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珊珊

《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某些特定行为类型规定了新的罪名，这些行为类型在修法之前已有罪名进行规制，修法之后，新罪名与旧罪名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性或内在性的关联。(1)参见曹坚：《实质化界分关联性轻重罪》，载《检察日报》2021年4月14日。具体而言，这种关联性体现为新罪所确立的罪行，在刑法原有体系或司法解释中是有旧罪名能够加以适用的，新罪名增加之后，旧罪名对新罪名仍有补充适用效果，但是又不能完全成立特别法条与一般法条的竞合关系，典型如新增设的袭警罪与原有的妨害公务罪。新罪名适用的意义及边界，关联性罪名之间的具体适用关系，特定行为类型在旧法适用中出现的难题是否因为新罪名的确立而得以解决等这些问题，学界众说纷纭，本文亦希望通过对这些关联性罪名实务适用上的梳理，对上述问题的澄清作出些许努力。

一、 新增关联性罪名的具体定型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17个罪名，但不是所有新增罪名都属于本文所称关联性罪名，如新增的第280条之二(冒名顶替罪)就与原刑法分则中的其他罪名没有关联性，而且有些新增罪名也并不因为是在某条之后增加一条，成为某某条之一或之二，而自然与前法条构成关联性，如新增第134条之一与第134条(危险作业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危险作业罪出台之前，其罪状描述的行为并不能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因为后者只能是结果犯，所以，二者也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