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泽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一、中外关系的历史分期与唐宋变革论的提出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史叙论》的文章，文中按照西方史学分期的方法，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其中自先秦时期为上世史，谓之“中国之中国”；秦统一到乾隆末年为中世史，谓之“亚洲之中国”；乾隆以后为近世史，谓之“世界之中国”[1]11。很显然，梁启超的这一分期是以中国对外交流状况为依据划分的，足可见中外关系在他眼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中外关系与历史分期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历史最大的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2]62。而一个时期历史变化的原因，往往是内外因兼具的，很难摆脱外界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固然会受到来自本国内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变迁的约制，但反过来看，外来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亦会促成文明内部的进一步转变，二者的影响可以说是相互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历史上几次比较典型的社会转型与中外关系的变化是趋于一致的，比如先秦到秦汉时期的封建化过程和明清时期的近代化过程①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性质变化的分期，目前来看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由于这种变化往往是一个长期性的、渐进的过程，我们很难以某一个时间段或典型事件来作为划分历史分期的依据。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封建化进程长期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而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以及与世界接轨，中国近代化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