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摘要】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无疑是最有指导价值和影响力的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应该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高度，从新闻学学科建设的高度，切实抓好理论教材和学术话语建设。这样，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坚守和创新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清晰的路子，就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关键词】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理论创新；学科构建

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无疑是最有指导价值和影响活力的新闻理论。为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建设，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新闻理论时坚持消除不适合中国现实需要的观念、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在当前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渊源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主要有三个渊源。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创立之前，已有一定的基本理论积累。比如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关于新闻及传播的论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精神交往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讨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舆论和宣传的观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主义者的诸多关于新闻的探讨和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都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习近平，由他们直接构建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后人不断吸收前人的精神劳动成果，并结合当时时代的新经验和新分析，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推向深入。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各自所在国文化的养分，浸润和滋育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运动。这场“空前的革命”不仅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也为他们新闻理论的转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列宁生活在两个时代、两个世纪的交错点上，他受到十二月党人、民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最后迈过这些思想，提出了适合俄国国情的新闻理念。毛泽东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的理念出发，对当时中国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分析，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理念。在广泛的阅读生活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广泛、最持久。湖南这一片洋溢着湘学士风的土地，也给毛泽东以极大的乡土文化的影响。湖南学风远届屈子，中经贾谊，后到周敦颐、王船山、魏源、谭嗣同，千百年积淀，世代人发扬。湖南又历来推崇士学，兴办书院。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同重外王之术的实学并举，在湖南交织扎根。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这些，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及新闻理念的建构有直接的影响。

其三是长期丰富深刻的新闻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愧于“报刊活动家”称号的。他们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报刊工作。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说，“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件，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就，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1]。直至马克思逝世前夕，还在关注着祖国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他身后，留下了上千斤各国出版的报纸。恩格斯的名字也是同一连串报刊紧紧联在一起的。他是《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编辑，是《德意志电讯》《知识界晨报》报刊的撰稿人，是《莱茵报》《北极星报》的通讯员，是《派尔─麦尔新闻》《军事总汇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是各国社会主义报刊和党报的指导者。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在询问奥地利《工人报》的出版情况，在勤勤恳恳的“笔头工作”中度过了光辉的一生。

列宁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世界无产阶级又一个报刊活动大师。在各个时期的职业调查表上，列宁都填写“著作家”“新闻记者”“政论家”。十月革命以后，第一次全俄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以后，按照传统的做法，每年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第一号记者证永远属于列宁。列宁一生都没有脱离新闻工作。他说，他幻想最多的是为工人写作，他最关注和最乐于从事的是报刊工作。他创办编辑的报刊达30多家，《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曙光》杂志、《思想》杂志、《启蒙》杂志等都是列宁亲自创办或长期发表文章的主要报刊。列宁一向认为会晤来访者和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讲具有巨大意义，然而当他为工人报刊撰写文章时他却说：“无论是作专题报告，还是参加群众集会，我现在都不能去，因为我每天都要给彼得格勒的《真理报》写东西。”[2]

同列宁相似，毛泽东从早期研读报刊开始，到后来成为卓越的报刊活动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发表了大量新闻作品和报刊工作论著。这些成果，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前期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与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和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三、四卷的共18篇。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花费许多精力指导报纸、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工作，仅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就有20余篇。他本人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撰写新闻稿件和评论，并修改了大量稿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幸运，毛泽东1918年到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听取了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本理论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这使他得以有机会全面了解新闻学的理论与业务，日后在同党的新闻实践的比较分析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思想。

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亲自参加和领导新闻宣传工作。长期和丰富的新闻宣传实践，为他们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条件。

总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动因，厚实的文化教育背景，长期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加上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几辈人的历史积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不可缺少的时代条件和物质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首先得益于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封建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府以及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斗争。

这种斗争，首先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开始高涨，关于普鲁士的出版状况和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显得特别糟糕和尖锐。因为当时的新闻出版界，处于封建专制的高压之下。马克思称这一时期的德国报刊是“晚刊阶段”“精神上的大斋期”，惨淡经营的德国报刊只是德国社会星星点点的“沼泽地上的磷火”。他指出，在德国，新闻出版界堕落了，德语已不再是思想的语言了，精神所使用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语言，“因为被禁止理解的事物已不能用明白的言语来表达了”。恩格斯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同马克思不谋而合。他说，“书报检查的压制在普鲁士竟束缚了这样巨大的力量，只要把这种压力稍微减轻些，就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反作用。普鲁士的舆论愈来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代议制和出版自由，特别是后者。不管国王怎样，首先要他给予出版自由，而出版自由一旦争得，再过一年必然会争得宪法。如果实行了代议制，普鲁士下一步将怎样发展，那就很难预料了”[3]。

正是由于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与反抗，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理论的第一个话题——出版自由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并进一步培育出新闻理论的各个重要观念。马克思说，出版自由不能出于等级的行会的见解，而应该从市民群众的需求构建对出版自由的基本观点。这是马克思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第一次转变。接着，他强调出版自由在政治民主权利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他开始提出用新闻出版自由法代替书报检查法的主张。他说，“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4]。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律自由和人民自由的概念。这是对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显示出马克思为人民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倾向。在论证“自由报刊的人民性”的过程中，马克思的这种进步倾向处处可见，他对新闻理论的认识也步步深入。

在反对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理论有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工人政党开始普遍诞生，不少政党活动家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中，把党报看作政党存在的标志，看作联系工人群众的组织中心和思想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提出自己的党报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有：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是第一国际的中心，是党的中心；工人阶级有觉悟的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数量的不断增加；每一张党的报刊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初步形成。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是他们对一系列党报工作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结果，又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办报方针的结晶。他们先后同拉萨尔主义、英国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等进行艰苦的有效的斗争，在一系列批判、分析机会主义办报路线的论战中，发展自己的党报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指导党报工作，特别是引导党报实施监督批评党的领导集团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党报思想和新闻理论。其中，他们首先总结了党报的性质，他们用“党的武器”和“党的阵地”来表征党报的性质。其次，他们总结党报具有的三大使命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监督党的领导集体，用科学原理武装工人。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相似的一面，又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方面，突出地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所突破和创新。列宁对报刊在新的历史时期性质和功能的变化进行积极探索，获得了对社会主义时期新闻传播规律的新认识。为使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报刊能够紧跟历史潮流的变动，为国家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和舆论支持，列宁首先强调报刊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以生产为中心”。他强调，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此外，列宁还就社会主义出版自由、无线电广播、共产国际报刊宣传的任务，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规范。

毛泽东是20世纪继列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卓越的报刊活动家，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方面也有重大的贡献。由于毛泽东新闻理论产生发展于世界的东方，产生发展于社会主义中国，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充满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因此，毛泽东新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毛泽东新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报刊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报纸的主要作用是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舆论一律又不一律新制度下舆论工作的方针；报纸宣传的策略与艺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政治家办报的方针。

随后几任党的领导者结合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有重点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大局强调新闻传媒在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中的功能与作用。江泽民针对北京风波强调社会舆论的表达与引导。胡锦涛针对党风建设的弊端提出新闻报道以人为本的方针。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调整举措，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建设与创新，切实有效地推向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全球马克思主义者在欧洲北美等国结合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意义有创见的新观点和新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有待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理论工作者进行广泛深入和坦率诚恳的交流与探讨。其中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相信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有新的积极的推动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一是20世纪最后十年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生命力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挑战。苏联东欧瓦解以后，亡党亡国（原先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复存在或性质有了极大改变）之痛使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传媒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及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新闻出版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极大的怀疑，使他们放弃原先的新闻理论而另择其他理论和其他方法。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传媒工作者对于这种理论及方针也产生不同程度的犹豫和动摇。

其二是20余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新闻理论的部分内容被颠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些内容也不再适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遇到极大困难。一些国家的信息安全和新媒体普及发展障碍重重，而防范举措又回天无力。

其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打压社会主义新闻传媒、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日甚一日，力度也越来越大。苏联东欧瓦解以后，美国停办自由欧洲电台，加强自由亚洲电台，各种和平演变中国的势力纠合在一起，各种名目的反共活动层出不穷。从2000年以来，以“颜色革命”“花朵革命”为代表的剿灭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种种计谋接二连三施行。其中，以中国为假想敌人，以中国为斗争对象的阴谋和活动不断升级。

其四是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历史虚无主义、民粹至上主义、包括新闻自由等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进入中国，有代表性的西方新闻传播学著作没有分析和批判地在全国流传，在一些课堂和学术会议上个别西方传播学者散布反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观点和言论。甚至某些人还别有用心地利用互联网散布不实信息，把正常的学术研讨引向错误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的挑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一个很好的难得的发展机遇。

第一，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刻地总结苏联东欧亡党亡国的教训，有助于我们在思想理论上很好地调整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更加自觉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确保中国人民的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

第二，更加自觉地推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建设，既使我国的信息传播安全可靠，不为西方敌对势力所用，又使各类新媒体运作和信息传递高速顺畅；既使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企事业单位能够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推进党务政务事务公开，又使各族人民对新媒体技术用得上、用得起、用得方便。

第三，抓紧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与管理，正确引领社会舆论，构建社会舆论表达和引导的新格局。从指导思想上提高认识，充分估计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严重政治态势，从政策上把握西方文化准入规范，从工作上调整文化交流要求，切实把握好中外文化交流和新闻信息准入的要求与原则。

第四，要以新闻传播、文化艺术、教书育人三方面为抓手，重新审视新闻阅评的要求和分寸，做到不对有用的新闻亮红灯；文化艺术交流既重视艺术欣赏价值，又强调社会主流价值观；教书育人要重视指导教师的价值引导，不让宣扬西方社会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的课程及教材进课堂。

如果以上四个方面的工作得到重视和落实，并且坚持不懈，当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面临的挑战不仅可以有效应对，而且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本身也将在有利条件下得到坚守和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坚守和创新

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当代的坚守和发展，建议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真信真懂，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是一样，必须真信真懂，不能假信假懂。否则，既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无法在实践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更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同非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交锋时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实际中自觉地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创新发展。

要真信真懂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基本的要求是能够在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上搞明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同时要敢于把自己摆进去，敢于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现实表现，对于弄明白的观点敢于坚持；对于一时没能搞明确的观点敢于承认敢于进行自我批评、敢于否定这些错误的认识而去拥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并在今后的更为广泛的实践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在不断地吸收和坚守发展中寻求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新成果、新方法。

第二，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要敢于拥护和参与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和实践，令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三化”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本土化和掌握越来越多的民众。依笔者之见，这里所谓的“中国化”，即要求运用中国的新闻实践和学术语言，表达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原理、范畴和方法论。所谓的“时代化”，即要求我们所理解、把握和坚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能够全面展示当代全球和中国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和原理方法，能够完整吸纳当代各国新闻传媒运作的新经验和新成果，能够运用新兴媒体的思路、技术和方法，表达与阐明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及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所谓的“大众化”，即要求这种理论既是大众新闻实践的理论呈现，又能够为民众的信息需求和沟通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一切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全部活动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三化”过程中，当前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要求实现“三化”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二是认为以中国一己去取代全球实际，以点代面，不能反映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不反对和消除这两种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就不能为当代中国的新闻实践服务，就不能为亿万人民群众服务，就不能紧密联系和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

第三，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一定要善于正确认识和适应当前媒体生态的变化和信息传播的新特点。一种事物、一个人，要想在世界上存在并且发挥作用，必须及时发现客观生存条件的变动并认识这种变动的规律，必须采取相应的办法和政策以适应这种变动及变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是这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最大的变动莫过于苏联东欧的瓦解和这些国家政体改变及执政党的衰败。科学技术上最大的变动莫过于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和世界传播格局的重组。经济贸易上最大的变动莫过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而打破原美苏两霸掌控全球的态势。在这种崭新的媒介生态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如何坚守，如何继续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的运作，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集思广益。

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新的媒介生态和新闻舆论传播的新格局，要集中智慧和力量做好两个应对：一是理性地善待媒介生态变化，二是从思想、政策和规范上善待媒体。

面对媒体生态新变化，执政党要主动应对，不能怨天尤人，不能一味堵塞，而要以主要精力思考和克服执政方针的某些弊端、新闻政策的某些不足。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才有坚守的空间和施展引导力的空间，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自身也才有不断完善、不断拓展的空间和内力。

面对媒介生态变化的外部条件和新媒体自身发展的内部特点，执政党要根据新形势和新特点，切实做好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工作。

善待媒体，要平等对待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确保不同媒体享有相同的生存条件，包括新闻生产、流通、销售、税收以及新闻来源提供等。除机关媒体享有法律保障的个别条件外，在获得新闻来源、新闻生产设施、媒体工作者政治待遇等方面，对不同媒体均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善用媒体，要根据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规律使用媒体。要让政府、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依法享有使用媒体的权利。执政党和政府要彻底克服主观随意性，不能不顾新闻传播规律指挥媒体做这做那，从而损害新闻舆论传播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全面性。要充分尊重、遵循新闻媒体的运行规律，不以新闻信息安全为借口，随意封堵信息来源，对网络的信息收集和传送随意干预。

善管媒体，要依法对新闻媒体进行管理和监督。对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运作的各个环节，没有管理法规的要抓紧制定，已有法规但不完善的要抓紧修改补充。所有这些媒体管理法规，要尽可能地同国际接轨，不政出偏门，法出偏门。在执法过程中，要宽紧适当，并尊重新兴媒体的一些新特点，执法量刑要充分考虑新兴媒体行业的人员构成和传播技术特点。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方针的执行，特别要注意媒体运作同媒体生产者的关系，对媒体工作人员要有人格的尊重和人性的关怀。这一点，根据以往多年的教训，我们应当千万小心和千万慎重。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工作者立场鲜明又心情舒畅地去学习、把握和执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用理论去有效、正确地指导实践。

第四，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从根本上说，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用以指导当代新闻传媒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完全是为了更好地造福人民，满足人与人之间信息沟通、意见交流和情感融汇的需求。这里，要正确地处理好服务政府与服务民众、媒体盈利和造福民众的关系。

媒体必须依法为政府服务，为执政党服务，特别是机关媒体，其由政府或执政党出资举办，由政府或执政党派员主持，理所当然地应为政府或执政党服务，充当其忠实喉舌。但媒体以广大民众为受众，其传播的信息与表达的意见能否为民众接受与理解，是决定任何媒体传播是否有效、是否成功的关键。大多数媒体都是这样。即便是机关媒体，虽由政府或执政党出资，其资金也还是来自人民的纳税和其他投入。不仅如此，即便政府与执政党，其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因此对于服务政府还是服务民众来说，我们的回答只能是一个：服务民众是第一位的，即便服务政府，归根结底还是要为民众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传媒应该争取盈利，这一则可增加媒体再生产能力，减少生产成本，二则可以减少人民负担。但是确保媒体盈利和造福民众相比较，后者是第一位的，传媒盈利，说到底还是要为人民办事。

破解了上述两个问题之后，传媒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就有了基本保证。这样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就有了说服力，就有了坚守的物质基础和思想保证。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不仅要无条件地坚守，还要根据新的环境、新的条件和新的需求不断改革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根据当前中国媒体现状和新闻舆论工作实际，新闻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求提出并论证新闻体制与机制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新闻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应贡献理论支持和思路引领。

我国的新闻体制和机制，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开创的传统，继承我党自延安办报办电台办通讯社的做法，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年的艰苦摸索，已有成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由于媒介生态的改变和国际新闻交流的新特点，一些体制的弊端和机制的低效逐渐暴露，亟待调整和改革。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可以为这种调整和改革提供学理上的论证和指导。还有一些涉及体制机制的重大问题，如体制构建的多样性，如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出版自由，民间能否创办报刊？20世纪50年代规定的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在新时代能否突破？新闻理论应提供公开讨论甚至试点的平台。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创新需要提倡和保护敢破敢立、勇敢探索的精神。创新是新的进取、新的提升、新的开拓，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事先也不会有任何保险举措，唯一可依凭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针。所以，我们要允许改革者试错，要给改革者以全面有力的支持。对于改革者来说，要下功夫深入实际搞好调查，切实掌握创新的全部依据和完备的数据，然而更重要的是，最牢固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全部要旨，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实用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指导改革创新发展，又用改革创新发展的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是新闻舆论改革者和新闻理论研究者的哲学，又是不断奋进发展的动力。

五、在学科体系构建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建设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地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这同样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今后发展与创新的方向和原则。

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新闻学是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又是同新兴学科如互联网等新媒体有密切联系的学科，还是同许多其他学科如哲学、美学、伦理学、管理学等交叉发展的学科。在这样的学术发展进程中，新闻理论作为新闻学的基础部分，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把握得更全面更深入。

习近平强调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党性和实践性都十分强的学科，新闻理论既要坚持党性，又要突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服务实践的鲜明的实践性。这一特点规定了新闻理论的教材建设十分重要。新闻理论的教材建设搞好了，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才会有新的提升和新的拓展。

习近平还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话语体系建设。他要求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个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使命。新闻理论建设的坚守和创新，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表述的坚守和创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应该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高度，从新闻学学科建设的高度，切实抓好理论教材和学术话语建设。这样，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坚守和创新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清晰的路子，就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4@ZH037，是该项目最后一篇，也是带有总结性质的一篇论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75.

[2]列宁文稿：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2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4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5.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