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摘 要]《里瓦几亚条约》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清政府一改以往签约之情形：拒绝承认该条约，对签约全权大臣崇厚定“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定条约。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形势下，仍然做出了上述决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关键词]里瓦几亚条约；清政府；外交考量

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从此中国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帝国主义的过渡，俄国与英国在我国新疆展开激烈争夺。1864年，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割占我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又力图染指新疆、侵占帕米尔地区，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清政府又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但清政府一改前约之情形：拒绝承认该条约，对签约全权大臣崇厚定“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订条约。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形势下，仍然做出了改订决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一

1864年新疆回民发动了反清起义，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趁新疆动乱，带兵侵入了新疆南部。新疆的动乱和阿古柏入侵，给俄、英争夺新疆提供了契机，俄国为阻止英国势力北上，英国为防止俄国势力南下插手印度，都主动支持阿古柏，通过争相控制阿古柏政权来遏制对方。1871年7月俄国悍然武力强占中国伊犁，诡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1][P2]1874年2月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阿古柏同意英国在其占领区享有通商、驻使、租地等特权。这样，俄、英将其侵略势力伸入新疆。

正当俄英勾结阿古柏企图分裂我国新疆领土而使西北“塞防”吃紧的时候，中国东南“海防”由于日本武力侵略台湾也同时告急。

1874年，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引发了“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议。争议各方都主张要加强边防，但在如何加强防务上有根本分歧。争议的焦点：实质是要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以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方力主收复新疆，提出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左宗棠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2][P188-191]而执掌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筹建北洋水师，从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出发，借口财饷困窘，力主放弃新疆：“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3][P19]对于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严重后果，左宗棠则言正词严地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勘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4][P188-191]左宗棠进一步指出放弃塞防的严重危害：“关陇新平，不及时归还国家旧所没地，而割弃使别为国，此坐自遗患。……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灭，靡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5][P2571]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清政府最后接受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张，决定先平定阿古柏，再解决伊犁问题，在这场争论中，“塞防”派占了上风。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仍任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军务，随即着手收复新疆。

二

1878年初，阿古柏统治南疆的“哲德沙尔”政权覆灭后，清政府命“署盛京将军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6][P139-140]赴俄谈判。左宗棠坚决主张清政府应乘军事胜利之余威，继续进军，从速收回伊犁。当年底，崇厚抵达彼得堡。但谈判初始，沙俄就已经为崇厚等人布下了圈套，他们以“代收代守伊犁”[7][P486-487]为借口，要求中国赔偿损失，并提出重新划定边界等无理要求，并暗示崇厚，如要全部收回伊犁，必须要做出“积极让步”才能获得。而崇厚则认为只要自己能收回伊犁，就算此行不辱使命。因此，崇厚于次年（1879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伊犁城以外的大片领土，并使我国主权蒙受巨大耻辱。

条约约文送回清朝国内后，当时“朝野哗然，于是修撰王仁堪、洗马张之洞等交章论劾。”[8][P2937]张之洞上奏说：“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又万里之实际。”[9][P34]老将左宗棠听到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更是愤怒不已地说：“自俄踞伊犁，蚕食不已，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势。”[10][P2572]李鸿藻坚决反对该条约的签订。在朝廷，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发动清流派弹劾李鸿章用人不当，奏请皇上治崇厚擅订之罪，改派使节出使俄国修改条约。为保卫领土完整，保护民族利益，清名流张之洞、于荫霖、黄体芳、张佩纶联名上奏朝廷，列述崇厚的卖国行径，要求严惩崇厚。在全国一片声讨的舆论中，清政府迫于朝野的压力，只好宣布拒绝承认条约。清政府以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启程回京情节甚重，……著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11][P563]

在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清政府也认为崇厚“所议条约章程等件，有违训越权之处。”于是清政府命“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充出使俄国大臣。”“前往将应议事件再行商办，以期妥协而重邦交。”[12][P575-576]经过艰苦的谈判，后来在列强的调停下，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和俄驻华公使布策于1872年2月24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终于争回了《里瓦几亚条约》失去的伊犁南境的大片领土以及诸多军事要塞和关口，更正了许多有关分界及通商条款，保住了上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

三

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中国周围，虎视眈眈，面对俄国的咄咄逼人之势，张之洞发出感叹：“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13][P35]在这种情况之下，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张之洞力主当务之急“要以急修武备为主”，“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并不能讲。”并提出了；“备之法，曰练兵。曰筹饷。曰用人。”[14][P36]积极主张以战应战，以战促谈，以战讲和，从而收回领土、利权和主权。

在这场民族危机中，能够力挽狂澜的当属左宗棠。面对俄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左宗棠积极向清政府筹议出关方略，敦促清廷力排众议，制定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用兵方略：“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威扬，……即不遽索伊犁”[15][P1-3]随后在清廷内部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最后左宗棠的观点得到清廷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任陕甘总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这就为左宗棠实现其战略构想铺平了道路。

为了收复失地，清廷决定派左宗棠平叛阿古柏，收复失地。几经激战，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大部分失地。1877年5月阿古柏死，由其子继位，但未几，即被逐入俄境，至此新疆已定，军事行动大体告一段落。清廷在关于对新疆是“战”还是“弃”的抉择中，最后选择了战，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为清政府派员改约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为处于颓势、走下坡路的清王朝挽回了颜面，一度遏制了列强任意宰割清王朝的被动局面。

四

1879年12月，崇厚在没有获得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作主张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许将伊犁交还中国，其七条所载伊犁西边及帖（特）克斯川一带地方，归俄国管理；代收代守伊犁兵费暨补恤俄人之款；分界之处有三，一伊犁界，一喀什噶尔界，一塔尔巴哈台界；添设领事；总论通商；陆路通商行走之路等，[16][P518-519]这是个不折不扣的丧权辱国条约。张之洞痛陈该条约“不可许者十”：一、陆路通商，到达内地，边防形同虚设；二、允许到伯都讷航行，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三、俄商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未也。四、中国屏藩全在内外蒙古，若蒙古台站供其役使，势必煽我藩属为彼先导；五、俄人准建卡伦三十有六，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六、允许俄商每人带一枪，假如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七、俄人商税种种，取巧如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致岁绌数百万。八、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南通八城之路。九、允俄人在新疆各处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遍布洋官；十、名还伊犁，而三面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并指出俄国侵我领土、主权、利权贪婪之心“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17][P33]如允此约，伊犁三面处于俄国包围之势，就如一座孤城，无险可守；再加之从特克斯河流域直入南疆，新疆危矣！左宗棠发出了：“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将无晏眠之日”[18][P14-15]的警告。

清政府也看到了该条约的严重危害，“固以索还伊犁为重，而界务商务，关系国家大局者”；第七款所称中国接受伊犁后，“霍尔果斯河即伊犁山南之帖（特）克斯河归俄国。”第八款所称塔城界址拟稍改，是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又于西境南境，划去地段不少。从此伊犁势成孤立，控守弥难。况山南划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关系回疆全局，尤非浅鲜。”第十款于旧约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外，增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亦欲酌设领事。第十四款并有俄商运俄货，走张家口、嘉峪关，赴天津、汉口，过通州、西安、汉中，运土货回国同路。“不特口岸过多，并与华商生计有妨碍。允行则实受其害”。[19][P486-487]

该条约是俄国趁清政府内乱无暇西顾之际，采用强盗惯用的伎俩，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又一个割地、赔款、通商、设立领事等丧失领土、主权和利权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看清了该条约的巨大危害，最终做出了拒绝承认《里瓦几亚条约》，改派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谈判，另立新约。

综上所述，在清王朝江河日下，屡遭西方列强欺凌、国内动乱不已的情形之下，清政府在面对强大、狡诈、贪得无厌的俄国仍然做出了重惩“全权钦差大臣”、拒绝承认《里瓦几亚条约》、改派曾纪泽重新进行外交谈判的抉择，这些抉择都是在非常艰难的形势下做出的，是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避免了清政府更多领土和权益的丧失，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近代中国“弱国外交”较为成功的一个范例。

参考文献：

[1]（清）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主编.新疆图志[M].第54卷，交涉志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11.

[2][4]（清）左宗棠.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M].奏稿，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11.

[3]（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M].奏稿，卷24.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0年（1921）.

[5][10]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M].卷412.北京：中华书局，1997.

[6][7][16][19]清实录·光绪朝宣统朝卷[M].卷74、卷99、卷102、卷99.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12.11.

[8]赵尔巽.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M].卷446.北京：中华书局，1997.

[9][13][14][17]（清）张之洞著.苑书义，张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M].二，奏议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

[11][12]清实录·光绪朝宣统朝卷[M].卷106、卷10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12.11.

[15]（清）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M].书牍，卷13.台北：文海出版社，用光绪中刊本影印，民国六十八年（1979）.

[18]钟广生.《新疆志稿·新疆建置志序》[M].卷1.台北：学生书局，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