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明雪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人口是构成国家的重要基础。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人口问题错综复杂，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开始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从实践中来看，要想促进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共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了解我国近期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状况，更应关注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何炳棣曾指出过：“在中国的人口发展史上，没有哪一个阶段的重要性比1650年（顺治七年）至1850年（光绪三十年）这两个世纪更大的了。”近年来，关于清代湘西苗疆的研究著述日益增多。如谭必友的《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1]，着重讨论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清政府采取“修筑边墙”“设置苗弁”等手段重构了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暨爱民研究清政府对民、苗治理的《“中心”与“边缘”：清代湘西苗疆民、苗村落分布于秩序型构》[2]。以及彭永庆关于湘西苗疆地区教育发展研究的《论清朝湘西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3]等等。

清代湘西苗疆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互动，极少有关于清代湘西苗疆的人口变迁的研究。本文以清代“湘西苗疆”的凤凰厅为例，分析其人口数据变化，展现国家治理背景下族群间的交往互动，以期为当今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经济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共筑中国梦提供借鉴。

二、凤凰厅地理环境与族群分布

（一）凤凰厅环境

区域地理环境是当地族群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在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古代，区域环境直接影响着当地人群的生活和发展，区域地理环境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

1.凤凰厅政区范围

凤凰厅始设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群苗望风投诚……四十三年，设辰州府分防通判一员驻凤凰营，为凤凰厅”[4]。此时凤凰厅隶属于辰州府。“康熙四十八年以镇筸镇地置凤凰厅”[5]，于嘉庆元年（1796年）升凤凰厅为直隶厅，隶属于湖南省。

关于凤凰厅的疆域范围：“东至辰州府辰溪县界百里；西至贵州铜仁县界八十四里；南至沅州府麻阳县界四十里；北至永绥厅界八十里；东南至麻阳县界二十里；西南至铜仁县界八十四里；东北至乾州厅界八十里；西北至贵州松桃厅界七十里。由厅治东北四千三百三里达于京师，东西广百八十里，南北袤百二十里”[6]。其治理范围大概与今湖南省凤凰县地重合。

2.凤凰厅地理环境

山势险峻，林深洞多。凤凰厅界内山岗交错分布，道路艰险，山上树林葱郁，一望无际，山幽谷暗，内藏大小洞无数，据严氏所载：“火略坪城北六十里……高山绝顶……上有洞水可汲，为苗巢深处”[7]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凤凰厅山势之险恶，林洞之幽邃。

溪流纵横，气候恶劣。凤凰厅溪流众多，大小河流有一百五十余条。由于山林浓密，加上常年阴雨，凤凰厅一年四季多阴霾。据《苗防备览》记载：“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迥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秋冬霜雪早降，穷谷幽岩，积至数月不化……禽鸟辟寒从不一至。”[8]凤凰厅不仅潮湿多雾，冬季也是寒冷异常，外人来此难以适应。

（二）族群分布格局

明朝后期，“湘西苗疆”的腊尔山苗区仍然被视为“生苗”而弃于“化外”，明万历年间，中央王朝在湘西筑“边墙”三百八十里，由西南五寨司地经筸子坪司镇溪所，东北至保靖司境，半环这一地区筑有一道边墙，“边墙以外者为生苗，边墙内间有与民村相错居住，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与内地人民无异，则为熟苗也”[9]。长期以来，民人与苗人各自分隔居住，鲜有苗、民混居一起的情形。

1.凤凰厅民、苗关系

“（凤凰厅）地极险恶，苗亦犷悍……熟苗土民错杂居住。”[8]凤凰厅险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苗人彪悍凶蛮的性格，同时也造成了苗与苗之间以及民苗之间交往过程中会因为争夺资源而产生矛盾冲突。

雍正四年（1726年）到雍正九年（1731）间，清政府在湘西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以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凤凰厅，带来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因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苗、客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起义的爆发。清政府在善后之时，在和琳的建议下，清政府清厘界址苗疆田亩，禁止汉人侵占，以此来保证苗人应得的权益，平息了族群间的矛盾，促进了苗、客之间的和谐交往。

2.民村与苗寨的分布

根据清朝严如煜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所书的《苗防备览》中记载：“凤凰厅通信苗地分前、中、右三营。民地分白岩、乌引、芦荻、杜望、宋坨五里，永安、盛华、永宁、王会四营哨。东西相距一百四十里，南北相距一百三十里。”[9]笔者根据严氏所载村寨将凤凰厅的苗寨和民村分布整理成表1、表2两个表格。

根据严氏记载，凤凰厅民村共计265个，比（乾隆）《凤凰厅志》中记载的“二百六十有七”[10]减少了两处。结合文献记录的数据和地图来看，凤凰厅的民村主要分布在离城较近的东南一线的里、哨和营之内，而离厅城较远的西北区域多散落苗寨。

除了上述记载的338座苗寨以外，凤凰厅还有新增苗寨181处，其中20寨明确标明为“生苗”，余下161寨未明确其为“熟苗”还是“生苗”。结合严氏所言“有添寨无增地，亦足见苗疆生齿之繁多，数倍于往时”[11]来看，苗民人口增长迅速。

（三）凤凰厅的人口变化

由于统治者仍沿袭了明代的政策，并未改变“生苗”自主自立的状态。“湘西苗疆”苗、民的长期分隔而治，文献当中关于人口的数据大多将民、苗分开记录。

表1 凤凰厅民村分布表

表2 凤凰厅苗寨分布表

1.凤凰厅人口呈增长趋势

从（道光）《凤凰厅志》中所记载的户口数据来看，凤凰厅的民人户口数总体上呈增长态势。

由于苗人大多居于偏僻的山岭上，远离于清政府的管控，所以文献当中关于苗人的户数和人口数据的记载并不多。但从零星的记载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被纳入政府管辖的苗寨逐渐增多，苗人的数量亦是增长的：“（康熙四十八年，红苗）倾心归诚者三百一寨，计户口四千五百二十三，成丁八千四百四十八……自辰沅靖道移著之后，俱各悔罪归诚披剃入册，共计十二寨，二百四十户，三百六十九丁。”[12]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记录在册的苗人户口数6585，人口数31221。道光二年（1822年）中、左、右、前四营苗人人口数据如表3：

表3 苗人人口数据

自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凤凰厅民、苗人口增减如表4：

表4 凤凰厅民、苗人口增减

从以上这些数据来看，凤凰厅民、苗人口数都呈增长趋势，但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间，民人人口数有小幅度下降，减少了59人；凤凰厅民人人口在乾隆后期到嘉庆中期增速相对较快，嘉庆十六年（1811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五年间，民人平均每年增加约668人，嘉庆中期以后到道光初年增速缓慢，几近于停滞状态，每年增长不过个位数。

2.人口增长原因

在清政府的积极治理下，凤凰厅投诚苗人日益增多，民、苗之间的交往互动日益频繁，社会经济、教育、文化都趋于稳定发展之势。稳定的社会环境促使凤凰厅人口持续增长。

首先，清政府加强了对湘西苗疆的治理，注重文化教导。

清政府入主中原以后，实行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为全国的人口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康熙末期的“永不加赋”政策是乾隆时期人口大发展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在武力开辟了湘西苗疆以后，为了加强对苗人的控制，建立了一套以厅为核心的治理体制。在清政府的有序管理下，安定了湘西苗疆的社会生活秩序，这是凤凰厅人口增长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招民开垦和屯田政策的影响。

改土归流以后，大量汉人（客民）在清政府推行的垦荒政策的吸引下入迁到凤凰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优良的粮食作物，不仅为凤凰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大大提高了凤凰厅粮食作物的产量，促进了凤凰厅人口的稳步增长。

此外，外来农作物如玉米、番薯的引进，为“湘西苗疆”人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凤凰厅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结语

从苗疆凤凰厅人口变化来看，清代统治者盼望与边疆的少数民族和谐相处，采取以维稳的主要目的管控策略，包括迁移、屯兵、设流官、兴教育等方式，大力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这对新时期巩固我国民族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启示是，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全方位促进民族间交流，重视民族地区人口政策，鼓励民各族间通婚、移民，通过人口流动和迁徙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形成更加稳固、和谐的中华民族一体化格局。我们要贯彻国家政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转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水平，转变思想，促进民族平等，走向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