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 慧

在以往的中西音乐比较研究中，通常用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之比来看待和构筑中西音乐关系，并以此锁定中西音乐的代表性特征和对比参数。如王耀华、杜亚雄认为，西方“更着力于多声部的各声部之间复调、和声关系的纵向组合”，而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响表现形式则是“以横向的旋律展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单音音乐”。①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369 页。田青提出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概念。②田青《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中国音乐学》1986 年第4 期。萧梅提出，中国音乐以“表演者演奏活化为中心”，而西方音乐以“作曲家作品为中心”。③萧梅《从“文化约定”比较中、西音乐的传播与传承》，载《田野萍踪》，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版，第260—281 页。张伯瑜探究中国传统音乐类型的模式，并将这种区别于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国乃至亚洲传统音乐的“创—演”模式界定为东方音乐的特性。④张伯瑜《音乐模式：中国传统音乐“创—演”（Making）的基础》，《音乐艺术》2014 年第3 期，第80—82 页。

以上研究皆在中西、东西音乐的差异性上讨论问题，在对比中强调中（东）与西的各自独特性，努力在西方古典音乐完备的“先进”话语体系的参照下找寻中国音乐的身份独立性与文化自信，其相关讨论一度是20 世纪中国音乐学界的热点与焦点。然而，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当下依然重要，因为它关涉不同时代的中国音乐学者如何面对自我与他者，如何呈显中西音乐关系的客观图景，以及如何在现在与未来形塑青年学子的认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