平伯成了“牛鬼蛇神”，叶圣陶不仅照样与他往来，还就俞平伯的“初步检查”该怎么写，上门与他交谈。晚年走动不方便了，就写信“以书翰进行思想交流”，仅1974至1985年前后的书信编入《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一书的就有800多封，這些书信“文辞切磋，兴之所至，辄奋笔疾书，或赏析、或质疑，一无矫饰，内容丰富;国运家事，典籍字画，新撰旧作，砌草庭花，以至宇宙观、人生观，无所不臻，尔来吾往，有书必复，尝戏云：酬答如是，无异于打乒乓球”！3。通信比走访更及时、畅快，写信如得面谈。

对朋友念念不忘，朋友或其家人需要帮助时，叶圣陶总能做到尽力而为。朱光潜1986年3月6日去世时，家属对学校送医不及时有意见，对相关报道规格偏低也感到很委屈，叶圣陶听说后就向有关方面反应。当时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知道后立即批示：要成立朱先生治丧小组，她要参加朱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朱先生的生平。邓颖超的亲自过问提高了朱先生的治丧规格，《人民日报》发表《生平》稿中也将朱先生的后半生评定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叶圣陶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看了报道感到很欣慰，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三时，朱光潜先生遗体告别，至善与满子同去。邓颖超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胡乔木、李鹏等，都参加了告别仪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知识分子一位教授最隆重的悼念。

1974年年末，俞平伯在来信中提及朱自清1921年除夕夜写的一首小诗：“除夕夜的两只摇摇的白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1921年除夕夜，叶圣陶是和朱自清在杭州一师共同度过的，一切都还记忆犹新，俞平伯这么一提，怀念故友的感情到了无法遏止的程度，就填《兰陵王》宣泄。《兰陵王》的小引中说：“1974年岁尽日前四日，平伯兄惠书言：‘瞬将改岁发新，黎旦烛下作此书忆及佩弦在杭第一师范所作新诗耳。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览此感逾邻笛，顿然念之不可遏，必欲托之于辞以志永怀，连宵损眠，勉成此阕，复与平伯兄反复商讨，屡承启发，始获定稿，伤逝之同悲，论文之深谊，于此交错，良可记也。”《兰陵王·追念佩弦》：

猛悲切，怀往纷纭电掣。西湖路、曾见恳招，击桨联床共曦月。相逢屡间阔。常惜、深谈易歇。明灯座、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 离愁自堪豁。便讲舍多勤，瀛海遥涉，鸿鱼犹与传书札。乍八表尘坌，万流腾涌，蓉城重复謦欬接。是何等欣悦。 凄绝。怕言说。记同访江楼，凭眺天末，今生到此成长别。念挟病修稿，拒粮题帖。斯人先谢，世运转，未暂瞥。

“猛悲切，怀往纷纭电掣”，是说俞平伯的信“猛”地触发了他怀念朱自清的思绪，无数回忆“电掣”般袭来。1921年10月，朱自清受杭州一师之托，邀叶圣陶前去任教，他们二人联床共灯，朝夕相处。叶圣陶离开一师后进了商务印书馆，把家搬到了上海。朱自清先是在浙江几所中学教书，后来到清华大学执教，假期回扬州老家总要路过上海，相逢的时光每每间断很久，常常惋惜深谈容易被打断。“明灯座、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是说朱自清爱喝酒而容易醉，醉时双眼迷蒙。“离愁”四句是说离愁自可免除，即便在大学里教课很勤劳，即便去国外游学走得很远，还有邮递给我们传送书信。“乍八表”二句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茫茫大地烽烟四起。“蓉城”二句指与朱自清在成都相见。“记同访”二句说的是1941年4月26日的事，叶圣陶约朱自清到望江楼品茶，随后又一起喝酒。“挟病修稿”是说朱自清去世前二十天还来信谈合作编撰教科书的事。“拒粮题帖”称赞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买国民党政府配给的美国面粉。“斯人”三句说朱自清先于新中国成立之日离开我们。“世运转”，而他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连一眼也没有见着。这首词1974年12月28日酝酿，到翌年2月5日才定稿。在这一个多月里，叶圣陶白天“排之不去”，又“不欲速成”，“慢慢研寻”，但一天不完稿一天就“夜眠不安”。叶圣陶生前最后一次出席活动是1987年4月26日到清华大学参加朱自清塑像揭幕仪式，他生前要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的最后一部书是《朱自清全集》，对朋友就是这样念念不忘。

有朋友的人不会寂寞。朱光潜在《谈交友》一文中说：“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朋友。人类心灵尝交感回流。你拿一分真心待人，人也就拿一分真心待你，你所‘取如何，就看你所‘与如何。‘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朋友往往是测量自己的一种最精确的尺度。你自己如果不是一个好人，就决不能希望得到一个好朋友。要得到好朋友，自己须先是一个好人。我很相信柏拉图的‘恶人不能有朋友的那一句话。”雪莱说：“道德的大秘密就是爱，就是忘我。”这话用在叶圣陶身上再确当不过了。叶圣陶长长的一生中没有个人的恩怨情仇，没有文人之间常见的互相倾轧，也从不一本正经地谈什么空泛的大道理，只有切切实实的关心和真诚的交流，“圣陶”这个名字简直就是微温微甜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