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茂华 张婧鑫 刘远洋

【摘要】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财务管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归纳总结， 研究发现： 财务管理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需求催生出的产物， 从服务国家到服务企业， 经济的发展赋予了财务管理更加独立和重要的职能使命; 同时， 财务管理理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制度保障， 充分体现了经济发展是财务管理发展的源动力以及财务管理是经济发展的助力器。 在此基础上， 提出以下未来财务管理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发展路径： 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政策， 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职能; 把握智能时代潮流， 提高财务管理的科技含量; 拓展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内容与方法边界。

【关键词】财务管理;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经济体制;职能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01-0052-7

一、引言

马克思[1] 提出：“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活动本身， 更在于实践、改造世界。” 他认为财务管理是基于实践产生的理论， 一个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 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成长和完善的70多年， 也是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动、相互贯通、相得益彰而丰富发展的70多年。 在过去的70多年里，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民主法治建设不断进步， 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和谐。 同时， 我国的财务管理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伴随我国经济体制与科技发展等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特色财务管理体系， 推动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与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 依托于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 系统地回顾和整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财务管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历程， 不仅有利于总结我国财务管理的发展历程与创新经验， 发现我国财务管理学的创新之处， 而且对把握我国未来财务管理的研究方向、明确财务管理的发展趋势、推动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财务管理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发展历程与经验

财务管理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 只有围绕经济发展对财务管理的内在经济逻辑展开阐述， 才能以更加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研究并认识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 。 方涛[3] 提出， 历史阶段划分既是研究某一对象历史的简便方法和切入点， 也是解读遥远陌生历史的门径。 基于此， 本文以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三件大事（包括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和节点， 对财务管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进行阶段划分， 梳理70多年来我国财务管理研究的演变进程， 探讨我国财务管理在各个时间节点间所经历的变化、理论研究的热点以及财务管理表现出来的特征， 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总结我国财务管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一）1949 ～ 1978年， 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

1949 ～ 1978年， 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 经历了一个随政治、经济和立法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充实、完善和丰富的演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 我国财务管理经历了从苏式财务逐步过渡到根植于中国国情的财务管理模式， 围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 国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从我国国情与企业实践出发， 逐步建立了以群众核算为核心的“鞍钢宪法”和强调务实精神的“大庆精神”财务管理模式， 探索了典型性的中国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为后续形成中国特色财务管理范式奠定了基础。

1.在借鉴苏式财务管理的基础上， 建立了经济核算制和财政统管制， 探索我国财务管理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向苏联学习， 引进苏联财务管理基础理论， 制定了企业财务收支计划、会计核算等财务管理制度。 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于财务管理的研究著作中，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毕尔曼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4] 和热夫加克主编的《苏联企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5] ， 主要思想包括： 国家通过货币资金的划拨来保证企业的经营运转， 对相关企业和主管部门履行财务管理的监督控制职能; 强调基于计划经济体制， 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也就没有独立的投资、筹资、利润分配权力， 所以企业只是一个具有简单经济核算、依附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经济附属产物。 这些财务管理实践探索与理论讨论对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引进的苏联理论存在诸多不足， 我国开始探索更贴近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以指导实践。 1951年2月， 我国原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 提出要加强企业财务收支计划制度， 实行定期报表制度、预决算制度以及财政监督。 在此基础上， 对企业的成本核算进行严格控制， 走经济核算制的道路。 1981年， 王庆成[6] 从财务管理的视角出发， 详细阐述了企业应如何进行经济核算， 总结了“内部银行”和“实行厂币核算”的经验成果， 并提出“内部银行”和“实行厂币核算”是实现经济核算最好的形式。 这种集中管理和集中控制的经济核算体制促进了我国财务管理的发展和进步， 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统一财经和集中财力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2. 从我国国情与企业实践出发， 探索了典型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 在学习苏式财务的过程中， 其局限与不足逐渐暴露出来， 我国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实践与理论。 鞍山钢铁作为我国首个钢铁基地， 在学习苏联马钢经验后发现其不符合鞍钢实际。 因此从1953年起， 鞍钢有步骤地加强了计划经济、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和责任制， 强调实行民主管理， 建立“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财务管理体制。 毛泽东主席将这种群众核算与专业核算相结合的模式誉为“鞍钢宪法”， 其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财务管理新模式[7] 。 “鞍钢宪法”作为一种新财务管理体制是我国财务管理本土化的重要資源。

总体而言， 1949 ～ 1978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 财务管理理论最初只是简单照搬苏联理论。 但是当时， 我国已逐步认识到照搬的理论并不适合当时中国的财务管理需要， 所以开始探索本土化特色财务管理理论; 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开始思考和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体制， 从而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以群众核算为核心的“鞍钢宪法”。 与此同时， 我国学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 相继提出了经济核算制和财政统管制等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新中国财务管理理论， 为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1978 ～ 1992年， 基于市场化的财务管理本质探讨和学科建设

1978 ～ 1992年， 我国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 市场机制逐渐渗透到企业内部， 原有国家主导的财务管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应以市场为导向， 企业逐渐过渡为具有独立核算能力、能独立承担盈亏风险的市场法人， 市场化成为我国财务管理改革和发展的逻辑起点[8] 。

1. 基本厘清了现代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 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体系， 如何将其更好地与中国国情融合并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学术界对财务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981年， 王庆成等编著的《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一书从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两个方面论述了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 提出了资金运动论。 之后， 杜英斌等[9] 从财务活动的主要表现形态出发， 提出了货币收支运动论。 郭复初[10] 认为， 财务管理和会计的内在矛盾具有本质的区别， 财务管理强调资金的投入产出问题， 而会计强调的是价值信息生成与使用的问题， 并由此提出了本金投入收益论。 从资金运动论到货币收支运动论再到本金投入收益论， 体现了学者们对财务管理本质的认识， 这也是财务管理基于我国经济环境与体制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些讨论， 基本厘清了现代财务管理的本质， 对后来财务管理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财务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为逐步建立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志着我国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手段更加明确， 政府对企业的管控也有了新的模式， 国家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这些新的态势下， 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需要更加重视企业财务管理活动， 将企业的管理中心转移到财务管理上来。 1996年， 王庆成发表的《财务管理中心论》一文， 说明了企业以财务管理作为管理中心的依据和标志， 详细阐述了如何发挥财务管理的中心作用。 从此， 财务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学科建设发展之路。

总而言之， 1978 ～ 1992年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化， 更好地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 学术界针对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 先后提出了资金运动论、货币收支运动论与本金投入收益论等理论， 基本厘清了现代财务管理的本质。 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国财务管理逐渐从会计理论体系中脱离出来， 逐渐发展成为企业管理的工作重心， 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向学科建设之路， 为建立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框架体系、开创中国特色财务管理制度夯实了基础。

（三）1992年至今， 基于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的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和发展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核心思想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 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市场化进程。 企业开始更关注财务管理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环境生态等问题， 建立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与制度成为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对西方成熟的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本土创新移植。 面对经济全球化，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 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立足本國， 并在此基础上注入新鲜血液。 因此， 对西方理论取其精华， 结合本国经济环境进行中国本土化创新移植，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务管理理论与制度体系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热门课题。 这里仅举如下三例： ①根据西方成熟的资本结构理论， 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更加偏好“异常优序融资”与信用制度， 我国学者提出了“债务异质性”假说， 以及修正的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11] 。 ②基于Jensen和Meckling[12] 的代理理论与Bhattacharya[13] 的有效事前信号理论， 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环境， 分析发现不同的政策引导会导致不同的市场波动和股利政策， 并提出了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半强制股利政策[14] ， 对我国上市公司利益分配问题和国家制定相应的股利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③1939年约瑟夫·熊彼得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15] ， 我国学者将其应用于公司财务管理， 细化提出了公司财务周期理论。 总而言之， 我国学者在引入西方成熟财务管理理论的过程中找到了中西理论的契合点， 并根据中国的本土环境， 将西方成熟财务管理理论中的优秀元素与中国本土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创新， 实现了西方优秀理论的中式本土化应用。 这些对西方成熟财务管理理论进行的本土化创新移植， 不仅推动了企业财务管理的实践探索， 实现了我国财务管理与世界的“接轨”， 而且为形成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开创了新局面。

2. 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 建立了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提出了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财观和发展财务理论体系。 进入21世纪后， 我国经济发展更加迅速， 部分企业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 进而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为此，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就此， 学术界积极探索了企业财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 王化成等[16] 以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特殊的财务管理环境为逻辑起点、财务管理假设为前提、财务管理目标为导向， 对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和拓展， 将单一、零散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化， 建立了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使得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框架更加宏伟、内容更加丰富， 更好地应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日常的经济活动。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 既为企业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为后续建立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 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郭复初发表的《现代财务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17] 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 社会责任理财观、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财观逐渐被提出和应用， 初步形成了新的财务管理理财观。 之后， 郭复初等出版《发展财务学导论》[18] 一书， 在借鉴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财务学理论， 构建了发展财务理论框架体系：发展财务理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财务活动规律，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用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财务管理问题。 该理论为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建立了宏观框架。

3. 适应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 探索信息技术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财务管理主要在点线面的组织结构模式下进行研究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财务管理带来了一次彻底的全新的学科变革， 海量的、冗长的数据结构， 看似毫无联系的凌乱数据， 却给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下计算机对海量数据的整合分析为集团企业有条不紊地运行提供了技术支持， 从而促使大型企业集团的网络点线面交织在一起， 网络结构错综复杂， 在这样的巨型网络平台中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对数据进行控制处理， 维护企业的运营[19] 。 随着人工智能与财务、会计、税务、审计等的不断融合， 财务管理进入变革发展新时期， 市场对财务管理基础人员的需求减少， 如何适应智能时代新的变革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20] 。 从“互联网+财务”的未来发展趋势来看， 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必将逐步被科技所覆盖， 财务管理的综合高端人才会变得更加稀缺。 这样的科学技术发展势态下， 科学技术与财务管理成为理论界的又一个热门议题。 例如：朱兴雄等提出了区块链技术与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议题， 认为区块链时代的到来将会对财务管理的成熟理论提出新的挑战， 如委托代理理论、企业估值模型等可能需要逐步被重新修正。 区块链技术对企业的业务运作、信息交流以及资金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整合， 形成了监督勾稽体系， 使企业的管理系统更加透明、不可篡改， 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诚信水平和业务水平， 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风险管理和部署防控[21] 。

4. 进行财务管理跨学科交叉融合， 拓展了财务管理的研究内容和边界。 在建立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过程中， 我国财务管理的研究进入跨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时代。 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也为学科交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物质条件，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 学科的交叉发展都对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 我国许多学者开始探索财务管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主要与以下学科进行交融：信息技术、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企业管理、金融工程、人工神经网络等。 例如：从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的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人力资本为主线， 研究人本财务法律制度体系， 为人本财务管理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也拓宽了财务管理的研究范围[21] 。 此外， 心理学中的准实验设计法、被试间实验、相关关系研究等都被运用到了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中， 并且成效显著， 行为财务学就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22] 。 同时融合人本心理学后， 不仅可以改善财务人员的心理状态， 而且可以侧面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 使企业的管理更加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3] 。 财务管理学科的交叉发展是财务管理学科建设之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通过不断的学科交叉为财务管理注入新鲜血液， 促使财务管理不断进行学科探索和创新， 使财务管理的学科建设具有前瞻性。 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逐渐形成了多个边缘财务管理学科， 学科的交叉融合延伸和拓宽了财务管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对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5. 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中国特色财务管理制度。 1992年财政部颁布《企业财务通则》， 解决了当时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与客观经济形势发展不匹配的问题， 弥补了当时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2007年修订实施的《企业财务通则》（简称《通则》）是我国第一次对财务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较为彻底的重构。 这次重构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宏观层面上， 《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的主导权回归到了企业本身， 强调财务管理的主体是企业， 国家由过去直接参与企业财务管理转变为对企业的財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微观层面上， 《通则》明确规定了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顺应了企业产权改革的趋势， 在企业内部实现了股东、管理层和财务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分层管理的组织结构， 使公司的分权层次体系和财务管理达到有效结合， 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立提供了操作可能性[24] 。 《通则》的实施， 对规范企业财务行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具有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对完善企业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构建中国特色财务管理制度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 使企业财务管理更加有效， 我国学者积极引入西方先进财务管理理论， 进行本土化移植， 并赋予中国本土化内涵。 进入21世纪后， 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国学者建立了以环境为逻辑起点的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提出了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财观和发展财务理论体系。 通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 逐渐建立了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框架。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 为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通过深入研究逐渐形成多个边缘财务管理学科。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把握了智能时代潮流， 实现了财务管理手段智能化与对象交叉化， 提高了财务管理的科技含量。

三、我国财务管理的未来发展路径

回顾我国财务管理7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历程， 伴随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变迁， 财务管理经历了从模仿苏式财务到颠覆苏式财务的探索前进历程， 以及从财务管理和会计职责不明晰到财务管理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指导企业运营管理的前进历程。 在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和创新中， 我国建立了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和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并且影响到了世界财务管理理论格局。 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财务管理紧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紧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政策导向， 积极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控， 未来仍然需要继续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政策， 充分发挥其职能， 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依据。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财务管理需要紧跟时代步伐， 充分运用高科技带来的技术突破， 实现财务管理手段智能化与对象交叉化， 提高财务管理的科技含量。 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也为学科的交叉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物质条件， 未来财务管理的发展要更加注重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达到拓展财务管理学科理论、内容与方法边界的目的。

（一）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政策， 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职能， 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依据

回顾70多年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过程可发现，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变迁中， 我国财务管理的职能虽然经历了从服务国家到服务企业的转变， 但从未脱离过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政策导向， 并在政府指导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只有把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发展战略、政策紧密结合起来， 才能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为此， 继续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政策， 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职能， 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依据， 是财务管理发展的原动力与生命力。 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外汇风险管控、税务筹划、海外投资等对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并赋予了新的使命。

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 积极引入各方资本力量， 进行交叉持股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财务管理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 也为其理论研究提供新契机。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需要财务管理转变理念， 并利用创新式手段在去产能、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发挥作用。 政府是经济转型的新时代主导者， 其政策的制定是推动转型进程至关重要的环节， 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要紧密联系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把握国家政策导向，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服务政府， 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因此， 我国未来财务管理发展应密切关注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 在服务企业的同时，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这将是时代赋予财务管理的新使命。 紧密结合国情， 也有助于我国财务管理在借鉴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二）把握智能时代潮流， 进一步探索财务管理手段智能化理论与实践， 提高财务管理的科技含量

我国财务管理70多年的创新发展历程还表明， 进入21世纪后， 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的集聚变革， 既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对财务管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科技正逐渐渗透到企业的财务管理实践中， 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财务管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进步离不开技术手段的革新， 从电算化的普及到“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的迅速风靡， 新的变革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 对财务管理手段和对象进行快速革新， 尽快适应时代变迁。

在过去十几年， 企业财务管理经历了基于移动端的智能财务核算系统被广泛应用的过程， 大数据、云计算、AI等一系列智能成果使得企业的财务管理进一步信息化和数字化， 网络技术被充分运用到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 智能化的财务系统借助计算机精准的运算能力， 通过财务管理模型对纳入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合数据诊断结果描述企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由此为管理层经营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定量依据。 同时， 财务共享模式的出现， 推动了对数据进行更深层次剖析的智能型财务共享系统的建立， 通过模拟经营场景， 提高了管理决策的拟合度和延展性， 实现了“智能+共享+决策”一体化的复合系统。 各种先进的管理系统模型、战略信息系统技术以及管理信息系统被广泛应用到实际操作中。 财务管理手段的智能化是智能时代的产物， 也是社会技术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 这些变化都要求财务管理理论未来发展应当紧盯科技发展前沿， 并将目光聚焦于新型科学技术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只有将新技术积极应用于财务管理工作中， 改进和提升财务管理系统， 财务管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才能在技术时代背景下更好地为我国经济融入世界提供持续的动力。 总之， 我国应当顺应时势、抢抓机遇， 推动现代科技在财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完成财务管理技术方法的变革， 为新时代下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这是财务管理未来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三）注重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在财务管理学科中的应用， 拓展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内容与方法边界

回顾我国财务管理70多年的创新发展历程， 可发现财务管理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拓展边界、与其他学科交融互动的过程。 学科的交叉发展推动了财务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管理要求都对财务管理与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结合使用以及相互渗透融合提供了更多的支撑。 财务管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不仅是财务管理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之路， 也是财务管理学建设的增长点。 新时期， 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构建与其他学科交融的财务管理学科理论体系， 拓展发展财务管理研究内容与边界显得尤为重要。 在财务管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 应当做到： 综合各学科的优势， 取长补短， 由简单的单一交叉模式向多元交叉模式转变; 考虑到交叉学科的跨学科性， 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整合、集成效应， 系统研究内在规律; 注重交叉学科融合的系统性和包容性， 使不同学科能够相互渗透、协调发展， 海纳百川、求同存异; 发挥交叉学科的创新性， 在原有学科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 综合各学科之长， 创立全新的理论研究体系， 不断拓展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内容与方法边界。

总之， 财务管理交叉学科的发展顺应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潮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下， 财务管理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积极突破、开拓创新， 继续坚持财务管理与其他学科交叉实践探索和理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

回顾我国财务管理7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历程可知， 宏观环境的变迁和制度的不断调整直接推动了财务管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蓬勃发展。 同时， 财务管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制度保障， 从而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共生模式在我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显得光彩夺目。 因此， 70多年来是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 同时也是我国财务管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 首先， 逐渐颠覆苏式财务， 建立起适应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核算制和财政统管制的新中国财务管理模式; 然后， 建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以群众核算为核心的“鞍钢宪法”这个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新中国财务管理理论; 最后， 经过对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争鸣， 学者们先后提出了资金运动论、货币收支运动论与本金投入收益论等理论， 基本厘清了现代财务管理的本质， 财务管理逐渐发展成为企业管理的工作重心， 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向学科建设之路。 最终，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科学的财务理财观得到确立， 新通则被颁布和实施， 信息技术在财务管理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中国特色财务管理理论与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我国财务管理应当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 积极配合政策导向和企业需求， 关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规划， 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职能， 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依据， 着力构建全球财务管理知识中的中国框架体系; 把握智能时代潮流， 实现财务管理手段智能化与对象交叉化， 提高财务管理的科技含量; 紧盯科技发展动向， 促进现代科技在财务管理中应用， 提高财务管理科技水平; 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同时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秀理论， 注重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在财务管理学科中的应用， 形成系统性的思维研究和全方位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从而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财务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用更开阔的思维去深化财务管理理论， 拓展财务管理学的理论、内容与方法边界。

总之， 基于新经济时代的发展背景， 财务管理相关领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永远不会停歇。 未来， 在财务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催化下， 我国财务管理研究将会继续推动改革、力求突破。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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