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连森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本科教育从理论提出到试点办学已经多年，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政策层面明确职业本科教育招生的目标和任务，对提振职业教育界的信心和士气无疑是重大利好消息。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大约有524万人，假设未来几年维持这个招生规模基本不变，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将达到50万人左右。因此，目前教育部批准试点的34所职业本科院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比较现实的路径就是遴选一批符合条件的高水平高职院校转型为职业本科。对广大高职院校来说，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以此为契机促进学校内涵建设和办学质量提升，将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振奋之余，我们也需要一些冷思考。在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人热情推动，也有人迟疑观望，在不同人群的眼里，它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缺少沟通和理解，将会给我们的教育改革造成不必要的阻力。

观察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讨论，可以发现有两个不同形象的职业本科教育：一个是专家眼中的职业本科教育，它是姗姗来迟的，历经多年鼓与呼，终于“水落石出”;另一个是公众眼中的职业本科教育，它是暧昧不清的，诸多疑问难以解答，如同“雾里看花”。

专家讨论的职业本科教育着眼于理论逻辑，其论证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从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规律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一部分高技能含量的工作岗位，需要高级别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目前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难以有效满足社会需求，所以职业教育不能限制在专科层次，应该促进职业教育的高移化;二是从教育类型和层次的关系来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本科、专科只是学历层次的区别，本科并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专属学历，职业教育一样可以有从专科到本科乃至研究生的学历教育。所以，专家群体关注的是职业本科教育存在的理论可能性及其对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公众讨论的职业本科教育着眼于利益逻辑，他们关心的是职业本科教育究竟能为其带来什么价值。笔者认为，第一，公众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职业本科教育的权威性问题，即职业本科教育是否意味着是一种高质量的学历教育。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调查中，河北某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表达了疑问：“职业技术大学的前身很多都是民办大专，排名靠前的专科升本反而不允许，末尾的大专直接变成四年全日制本科，即所谓的职业本科，蛮不理解的。”的确，由于一些现实原因，民办高职院校更容易得到政策便利。但是，哪些院校可以办职业本科教育也确实需要一个具有公信力的评判标准。第二，公众关心的是职业本科毕业后会不会遭到区别对待，这是一个与学生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

显而易见，在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理解上，专家群体与社会公众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专家群体从经济逻辑和教育逻辑上力证职业本科教育建设的必要性，但却在某些方面忽视了社会公众的真正利益诉求;社会公众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注重的是个体利益的得失，如果职业本科教育不能为其带来可见的实际好处，恐将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吸引力。由于主体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解释路径，但是专家意见和公众意见仍需要达成基本的共识，只有這样，才能确保职业本科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并获得成功。

对广大职业教育同仁来说，我们需要研究公众的社会心理。应该看到，在当前社会，本科不仅是一个学历层次，它也是获取某些优质社会资源的凭证。对公众来讲，本科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仅是因为它培养的人才层次足够高，更因为它是许多优质资源的“敲门砖”。我们希望职业本科也能成为一个基本“凭证”，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招聘等老百姓关心的考试中，应当设置技术应用人才的专项通道，让职业本科毕业生能够放心去考，无惧名校毕业生来挤压他们本该享有的机会。这既有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有利于真正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