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狂人”形象是鲁迅批判现实主义书写塑造的核心形象，他在其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通过借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手法，创造了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新狂人——“我”；同时，俄国文学“为人生”的终极理念亦激发了鲁迅对彼时中国现实更加深入的思考。依循这条传统，他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中对“人的焦虑”的描写转换为刻画“人的恐惧”，从展现个体“形象异化”转换为揭露群体“精神异化”，这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反转将对社会“批判”这一主题最终指向对人的“救赎”。

关键词：狂人 鲁迅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 救赎

1918年，一个“狂人”在鲁迅先生笔下诞生了，虽是小人物却映衬着鲁迅先生对彼时中国社会境况的担忧及对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希望。此“狂人”形象虽然天生就带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浓厚的影子，但鲁迅却不满足于将付诸笔端的文字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批判之上；而是以更加深入的艺术手法对“狂人”形象进行全方位阐释，希望以此形象唤醒精神上早已麻木的国民，激发其革命精神。本文试图将《狂人日记》放置于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延续的基础之上，以其从“批判”到“救赎”的目的转变为主线，探究其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以及生成的实践价值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超越。

一、从“人的焦虑”到“人的恐惧”

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中，对普通人的关注起始于短篇小说《驿站长》中普希金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全方位刻画的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驿站长维林，首次将文学关注的对象放置于社会中下阶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由此引发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小人物”的集中关注。这些“小人物”形象大都处于社会中下层，他们不受旁人重视，内心复杂多变且极其敏感；而这种性格带给他们最显著的人格特征就是无时无刻都处在极度的焦虑之中。这种弥漫在“小人物”周遭的焦虑感，正是由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存在感”的弱化以及阶级固化令其对未来可见的“确定性”感到无能为力所致。正如卡伦·霍尼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进行改进时指出：“焦虑本质上是个体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而生成，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条件反射，是对某种文化反应的不当而造成的。”a因而，在俄国批判现实作家的笔下，我们能看到诸多被“焦虑”笼罩的形象，如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通过书写个体大量的内心呓语从而营造出了一幅小人物被焦虑团团包围最终“疯癫”的图景。波普里希钦是一个卑微且安分的小职员，难以逾越的社会阶层如山峦般将其按压在社会的底层，他人的侮辱折磨似抹不去的阴云整日在头上盘旋；缺席已久的尊严、冷嘲热讽的言语、无力改变的未来令诸多焦虑开始在波普里希钦的脑海里没日没夜地盘旋，而这些无处安放的焦虑只能通过其用大量迷狂似的内心呓语进行自我安抚。久而久之，这些迷狂的呓语令其沉浸在幻想中不能自拔，模糊了现实与虚假的界限，造成了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偏差、对社会关系认知的混乱以及对他人不切实际的妄想，因而这些内心呓语反而又成了个体焦虑的另一种形式，最终吞噬了他最后一丝清醒的意识，令其走向毁灭。

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业已跳出了对个体焦虑的刻画，转而将一个看似“疯癫”了的“狂人”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正如上文所言，焦虑的产生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条件反射；而彼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缓慢，传统社会中仍以农耕文明为主，而维系社会基本关系的依旧是以宗族、家族为主的血缘谱系；加之封建文化近千年来对国人思想的“禁锢”，使社会现代化以及文化现代化进程缓慢，甚至在大量的乡村仍以落后的封建礼教为处事原则。但鲁迅却敏锐地将“吃人”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野蛮意象找了出来，并建构了“吃人”的两重含义：其一是中国封建礼教传统中所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吃人”，如易牙将亲生儿子蒸熟进献于齐桓公，介之推在流亡途中割肉给重耳是为“忠”，“割股疗亲”是为孝；其二则是象征意义上的“吃人”，也即封建礼教对人思想的禁锢与腐蚀，从而将人性泯灭得一干二净。因而，鲁迅将刻画的对象从“焦虑”这个文化表征拉回到个体中来，将对人的焦虑刻画转化为个体对封建礼教中双重“吃人”内涵的恐惧，不仅将批判指向“吃人”这种尚未开化的野蛮、愚昧行径，更是将批判直指封建文化、封建礼教对人全方面的荼毒。

由是观之，“狂人”在一出场對狗多看他两眼都竟然“怕得有理”，已然奠定了“狂人”对周遭一切事物的强烈不信任感以及深陷无处不在的恐惧氛围中。而在后文中，鲁迅针对“吃人”所带来的恐惧，又具体细分为了三个层次。其一，“狂人”不仅觉得赵贵翁和乡民会吃人，甚至陌生的路人都似乎想要吃他；第二个层是“狂人”知道他大哥和亲人也是“吃人”的人，也要吃他；最后一层则是“狂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怀疑自己或许在无意中也吃了妹妹几片肉，也是“吃人”体系中的一员。且不难发现，三次“吃人”的描述对狂人内心的打击和震惊愈发加深：第一个层次象征着社会关系崩坏之下对他人的惧怕感，印证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相互扶持变为相互猜忌、相互加害；第二层则象征着亲情关系瓦解后对至亲的恐惧感，揭示个体为了生存、为了私欲令血浓于水的亲情被人性的阴暗吞噬；第三层则意味着“狂人”内心人性坍塌所产生的惊悚感，原来“我”或许亦是恶魔的一员。这些层层渐进的恐惧也从侧面揭示了封建文化之愚昧所给予个体的伤害，不仅在于对肉体的“蚕食”，更在于对精神的腐蚀。且不难发现，在这三层恐惧之上，借“狂人”之口所指出的群体“吃人”行径则将一种群体“精神异化”的诡异长卷缓缓铺开。

二、从个体“形象异化”到群体“精神异化”

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那里，异化更是一种惯用的手法，“异化是一般人本主义的哲学范畴，自卢梭提出以后，这一概念一直是人本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非人性的有力武器，是属于反资本主义范畴的”b，通过个体行为异化、人格异化、精神异化，甚至是将个体直接异化为它物，从而产生讽刺抑或批判效果。那些被“异化”了的人，或被生活所困，或被权力反噬，或被金钱囚禁，或被宗教侵蚀，从而在永不得见的黑暗处自我沉沦，逐渐丧失对新生活的希望。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写就的经典作品《地下室手记》，运用鲜活并且饱含感情色彩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出身卑微，向往平等，虽渴望尊严却终究未曾触及，最终沦为一个人性扭曲、精神分裂、丧失希望进而终日寄生于地下室，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格“异化”之人。又如果戈理的《鼻子》直接深刻描写了一个身体“异化”后的人物：柯瓦廖夫不翼而飞的鼻子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高于自己官位的五等文官。在这里，鼻子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是柯瓦廖夫终其一生所梦寐以求的，于是乎，鼻子成了柯瓦廖夫幻想中的自己；而失去鼻子的柯瓦廖夫对自身的个体认同感开始失灵，令其无法再回归到原有的社会地位中。于是，个体认同的缺失令其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失语者”；而当他千辛万苦将鼻子寻回的时候，那种消失的个体认同感得以重新建立；于是乎，他得以回归并又开始变回自己。这恰恰是对当时俄国环境中诸多柯瓦廖夫们的一种嘲讽、一种批判，当权力、地位、金钱成了鉴别一个人是否为人的准则，个体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由是观之，这些异化背后所表征的都是当时俄国腐朽的社会境况，对这些异化人物的刻画不仅揭露了人性的丑恶，更是对现实无情的讽刺与批判。

而在鲁迅笔下，先是为观者描绘出一个异化了的“狂人”形象。起初，他的言行举止都与这个看似“正常”的社会格格不入，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背后悄悄地议论着“狂人”，那句大声喊出口的“你告诉我”，却也只剩一串自己的回声；而亲人也不再同他交谈，冷脸相加成了家常便饭，家似乎成了一个规训“狂人”的牢笼。于是乎，观者开始认可此“狂人”或许真的就是在某些地方患有隐疾而需要被用以相应“手段”去治疗。而跟随鲁迅的笔锋，真相开始渐渐浮现。当佃户来告知一个恶人的心肝被乡民炒着吃了的时候，“狂人”插了一句嘴反而引起了家人的关注。此时，只有看似疯癫的“狂人”对吃人提出了质疑，而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且当“狂人”拿出历史细细翻看，竟然发现“仁义道德”背后密密麻麻布满了“吃人”，才令观者渐渐明晰，或许“狂人”才是正常的人，进而使一幅更加诡异的群体“精神异化”画面慢慢铺展开来：“吃人”这种尚未开化的野蛮行径，所有的人似乎都习以为常，对他们来说不仅“从来如此”，甚至还能从历史书中找到堂而皇之的“理论”支撑。因而，此处的“狂人”并非真正的疯癫，其整日迷狂的呓语，并非所谓“疯言疯语”可以断定；“狂人”大声所喊，不仅“有理有据”，更指出所谓“传统”不过是披了一层叫“仁义道德”外衣的“吃人狂”罢了。

至此，鲁迅不再依循展现个体被社会环境浸染、被物质文化侵蚀、被他人言行激化而产生的“异化”现象，不再纠结于展现“异化”了的人；而是剖开了表象，把笔锋直指让群体“精神异化”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因而当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说出那句“从来如此，便对吗”之时，源源不断滋生大量群体“精神异化”的封建文化、封建礼教成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批判对象。而这种“疯癫”与正常互换所产生的价值反转，更是在冷峻的批判之上，指引其必然走上更加彻底的“救赎”。

三、从对社会“批判”到对人的“救赎”

在《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中，鲁迅这样写道：“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c这就显现出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意义：是为被压迫者谱写的革命进行曲，亦是为灵与肉都受到禁锢的“囚徒”们弹唱的反抗奏鸣曲。可以得见，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在于对社会的广泛批判，从而引起了大众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借此实现对社会的变革。

诚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对现实黑暗揭示与批判的作用，如赫尔岑在《谁之罪》中塑造了别尔托夫、克鲁齐费斯基、柳波尼卡三个本应获得幸福美满生活，却终究在各自生活的旋涡中迷失了方向，深陷于黑暗的人。赫尔岑虽然并没有正面回答造成他们悲剧的本源，但字里行间都将根源指向了封建农奴制度，从一幕幕悲剧中展开了深刻而又严肃的批判。又如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指出造成格罗莫夫个体神经错乱的本源就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不平等以及司法机关的昏暗，才令诸多蜗居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倍感不安和焦虑。

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这些戛然而止的文字并没有给未来指以方向，局部可见的光明终究未能抵御更加浓厚的阴暗，犀利的批判像抛入大海的巨石，只听见一声闷响就又归于原本的沉寂。亦如鲁迅所言：“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d因而，鲁迅依循俄国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想，在《狂人日记》的最后借“狂人”之口破天荒地喊出了“救救孩子”，从而将批判引上救赎之路。在这里孩子不仅意味着新生，代表了希望；更是象征了那些像“孩子”一样的革命精神，他们刚刚诞生在这片愚昧已久的土地上，他们像新生儿一样弱小。不仅幼小孩子的大脑极易被封建思想浸染，刚刚诞生的革命思想更是容易遭到愚昧群体大规模的扼杀，于是“救救孩子”成了鲁迅最殷切也是最后的希望。但需要厘清的是，虽然果戈理在其《狂人日记》中同样写出过救救孩子，但果戈理的拯救是寄希望于母亲对孩子的爱，从而拯救一个被“异化”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渴求用母亲的温暖去化解孩子的苦难；这本质上依旧是一种逃避与懦弱的表现，这是暂时的、短暂的且不彻底的拯救。

在鲁迅笔下，这个残酷的“人吃人”的社会中无人可以依靠，无人可以幸免，人性已然在这个腐朽的社会中失去了原有的圣洁；那么如何拯救孩子，鲁迅在前文巧妙地借狂人之口引出得了肺痨的孩子其父母企图用带着革命党人鲜血的馒头去治病，在这里鲁迅暗示了两种拯救：其一是仍旧依照封建思想教育孩子承袭“吃人”获得拯救，从而延续这种封建思想；象征不愿清醒的愚昧国人企图仍旧以野蛮的“吃人”行径抵制先进的革命进步思想。其二则是通过“狂人”的言行，希望喊醒国人能够停止这种“吃人”的野蛮行径，从而拯救那些像孩子一样“孱弱”的革命精神，方能令这种进步的革命精神去挽救更广大的孩子，这也是鲁迅所期盼的拯救。而在鲁迅后文《药》中，终究没能活下来的小栓也印证了革命者的献血不是药，那些珍贵的革命精神才是拯救孩子的“藥”。

因而，当群体“精神异化”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症候之时，对群体的批判已然显得无力，对个体的依赖或许会踏入另一深渊，唯有进行最广泛的革命与最深刻的启蒙才能唤醒麻木已久的国人，才能令孩子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拯救。

四、余论

由是观之，鲁迅先生在创作《狂人日记》之时深受俄国文学影响，但鲁迅先生所造就的“狂人”形象，不仅有着更深层次的艺术追求，更兼具了独特的历史担当。鲁迅先生通过描述狂人对“吃人”的恐惧而完成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否定，从而在已坍塌的人性中得以完成新的建构，寄希望于已觉醒的人们，方能在未来寻得些许人性的光亮；而对“异化”的运用，也早已超越个体形象的范畴转而刻画群体思想之“异化”；且在讽刺和批判背后，利用“疯癫”与正常互换所带来的价值反转警醒国人，从而在对社会单纯批判之上激励国人迈上一条得以获得“救赎”的革命道路。

a 〔美〕卡伦·霍尼：《精神分析学的新方向》，梅娟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b 张康之：《萨特论异化之根源》，《华东理工大学学》1997年第3期。

c 鲁迅：《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d鲁迅：《二心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77页。

作 者： 杨阳，硕士，河南省文学院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文艺评论与文化研究。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