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荣

【摘 要】邓小平南方讲话关于生产力问题有许多理论创新：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解放生产力，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坚持生产力标准，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力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党的工作得失、政策对错的标准，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讲话；生产力；理论创新

1992年，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谈话。南方讲话的内容丰富、含义深刻，洋溢着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其中关于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讲了许多“新话”，把生产力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解放生产力，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的一面是基本方面，相矛盾的一面是非基本方面。所以，过去的提法一直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了，即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存在矛盾，也不至于发展到要改变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地步。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然而，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弊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日益暴露出来，已经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面对实践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来自传统体制的诸多弊端，弊端不改，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前途。出路在哪里？邓小平的回答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按照邓小平的理解，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功能，因此才成为与第一次革命相提并论的第二次革命。但是，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既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不是对原有体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南方讲话精神鼓舞下，中国的改革突飞猛进，其中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突破：一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这两大突破表明中国的改革将彻底摆脱旧模式，走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道路。

2 坚持生产力标准，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新观点

生产力标准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检验政策作用的好坏、大小的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邓小平继承了“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力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党的工作得失、政策对错的标准。他在南方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党的十三大规定的生产力标准的完善和发展。它不仅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而且把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位置。这不仅反映当今世界的时代内容，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一唯物主义原理。“三个有利于” 把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群众观点有机地统一起来，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我们在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问题上常常发生错误，凡事不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而是看它的“姓氏”问题，即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然有人顾虑重重，不敢闯，生怕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使许多人从过去“左”的思想束缚中摆脱出来，挣脱了姓“资”姓“社”的困扰。“三个有利于”标准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励人们在改革开放中消除顾虑，放开手脚去努力拼搏，大胆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工作的好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方向和成败得失。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3 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于它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著名的“球籍”说。虽然毛泽东的赶超战略或加速理论导致不切实际的盲目冒进，出现了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生产滑坡的大跃进的失误。但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比资本主义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论断是正确的。

邓小平也主张我国的经济要尽可能地高速发展，认为经济能否高速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认为经济的发展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是合乎规律的。不能任何时候都要求经济加速发展，但当某些机遇出现时，就要抓住机遇尽快使我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所以，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是关于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运用。邓小平激励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力争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阶段”。当然，邓小平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求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坚持两点论。一方面，他要求发展经济要讲实事求是，要改变50年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方式：一讲发展就是压指标、鼓虚劲的“大上快上”。另一方面，他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鼓励一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尽可能地发展得快一些：“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量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一种通俗的表述，所谓“硬道理”，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的发展的速度可能时快时慢，但必须保持发展的势头；二是，在国家各项工作中，经济的发展更具有决定意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我们应该加深对生产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在任何时候都不忘抓发展的自觉性。

综上所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理论创新，是邓小平南方讲话的一个特点。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称赞的那样，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

[责任编辑：杨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