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杰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号笥河，人称“竹君先生”，是乾嘉时期的学者、藏书家，在诗文、小学、金石方面颇有成就。袁枚（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是乾嘉时期的代表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作为清乾嘉文坛时期的领袖人物，朱筠与袁枚的相遇相知，对其自身以及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朱筠与袁枚之相识

朱筠第一次见袁枚时，是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地点，时间为乾隆三年戊午（1738年）秋，那时朱筠还是10岁孩童，袁枚此时已经23岁。乾隆三年（1738年）八月十日，朱筠见袁枚在贡院牌坊下诵读试文，其在《与袁简斋前辈（壬辰）》书中写道：“戊午之秋八月十日，先生冠长缨，立贡院牌坊下，自诵其试文。时常熟赵先生贵彤，自龙门出，就先生语。时筠年甫十龄，一望见识之。后长大相闻，不复见。二十五六为馆中后进，先生方出官。”[1]朱筠《为袁简斋前辈题随园雅集图用十八队韵（癸巳）》又云：“袁先生人豪，早岁抗前辈。我小闻而识，出自棘闱内。倚柱哦其文，若无人窥背。河汉听莫极，气盛波刷块。入馆掉两臂，一麾县印佩。”[2]卷十一

张俊岭《朱筠年谱新编》乾隆三年（1738年）谱“八月十日”条按语云：“朱筠见袁枚在乡试第一场后。十年袁枚二十三岁，朱筠十岁，二人尚无交游可言。”[3]16此处，张俊岭所言即是，此时二人确实未有交游。朱筠早岁时，在贡院牌坊下偶遇袁枚在诵读试文，并远远望见赵贵彤与之言语，但并未走近，而此时袁枚并不知朱筠，也未看见朱筠，从“早岁抗前辈”“一望见识之”可证。又“我小闻而识”“后长大相闻，不复见”，可知，朱筠只是与袁枚有单方面的一面之缘，直至朱筠长大之后，仍未相见，此从两人的往来书札中亦可得知一二。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与朱竹君学士书》中云：“虽然，枚当知公，公不当知枚，何也？天之卿云，朝阳之鸣凤，虽山泽之癯，仰而窥所共见者也。若夫江湖间老物散材，要惟耦居者，知之其高而丽于天者，未必降阶越境，以存之也。”[4]卷十九可见，两人此时仍未见面，但袁枚早已耳闻朱筠，对朱筠也有所了解，但不知朱筠是否知道自己。书札末其又言：“公之未见其人，而为之道地者，果孰贤也。”[4]卷十九也进一步说明，两人并未正式见过面。

此之后，在壬辰（1772年）仲夏时，朱筠给袁枚回复了一封书札《与袁简斋前辈》，书札中说到了壬午（1738年）之秋，见袁枚在贡院牌坊下诵读试文之事。书札末又言：“昨冬过访随园，不得见，投刺怅怅而去，如有所失。大著固愿见，尤愿得侍坐于左右，一谈其累年之未得见也。辱再赐于书，秦学士问寄者，筠出都始获读之，孟陬所寄，又未遑即答。往来于心，欲一致其区区而言之，不知其起止。顷将往徽、歙间，不能已于言，辄敢陈之余，再以书奉。”[1]朱筠所言是指辛卯年（1771年），其将赴安徽任职学政，途过南京，前去拜访袁枚，但袁枚已于十月至杭州，二人遂不得见，而此时朱筠已经43岁，袁枚也已经56岁。

后袁枚言其与朱筠不得相见，乃是天意使然。《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答朱竹君学士书》云：“仲夏读执事书，错落奥衍。爱执事之文之古，苦言至意，敬执事之心之古，道枚冠长缨。试京兆时，曾早目之，正如执事之仁风，枚亦早耳之也。三十年来，两相思两不知，天若欲两人者相见，而使执事持节来，又若欲两人者不轻相见。而使见访时，枚又避宅他适，毋乃故郁其心，支阂其意见以诱其所欲言者，而俾之两相益乎？”[4]卷十九亦可证明，朱筠在10岁时与袁枚一面之缘之后，30年来二人从未相见。

直到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筠任职安徽学政期满，归京时，再次路过南京，又去拜访袁枚，二人才最终相见。借此，朱筠特为袁枚题《随园雅集图》，作《为袁简斋前辈题〈随园雅集图〉用十八队韵》，诗云：“我来九千后，乙癸空甲隈。喜得觏先生，鸡鸣雨如晦。”[2]卷十一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亦云：“朱筠学士督学皖江，来山中论诗，与余意合。因自述其序池州太守张芝亭诗，曰：‘《三百篇》专主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则诗亦有浅深之别。性情薄者词深而转浅，性情厚者词浅而转深。’余道：‘学士腹笥最富，而何以论诗之清妙若此？’竹君曰：‘某所论，即诗家唐宋所由分也。’”[5]卷十四袁枚此处言“与余意合”，应是溢美之词，因其在《随园诗话》卷十又云：“朱学士筠，字竹君，考据博雅，不甚吟诗。”[5]卷十即其对朱筠作诗思想及手法并不欣赏。

多年后，朱筠再次在诗中回忆二人相交，感慨万千，其在《连日宴饮明翠阁大观楼即席口占四绝句呈简斋太守》诗中云：“知音漫向齿牙求，一串明珠澈妙泪。解道玉茗词里意，一生心醉大观楼。”[6]此首诗歌作于庚子年（1780年）二月二十四日，朱筠已经52岁，袁枚已经65岁，道尽了二人相见恨晚之情。

二、朱筠护持袁枚一二事

朱筠与袁枚虽然相知，亦经常有书信往来，但在几十年里几乎未曾相见。在朱筠仕途达到人生顶点的时候，而袁枚已经隐居深巷，但朱筠对袁枚的情况却一直较为关注。袁枚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亲老乞养辞去江宁知县职，在南京小仓山购买旧宅，改建成“随园”，就此隐居。虽乾隆十七年（1752年）一度铨官陕西知县，但未及一年复归，从此在随园“赋闲居”时间长达45年。由于袁枚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即使未身处官场，仍招来他人的诽谤与议论，但朱筠总是挺身而出，为其辩解并解围。

如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秋，谣传江宁知府刘墉欲逐袁枚归杭，朱筠为之挺身说人，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云：“乾隆己丑，今亚相刘崇如先生出守江宁，风声甚峻，人望而畏之。相传有见逐之信，邻里都来送行，余故有世谊，闻此言，偏不走谒，相安逾年。公托广文刘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谢表》，备申宛款，方知前说都无风影也。”[7]卷六章学诚《文史通义·论文辨伪》亦云：“石庵相公官江宁时，欲法诛之，可谓知所务矣，而竹君先生为解脱之，遂令术逢显要，登高而呼，号召无知士女，凡可以败人伦而伤风化者，无所不为。竹君先生天性坦易，平日固多汰许之病，石君先生似近方严，然亦尝与此人书问往来。余疑问之，则云：‘狎客耳，何遽不容？’噫！贤者如此，况他人乎？”[8]卷七章学诚由于对袁枚有偏见，此处将刘墉驱逐袁枚一事，写成“欲法诛之”，是章学诚之夸张之说，但对朱筠为袁枚解脱之事，是客观真实记述。

为此，袁枚特寄书朱筠，并将自己30年的著述赠与朱筠，以感激朱筠的正义相助及知遇之恩。袁枚《与朱竹君学士书》云：“不意秀才陈熙来，道公问枚甚悉。进士程沅来，又道公为护持枚故，挺身说人，嘻枚之与公，名纸未尝通也，謦咳未尝接也。纵左右之人，妄有称引，又安知非阿所好以诳公？而胡乃眷私若是？然则使枚竟幸而得近颜行，布露所畜，抱三十年著述，拜献于中衢之车下，不知公之矜宠而教督之者，又将何似也。昔孔北海为杨彪缓颊，裴监州为傅兰硕通两家之好，皆卓卓史册间，然皆先狎交之后，覆露之较，公之未见其人，而为之道地者，果孰贤也。”[4]卷十九朱锡庚《椒花吟舫书目》中载：“《随园诗话》，六本；《小仓山房集》，二十二本。”[9]可能即是袁枚所赠朱筠本。陈熙是袁枚和朱筠弟子，朱筠曾荐其闱卷，陈熙《甲午秋闱报罢，学士竹君先生过寓慰问，兼招游西山感赋二首》：“曾赋《阿房》荐牧之，蹉跎一举六年迟。”[10]卷五又《腾啸轩诗抄》卷二十八《追题椒唫花 舫图感笥河先生（并序）》：“余受知最深，感恩最重者，简斋师而外，惟荐师朱笥河学士。两公徂谢，皆有挽歌。”[10]卷二十八另《腾啸轩诗抄》卷九有《挽荐师竹君学士》诗。

又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在朱筠任职安徽学政时，幕中章学诚因与洪亮吉不和，而洪亮吉又与袁枚有知遇之交，袁枚遂遭到章学诚的攻击，而朱筠此时又为袁枚辩解。章学诚《文史通义·论文辨伪》云：“昔者竹君先生视学安徽，幕中有妄人出某甲门下者，戛戛自诩，同列无不鄙之。其人初某甲为乃父所撰墓志，矜示于人。余时未识某甲行径，一见其文，遂生厌恶，指摘其文纰谬，其人怫然，竹君先生解之，阴谓余曰：‘流俗习必已久，岂可以吾辈法度绳之。’则朱氏论文，必无许可某甲之说。”[8]卷七文中的“某甲”指袁枚，因为《论文辨伪》一文主要是批评袁枚。幕府中“妄人”应指洪亮吉。张俊岭《朱筠年谱新编》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谱按语云：“此时幕府中人物符合‘妄人’性格特征者应是洪亮吉、黄景仁二人，二人都与袁枚有交游，而涉及墓志事者为洪亮吉。……洪亮吉在入朱筠幕的次年，曾先后乞邵晋涵、朱筠为其父作行状、权厝铭，《笥河文集》卷十四《国子监生洪君权厝碣铭》：‘明年春三月，礼吉乞余姚邵进士晋涵为其尊甫君状，请余铭。’所以，‘妄人’应指洪亮吉。”[3]190-191

嘉庆二年丁巳（1797年）十一月十七日袁枚卒，从是年起，章学诚开始撰写数篇文章攻击袁枚。胡适著、姚名达订补《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嘉庆二年（1797年）谱：“是年袁枚死，年八十二。先生对于同时的三个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贬辞。但先生对戴震，尚时有很诚恳的赞语；对汪中，也深讃其文学；独对袁枚，则始终存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遗书》中专攻击袁枚之文，凡有五篇：《妇学》《妇学篇书后》《诗话》《书仿刻诗话后》《论文辨伪》。攻袁之端始见于此年。”[11]129

嘉庆三年戊午（1798年）六月，章学诚又致书朱珪，言之前在苏州见袁枚尺牍，有诬朱筠、朱珪论文之事，章学诚遂作《论文辨伪》以辩之。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上石君先生书（戊午六月）》：“五月在苏州……惟于苏州城市，偶见坊刻尺牍，其人其书，极可贱恶，乃有诬阁下与彼论文，大加倾倒，且附和其人，讥及先师。因叹小人之无忌惮，至于斯极，而君子遭辱，则不可谓无因也。因取其言辨之，谨录奉上，所谓苍蝇玷父兄面，不容不拭。要之其人何足责哉，正恐君子受辱有由，则古人所恃，将以集广思而分旌麾者，或无暇及矣。”[8]81-82

章学诚作为朱筠较为得意之门生，其对袁枚充满敌意，但朱筠仍然不妄加咨议袁枚。从此也可以看出，袁枚作为长辈，朱筠甚是敬仰和尊重，即使对其诗文理论和风格有不同看法，但也是采取较为温婉的态度包容之。这正如章学诚所言，朱筠在论文时，从未赞同袁枚之说，也未否定其说，而是采取了避而不论之态度，这也显示了朱筠对袁枚这位老学者的尊重之情。

三、袁枚对朱筠诗文之评价

袁枚对朱筠赞赏非常之少，尤其对朱筠诗文创作方面皆有异议,其仅在为感谢朱筠为其辩诬的书札中，对朱筠有少量美言。袁枚《与朱竹君学士书》云：“公昆季以文学卓行，同翔天衢，为海内所讋服。公又束修其躬，志古人之所志，学古人之所学，士林中靡不齐其口，异音同叹。江南高才生，为枚所目色者，不北行则已，苟北行试京兆礼部，必一一被公罗取。”[4]卷十九袁枚在此虽然对朱筠有所称颂，但也是笼统赞扬，主要还是赞颂朱筠门徒之盛，对其诗文仅客观评价曰“志古人之所志，学古人之所学”，并未进一步颂扬。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六月二十一日，程晋芳卒于西安，袁枚为其作墓志铭，又称及朱筠喜交游之事，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首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并序》云：“……京师语曰：‘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12]卷首此处袁枚也仅颂扬了朱筠交游之广、门徒之盛，未言及其诗文学术。

袁枚之所以盛赞朱筠交游，是因为其也是喜交游之人，门徒众多，因此王昶对朱筠和袁枚二人广招门徒之事颇有訾议。陈康祺《士大夫归田后之规范》云：“王兰泉侍郎在京师时，与笥河学士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罢官归田后，往来吴门，宾从益盛。……然其时袁简斋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若骛，侍郎痛诋之，收召门徒，隐然树敌，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黏，皆与齿录，颇有惜其太邱之道广者。”[13]卷十二

王昶虽然批评二人门徒之盛，但是自己似乎亦如此，遂遭到江藩的责问。嘉庆四年己未（1799年），江藩至杭州谒王昶于万松书院，言其门徒之广，盛于朱筠，王昶则默不作答。江藩在《王兰泉先生》中云：“嘉庆四年，藩从京师南还，至武林，谒先生于万松书院，从容言曰：‘……且昔年先生谓笥河师太邱道广，藩谓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14]卷四而陈康祺对王昶用广招门徒来表达对袁枚的不满，也较有异议，其在《士大夫归田后之规范》云：“康祺窃谓随园之所为，不过假以梯贵游，攫金帛，以自适其园林声伎之好，侍郎何苦诋之。若钱、王二先生之遗荣志古，内介外和，奖掖后贤，不立门户，则诚士大夫归田之规范也。”[13]卷十二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正月十八日，为教育诸生识字通经，朱筠重刻《说文解字》，并作《〈说文解字〉叙》，叙云：“大清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关防，来安徽视学。明年，按试诸府州属，辄举五经本文，与诸生月日提示讲习。病今学者无师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见尤甚者……点画淆乱，音训泯棼。是则何以通先圣之经，而能言其义邪？既试岁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举许君《说文解字》旧本，重刻周布，俾诸生人人讽之，庶知为文自识字始。”[15]卷五朱筠重刻《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其认为读书须识字，不识字无以通经，因此购得宋汲古阁本许慎《说文解字》，让王念孙等人校正，且亲自作《重刻〈说文解字〉叙》，以教徽士。洪亮吉《书朱学士遗事》云：“先生以读书必先识字，病士子不习音训，购得汲古阁许氏《说文》初印本，延高邮王孝廉念孙等校正刊行。孝廉为戴吉士震高弟，精于小学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钱市之。先生性寛仁，不能御下，校官辈又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无怨声，然许氏之学由此大行。”[16]卷四朱筠所重刻《说文解字》之版本，为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开雕椒花吟舫板，由江宁顾晴崖刻字，宛平徐瀚校字。

朱筠所作《〈说文解字〉叙》中辨别六书之思想，皆咨询于王念孙，且承用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答沈枫墀论学》云：“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辞，其于六书未尝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怀祖固以六书之学专门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说文》，中间辨别六书要旨，皆咨于怀祖而承用其言。仆称先生诸序此为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怀祖也，而世或讥之，此不可语于古人为文之大体也。”[8]331臞但闵尔昌《王石 先生年谱》中认为《〈说文解字〉叙》是王念孙代笔之作，此仍需商议。因朱筠在文字方面虽然没有王念孙功力深厚，但其学识应足以写出此篇序言，此篇序言朱筠写毕之后，很可能请王念孙进行了修改润色。章学诚云“非不知此言本怀祖也”，是指序言中所言六书宗旨，皆是王念孙之思想，而并不是指序言内容。

朱筠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倡六书之学，受到时人的慕效，但也遭受到了时人的批评。李威《从游记》云：“六书之学，不绝如线。近代著作家，或以楷昼，效篆体为书，盖楷法难明仓史遗意，往往从类不分，故不得不杂篆法为之，波折纵横，并出新意。先生深病学者不明文字所由生，其叙刻《说文》，推论原委，有半讹全讹之叹，故亦喜为此书。每摹勒入碑版，古趣盎然，见者辄不能句读。先生尝言吾非嗜奇，欲得古人制字意耳。及出视学，士争慕效，不知故而貌袭之，诡异乖违，若瓦缶与彝鼎，并陈鳝鳅与螭龙同舞。”[15]卷首朱筠好古文奇字，洪亮吉也受其影响，文中多用奇字僻字，则受到了袁枚的批评，从而也间接地批评了朱筠。

袁枚《答洪华峰书》云：“顷接手书，读古文及诗，叹足下才健气猛，抱万夫之禀，而又新学笥河学士之学，一点一画不从今书，驳驳落落，如得断简于苍崖石壁之间。仆初不能识，徐测以意，考之书，方始得其音义，足下真古之人欤？……足下为唐宋以后之文，而作唐宋以前之字……读书愈多，矜奇愈甚，他日对策王廷，诸衡文官必无好古如笥河者，少见多怪，徒遭驳放。……《上笥河学士一百十韵》搜尽僻字，仆尤不以为然，诗重性情，不重该博，古之训也。”[4]卷十九袁枚对洪亮吉与朱筠的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尤其说到诗歌应当“重性情”，而不是“该博”。对此，洪亮吉似乎也有所接受，也得到了教训，洪亮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会试中，似乎并未用古文奇字，而珪朱 等人以为文中多古文奇字者，必为洪亮吉卷，开卷后却是他人，而洪亮吉的名次仅为第26名。此在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四《朱石君横文之精》、吕佩等的《洪北江先生年谱》中皆有记载。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秋冬之际，程晋芳致书袁枚，认为朱筠、袁枚、姚鼐、朱仕琇、诸洛、钱大昕及其自己等人之古文可传，然袁枚认为朱筠古文自发理论者最少，尚逊少许。程晋芳《上简斋前辈书》云：“近今海内，为散古文而信其可传者，有数人焉。敝老师竹君先生、姚比部鼐、诸秀才洛、福建朱太史琇仕 、钱太史辛楣，仆亦厕其末，足下当为一大宗，诸家各有短长，不能驾足下而上也。”[17]卷二程晋芳《上简斋前辈书·又》亦云：“竹君先生终是古文可传，然视足下恐尚恐逊少许，以生平自发议论者最少。古文自以碑版多为第一，而议论文亦不可无。昌黎之五原、老苏之策论，不如是不足以罄其胸中所学也。……兄自是一代传人，终以古文为第一，诗必交与弟再加榷选更妙。海内文人、学人可二十余。学人以辛楣先生为第一，文人则足下高据一席，不容让也。……戴东原一病而殂，诚为可痛，著述七十卷，使其不死，闲居二十年，当不止是。人皆推其为近人第一，以弟平心论之，其成就仍在绵翁之下耳。”[17]卷二

另袁枚在丙午年（1786年）与朱珪论古文时，又言及朱筠古文弊病，其《小仓山房尺牍》卷三《覆家实堂》云：“去冬在杭州见朱石君侍郎，蒙其推许，云古文有十弊，惟随园能扫而空之，余问其目……余笑答曰：‘此外尚有三弊。’侍郎惊问，余曰：‘征书数典，琐碎零星，误以注疏为古文，一弊也；驰骋杂乱，自夸气力，甘作粗才，二弊也。尚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询，曰：‘写《说文》篆隶，教人难识，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觉笑之。”[18]卷三袁枚所讲第三弊，指朱筠作文好用古文奇字之弊。简而言之，袁枚对朱筠的评价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还是较为客观中肯，其并未对朱筠的诗文创作思想进行夸大的批评，或者过分的指责，仅仅是指出了其存在的弊端。

四、余论

朱筠的诗文创作思想与宗旨，虽然受到袁枚的指责，但其诗文创作有其突出之处。对于朱筠的诗文创作宗旨和理念，朱锡庚在其《先大夫文集后序》中有所论及，因朱锡庚对其父朱筠的诗文创作宗旨较为了解，且有所继承，当最能反映朱筠的真实创作思想。朱锡庚言“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记事二端，而不为论辩”，这便有力地回击了袁枚批评朱筠“以生平自发议论者最少”的论断。具体引之如下：

昔者先子有言曰：“文无常律，唯求其是。”又曰：“有意为文，绝非真文。”故集中之文，不越考古、记事二端，而不为论辩。夫考古者，经之遗也；记事者，史之职也。不为论辩者，六艺而外，有述无作也。尝谓经学不明，良由训诂不通，通经必先识字。庶几两汉诸儒所讲之经可以明，而后世望文生义之弊絶，欲仿扬雄《训纂》而撰《纂诂》。又谓：“学者不通古音，无以远稽古训。”故刘熙《释名》，因声求诂；扬子《方言》，遍 輶历 轩。可以异域之言，而证近正之训，亦可以殊方之音，以推往古之音。庶几周秦、汉魏音声逓变之故可以通，欲仿《方言》而撰《方音》。礼起于未然，制莫精于丧礼、撰礼、意礼，莫古于仪礼。苦节文之难，读撰释例，所辑金石遗文，汉唐以及元明不下千通，谓金石文字，上可辅经，下可绎史。尝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撰《五代史补注》若干卷，既成，为人误毁。凡所纂着，缺而不录，第其微言遗旨，往往错见于简篇，好学深思，自可按而窥也。[19]

朱筠作诗文之宗旨，确有其优点，亦又有其弊端。因为作为受教于朱筠的门生章学诚，对其师朱筠的文章也存有自己的看法。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1778年），章学诚在《与钱献之书》中云：“戴东原氏之训诂，朱竹君氏之文章，皆无今古于胸中者也。其病则戴氏好胜而强所不知，朱氏贪多而不守统要，然而与风气为趋避，则无之矣。”[20]794其又在给徐书受所作的《徐尚之古文跋》中云：“徐尚之少牧，尝学古文辞于大兴朱氏……近日辞章盛，而鲜为古文辞者，大兴朱氏教人古文义法，所言至在浅尽，而人犹诳不信，盖为者少，知之者则愈难也。”[20]596

总之，朱筠和袁枚虽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理论宗旨有所不同，但是各有其长处，又加之二人皆喜交游，友人弟子遍布天下，像洪亮吉、阮元、伊秉受、蔣士铨等皆是二人共同之友人，且交游密切。也正因为如此，二人的诗文创作理念对其周围的门人弟子及友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对清代文坛皆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朱筠去逝之后，袁枚作《哭朱竹君学士》以悼之，诗云：“古人今不作，古道竟非宜。听说文星坠，空增吾党悲。持身卢子干，好客郑当时。奇字三苍纂，穷经六籍披。请开书四库（自注：闻上开四库馆，奏始于公），渐白鬓千丝。学博天能鉴，心清水共知。龙门今逝矣，寒士欲何之？大雅扶轮者，长安剩有谁！”[4]卷二十八从诗中不难看出，袁枚在朱筠生前对其诗文虽有不满，但当朱筠去逝后，却并未对朱筠进行更深入的指责与批评，而是对朱筠一生的学术及功绩进行了盛赞，给予了朱筠较高的评价，此亦足见袁枚对朱筠之学问亦有欣赏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