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哲

“笨人”之称可不是我或别人强加给张梦阳的，而是他自称的。

2003年，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在廣东教育出版社卢家明先生鼎力协助下以三大卷的壮观面貌出版，获得国家图书奖。12月25日下午国家出版总署在总工会大楼举行国家图书奖颁奖大会，让他代表获奖作者发言。大家以为他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但他一开头就说道：“我是个笨人，是笨人写笨书。”

人们一下子惊住了！原来写出这么大的书，荣获这么大的奖的人，是个“笨人”？！

回头一想，张梦阳也的确是个“笨人”。20世纪80年代，正是观点走红的时代。有些人压根不认真读书，更不去图书馆，两三个人凑在一堆儿，你一言，我一语，乱扯一个没人听过的“新观点”。然后分头动笔，合成一篇大文，拿到报刊朋友那里一发，顷刻轰动全国，声名鹊起。张梦阳却不为所动，天天扎在图书馆里按照文学研究所前人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一篇一篇地找原文，或者自己抄，或者复印下来请人抄。以时间为序，篇篇仔细地看。中午没地吃饭，就啃几口自带的干馒头;没有水，就到水龙头下面喝几口自来水。几十年的鲁迅研究文章就是这样一篇篇积累下来的。书稿排成了，有几十斤重，他又一人肩扛箱拉，送到出版社。那时可没有电脑，只能在火与铅中操劳。出版社为了省钱，把稿子用汽车运到外地的小厂印刷。小厂铅字不全，交来的清样尽是黑铅空字。他一边细看，一边把缺字按字体分类整整齐齐地抄在纸上，由出版社在北京找字。铅字很重，一次竟达三十多斤。他一个人一手提铅字，一手捧校样，倒几百里火车、汽车送到小印刷厂，连厂长都感到吃惊，赶忙让工人填字改样。他一个人在一间小屋里看样，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到最后，厂长说可以打纸型了。所谓打纸型，就是把排好的铅版用火烧热，往一种硬纸上轧。然后再在轧好的纸型上灌铅，用灌好的铅版印刷。他却说：“还有一个倒字，你们没有给我看。”厂长急忙到纸型车间查看，果然一页上的倒字没有正过来。当他面正过来了，惊讶地问：“你怎么有这样的好记性，记得住二百多万字大书里的一个倒字？”他说：“如果有倒字印出去，就像我的脸上有一块疤，怎么记不住？！”旁边的工人听了，不禁和厂长一起啧啧惊叹。

你说这个“笨人”埋头干着笨事，却有这么惊人的记忆力，而且张梦阳记忆力超强是人所公认的。他1979年10月刚到社科院时，就被大家称为鲁迅研究的“活辞典”和“鲁迅通”。院内外需要查找鲁迅语录出处的，都来找他。问起一句鲁迅重要的话，他当即能够说出在第几卷，哪个集子，甚至于第几页第几行，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可是论到钱物的事，他往往弄错，甚至被有些小人骗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小人得到丰厚利益后还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直到旁观者都看不下去，要一起拿棍子揍他，他才吓得逃之夭夭，踪影全无。你说张梦阳到底是笨，是傻，还是聪明？真是没法说。

当然，一个人独当一面，难免出些误差。一次，日本一所大学来了信，说要买一套《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却没有汇钱。而另外一位学者，没有来信却汇了钱。张梦阳不懂日文，把钱当成那所大学汇的，书出来后让出版社寄给大学，没有寄给那位学者。学者在日本中国书店看到了这套书，大为不满，告到了文学研究所。张梦阳很着急，听说这位学者已来中国，就住在中国人民大学招待所，连忙到人大去找，当面道歉。但是这套书当时出版社是按预订数印的，一出来就卖光了。正在第二次印刷，还没印出来，张梦阳只好说：那么把我自己那一套给你吧！天已晚，怕社科院关门，紧赶快跑，取到自己那一套。再提着沉重的书回到日本学者那里送给他，那位学者很感动，说：张先生，这个错误一定不是您犯的，而是您的秘书搞错了。张梦阳马上说：不！是我犯的，因为我压根没有什么秘书。这套书，还是我乘公共汽车跑回社科院取来，再回到人大送给您的。日本学者大为惊讶，说要在日本，编这样的大书还不得有几位秘书、两辆汽车。以后见了张梦阳非常热情、友好，说中国学者真不简单，一个人空手干日本一个所的事！

我是张梦阳在北京二中的“发小”，常常觉得他这样做太“虐待”自己了。有时表示同情，他却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能够干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有什么不好？于是，常听他“忆苦思甜”——

在一间小小的破陋不堪的北方村舍里。黑夜，寒冬。小小的破屋里靠墙摆着三张木板床，睡着三个人。墙根的两个人紧缩在厚棉被里发出沉闷的鼾声。门口的另一个人，却从被窝里伸出头来，趴在床头前的一块木板上，借着一盏浆糊瓶做的小油灯读书。读的是一本精装的《鲁迅全集》，翻展的书页已经磨折得昏黄糙旧了。

这另一个人，就是张梦阳。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张梦阳从北京的名牌大学分到河北一座村庄教小学，其感觉就像是自山峰上一气滚进了地沟里，一时难以适应，然而也必须硬着头皮踏在现实的泥地上磨砺自己。他的行囊很小，被褥里包裹着的一套《鲁迅全集》却很重。

这里的自然环境是幽僻、平坦的，精神世界却是压抑、贫乏的。他们这些教师早晨天没亮就要提着油灯去拾粪，星期日常被派去和“四类分子”一起劳动。尤其痛苦的是学校里什么书都没有，而且把读书看作是没有改造好的标志。其实，你就是想读书也找不到地方，白天在众目睽睽下劳动和教课，没有读书的空隙，夜里办公室和宿舍都住满了人，你也没有点灯看书的处所。所以他只得用浆糊瓶自制了一盏小油灯，床前搭了一个小木架，深夜里，别人沉入梦乡的时候，就从被窝里钻出头来，在如豆的灯光下，把《鲁迅全集》铺在木架上，一字一字地读。

从早劳动到夜，已经疲惫不堪，好不容易钻进温暖的被窝，谁不想快入梦乡，享受这唯一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然而一梦见鲁迅在《野草》《过客》中写的那大荒原，那大荒原上疾走的“过客”，就不禁从沉梦中惊醒，不禁要钻出头来，点亮油灯，打开《鲁迅全集》默默苦读。

“过客”的刻苦、坚忍、执着的“韧”的精神感染着他。他时常以“过客”的艰苦卓绝与自己对照，觉得与“过客”相比，自己的处境好多了，可是却远远没有他那样坚强。相形之下，眼前的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

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伙食极差，天天是玉米面贴饼子、煮白菜。特别是水，学校旁边的井被附近的氨水罐污染了，又臭又臊。村里農民都不喝这口井里的水，跑到远处打干净水。但学校的做饭师傅为了省力，自己不喝这口井里的水，却给老师们从这口井里挑水喝。用这水沏茶，水面上漂一层薄膜，据说就是尿，难以下咽。当地老师都受不了了，张梦阳竟然对这种恶劣饮食没有感觉，一头扎在读书、写作里，从没发过怨言。

与那时相比，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问起他为什么一边下笨功夫做笨事，一边又那么聪明，记忆力那么强时，他又说起了自己的轶事。

那时，不可能在办公桌上铺开稿纸写作，只能私下构思，打腹稿，无论是开会、劳动，还是办理生活琐事，脑子里其实都在想文章。可谓是“用大脑思索文章，用小脑应付俗务”。当时和张梦阳在一个县任教的挚友、著名作家汤吉夫说过：“梦阳是恨不能连标点符号都在心里‘写好了，才在纸上动笔呢。”确实是这样，等到文章在心中“焖焐”成熟，周末本地老师回家、只剩他一人的时候，才摊出稿纸，一笔一划，直接复写。所以同事见到报纸上发表他的文章，都感到有些惊讶，不知他什么时候写的。这个被“逼”出的习惯，后来成了他一生的习性，到文学研究所以后，可以理直气壮地铺开稿纸当众公开写作了，可是他还总是在心里“写”，直到文章在胸中“焖焐”成熟后才写在纸上，如今则是敲入电脑。

退休后，他常四处游走，尤其爱在植物园樱桃沟，即退谷之中构思书和文章。那里既没有笔纸，也没有电脑，只能“心写”，想题目，思篇章，一字字一段段在心上刻写。这样一步步进入写作的梦幻，有时以山当纸，以心作笔，在青山绿水间将文章写出;有时又以天当屏幕，以心作键盘，使大书在碧蓝的天空中显现。他奢望有一天发明一种可用脑电波操控的电脑，不必再费打字的功夫，就能将胸中“焖焐”的书和文章传入电脑，形成文字。那样，写作效率必会大为提高。但这恐怕一时难以实现，只好先铭记在心。

如此这般，心笔愈健，脑力愈强，七十六岁了，记忆力不仅没有衰退，反而越来越强健。原来还须在卡片上记下要点，如今丝毫不用笔记，文章以至百万字的大书，都在心里刻写，在胸中“焖焐”，不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心写”。任凭外界怎样聒噪，外人怎样干扰，照样我行我素，心、笔合一，文章和大书像老酒一样，在心中酝酿、发酵、老熟，时间愈久，醇味愈厚，一坐到电脑前，像弹钢琴一样弹点键盘，文字便如樱桃沟里的清泉汩汩自心中淌出，自然流入电脑，化为文章。字句当然须反复打磨，而整篇结构却不用大动即可成文。再不必伏案在稿纸上写写画画，涂涂抹抹，伤透脑筋;也不必枯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长时间受到辐射。文成之后，点一下报刊编辑的邮址，就到了对方的邮箱中，不久即见报了。几乎百发百中，无一落靶。

这种心写之乐岂不怡人？

噢，原来如此！“用大脑思索文章”，当然智力很强;“用小脑应付俗务”，自然很笨，很傻。一些小人常到他那里骗饭骗钱。饭后，他总抢着买单，人家也跟着去抢，其实不过做样，到头来还是他付了账。但是人家却跑到领导那里告状，说他作风不正，用吃喝拉拢人。他却仍然懵懵懂懂，由人说去，从不做解释，依然故我地埋头搜集、整理资料。幸好领导是明眼的林非先生，对告状者不屑一顾，一向支持张梦阳这样的实干家，否则，他早就被踢出社科院了。

然而，多数人是看不起资料工作的。不了解他的人，鄙夷地说：张梦阳写不出东西来才搞资料呢！了解他的朋友悄悄在他耳边说：你又不是不能写，何必把功夫费在资料上呢？他则无论你说好说坏，还是照样做他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说得太厉害了，只回一句：不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料，怎么写文章？尽管这是很平实的道理，人们还是不以资料为然，什么国务院津贴之类的好事从来没有他的份，《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一分册一千万字的大书出齐了，立在美国国家图书馆等世界主要图书馆的书架上了，他竟连副研究员都没评上。他也不以为然，在人们为职称、房子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竟主动谦让了两次。直到有正义感的老一辈学者为此在所学术委员会拍了桌子，他才以全票评上副研，五年后以最高票当选正研。但到评博导时，大家都以为他毫无疑问了，院科研局却下了个通知，五十七岁以上的研究员一律不参评，将他挡在门外。2006年1月，广东要宣传他们的一部书，请他和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前去压台。前一晚打电话给他，说在名册上都标明你俩是博士生导师。他连忙说：快删掉，我们都不是。对方说：你们怎么会不是博导呢？他说：不是就不是，还有什么为什么？

别人把是不是博导看得比命还重，他却不以为然。你说这人笨不笨，傻不傻？

可是，《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早就成为鲁迅研究者的必读书，用过去几十倍的价钱也买不到，因为早就清空了，在国外更是万金难求;《中国鲁迅学通史》，几乎鲁迅研究学者人手一套;韩国鲁迅研究专家朴宰雨先生说是读着张梦阳的书成长起来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越到后来越令人觉得既有史实性，又有文学性，很难超越。这些实绩不是比“博导”等空名益处大得多吗？确如计亚男、杜羽两位先生在“光明学人”的整版文章《张梦阳：陪了鲁迅一辈子》中所说的：“这样的‘笨人才是真正意义上能做大事的聪明人嘞！”

至今，已经七十六岁的张梦阳依然夜以继日、永不停歇地写作着。人们称他为“文章迷”，不论男女老幼，跟他好还是不好，只要看到人家的文章好，就崇拜得要命，给编者或作者本人写信致敬。对于不学无术，一天到晚搞人事的混混，无论对他怎样，都反复劝告，甚至不予理睬。

所以，林非、肖凤先生和韩少华老师这样讲真学问的人士，视他为最好的学生;而那些专搞人事的混混，莫明其妙成为他们的怨敌。

张梦阳这个“笨人”，怎么说他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