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康，余 乐

(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2.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089 )

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企业成长史，究其根本，在于技术的创造与广泛使用，从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经济革命范式都是技术革命所推动而由企业创新所成就。从美国1917年、1967年以及2017年3个时间节点、历经百年的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平台变迁历史可以看出(见下页图1)，数字化与企业平台的有机融合已在全球范围内成就了一批如苹果、谷歌般的科技巨头，他们作为数字化企业平台，已在全球经济形成新的强劲增长点。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引领新常态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刻不容缓。

图1 美国市值前十企业平台百年变迁图数据来源于作者网络收集

一、理论视角对数字化企业平台的认知：从原理到功用

经济学理视角下描述数字化企业平台，可与均衡、交易成本以及信息等多个概念相结合考察，涉及信息技术革命支撑的资源配置最优模式、妥善制度安排等；而其与数字经济相结合表现出的新兴业态，则突破了传统企业平台概念，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为依托，融合企业平台原有优势来引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的新局面。本节在理论视角描述数字化企业平台，结合其技术特征，提炼其理论层面的认知要领。

(一)理论层面关于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多视角认知

基于经济学理论描述企业平台的“原理—功用”，不同视角下的认知可概括为六个方面：经济均衡理论中将企业平台视为生产函数，聚焦于寻找供需双方通过市场匹配，达到满足最优资源配置条件的交易均衡结果；交易成本理论下企业平台的概念起源于降低交易费用的需要，发展为某一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层面使企业平台与分工问题紧密联系，旨在于人类社会劳动分工中交易结构的演变中揭示资源配置优化机制[1]；信息经济理论聚焦解决企业平台存在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新供给经济学体系强调认识企业平台的发展脉络需观察供给侧技术要素与制度的“跃迁”；经济社会学可从社会网络角度入手，通过改善其连通性情况，促进企业平台的发展。

(二)关于数字化企业平台认知要领的两项概括

理论的多视角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地认识数字化企业平台的产生、发展以及特性等，正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类企业平台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数字技术引发了其利润数量级的跃升。超高利润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又引发了学界、政策制定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除了上述对企业平台不同视角的理论认识以外，可着眼于“数字化”这一技术特征，及其与企业平台的有机融合，考察其创新之处，试提炼其可由经济价值上升为社会价值的两方面认知要领。

一是“非竞争性”生产要素的培育。均衡理论视角下生产要素应全部归于供给侧，而依据新供给经济学观察供给侧的研究思路可知，引发经济增长“元动力”属性的供给侧创新源于供给适应性响应需求的过程，而诱发这一响应过程的并非是供给侧的全部生产要素，而是具有特定性质的要素在传导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这一类要素有其共有的性质——非竞争性。此概念可追溯至萨缪尔森等对公共物品的观察，即某一物品的消费可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并且难以确定其交易价格，由此，非竞争性概括为可被不同主体共同使用、难以公开市场定价且具有迭代质变效应[2]。有鉴于此，对数字化企业平台的认识起点可从数字技术成为“非竞争性”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活动开始：数字技术从通信、计算等单一功能，发展为解决贫困、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供需远程匹配、帮扶社会弱势群体，最终实现全民共赢共享的核心赋能模式。

二是“包容性”制度供给。交易成本理论层面将企业平台视作某一妥善的制度安排，而分工视角下亦为某一深度参与分工的交易结构，其核心均为制度。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出了制度二分的方法，与攫取性制度相对应，就经济层面来说，包容性经济制度聚焦于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生产者收益归参与生产活动的社会成员所有，具有较高的生产性激励[3]。以此，可将前述妥善制度安排、深度参与分工的交易结构，以及经济社会学中极具连通性的企业平台、信息经济学中解决企业平台信息不对称、不完备的配置手段均归纳为包容性制度供给。以新供给经济学框架认识数字技术与企业平台的融合过程，可知其正是以典型的供给侧成功创新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的乘数驱动机制，有望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超常规战略发展的实施作出贡献。面对数字化企业平台日新月异的发展，理应强化制度的供给分析，力求在从供给适应性响应需求的路径中更好地完善制度“包容性”的动力体系。

二、实践视角对企业平台的认知：从传统到数字化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的划分上，第一种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历经石器、青铜以及铁器等时代，尚未呈现企业平台的雏形。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迈入工业文明，随着蒸汽、电气以及信息化渗入人类生产生活，在现实实践中企业平台伴随着技术而诞生与发展，沿着“传统—数字化”的脉络，可观察不同阶段的技术特征使得企业平台蕴含着不同的经济社会价值。

(一)沿着产业革命考察企业平台的经济社会价值变迁

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其标志性技术产物为蒸汽机，使人类从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时代。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与机器这一新生产要素升级结合，显著提高了生产率。从英国机械大工业时代发展来看，标准化、组件化的工厂流水生产线带来了规模生产效益，并形成了传统企业平台——机械化生产工厂，其经济价值主要反映在其生产方式上初级的标准化与规模化。但受限于地理、运输等客观条件，其规模效应有限，供需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并且“童工”等现象也凸显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社会层面价值评价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的。

19世纪中叶，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电气技术发展推动第二次产业革命，促使经济持续增长。此时，具有一定“非竞争性”的科技更多作为独立生产要素进入生产活动，形成以此要素为中心的初级数字化企业平台，如手机出现之前的通信工具——电话的新供给能力，具有远程语音通话的单一功能，但当手机出现并较快发展到智能手机阶段后，企业平台也升级为数字化平台的新境界。与传统平台相比，初级数字化企业平台已产生新的价值变迁，随着新生产要素在生产活动中从辅助发展为独立作用，基于生产力的提升改善了社会生产关系，形成交易成本降低、供给与需求对接范围扩大以及有效利用过剩产能等经济社会价值。

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在美国硅谷引领潮流后席卷全球，至此进入“新经济”时代。观察“新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方面，以信息+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组织模式构建出高级数字化平台，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愈显独立地进入人类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包容性制度供给也渗入高级数字化企业平台。与传统平台、初级数字化平台相比，高级数字化企业平台产生的新价值变迁，在于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范式，即技术与制度互构式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二)数字化企业平台的认知要领

综上所述，沿着产业革命实践考察企业平台的成长脉络，不难发现，技术逐步从渗入到决定性地参与人类生产活动的过程，恰恰折射出企业平台从传统到数字化发展路径，并且其经济社会价值也随之发展，而这一过程中，企业平台本身作为技术的创新者、使用者，与技术的建构过程也至关重要。

一是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及其正的外溢性。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基于最大化获利机会的假设，保罗·罗默等认为对创新的需求源于理解技术变化的过程，并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方程中的自变量，认为是企业有目的地长期投资新技术而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以此理论联系产业革命实践可知，不论是蒸汽机、电车、电话，还是自然资源钻探器、微型计算机以及手机，其本质均为技术创新的产物，并且这样的技术创新直接决定掌握技术的企业平台产生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但并非所有的内生技术创新产物都能带来“普惠”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究其缘由，或可将技术变化进一步细化为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前者指的是彻底的创新，如电力、计算机技术，其产业结果表现为改变大规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后者一般是指引进新型号的现有产品，其产业结果表现为提高了个别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等[4]。有鉴于此，我们可将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理解为企业平台有目的的长期投资引致的宏观创新技术，将直接决定其规模递增的经济效益，实现从传统企业平台发展至数字化企业平台。以此思路认知数字化企业平台，数字技术具备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性的关键，在于其核心技术——大数据的正外溢性，并且呈现出工业化进程的质变，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互联系的数字化虚拟世界，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革命性进展的宏观创新，由此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二是技术与企业平台的互动建构模式。琼·伍德沃德在技术与组织的互动视角下建立了基于技术型模式的企业生产管理理论，并提出一对因果关系问题，即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或者企业平台对技术的建构，强调的是彼此的互动关系。具体考察，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可视为新技术引领了企业平台发展的组织模式，另一方面，企业平台对技术的建构则可视为在企业平台中广泛使用新技术而使之成型、成熟。考察产业革命，亦可发现技术与企业平台的互构式发展，既有跃迁的质变时间段，也有长期的平稳时间段，一般来说，在产业平稳时期，更多体现出企业平台对技术进行建构，大量企业仅为技术的使用者，以此扩大产值获得利润；在产业跃迁质变时期，更多体现出技术对企业平台进行建构，部分企业成为具有宏观创新的内生新技术生产者，并且彼此进行市场竞争，通过产品与服务的交易实现技术的市场选择，依靠新技术的宏观创新与广泛使用获得高额利润。假如我们认为机械化技术曾对工厂发展进行了建构并随之展开双方的互动，那么现阶段数字化红利的时代必将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升级的企业平台后的双方互动，关键的新动力在于已出现了部分企业平台建构了不同于以前的工业时代的技术模式。如今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因数字化技术创新的支撑和物流运输、人类社会网络等其他配套因素的涌现，明显地表现出上述两方互动匹配的机制，并有了新的产业文明时代特征。

三、理论抽象范式：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的提出

基于理论与实践结合认知企业平台，可提炼出数字化企业平台四点认知要领：“非竞争性”生产要素培育、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性、包容性制度构建以及技术与企业平台相得益彰建构特性。为了便于比较、分析与观察全球范围内数字化企业平台现实案例的成功经验以及发展路径，我们尝试借鉴数学中双轴坐标图特征，将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性、制度的包容性高低程度分别作为上下横轴，将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生产要素的非竞争性高低程度作为左右纵轴，抽象出理论化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

在此分析框架中，基于六个理论视角与产业革命视角提炼出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四点认知要领，将全球数字化企业平台按其对应特征，归类划分为四个区域，如图2所示，具体分别为：第I区域，企业平台获利困难，其特征为制度的包容性与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性较低、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性与生产要素的非竞争性亦较低；第II区域，技术应用型企业平台(即主要为技术的使用者)获利较多，其特征为制度的包容性和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性均较高 ，但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性和生产要素的非竞争性却均较低；第III区域，技术衍生型企业平台(即在核心技术使用者的基础上成功地衍生创新了一些具有附加性、辅助性以及改善性的新技术)获利较多，此类企业平台特征为制度的包容性与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性较低、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性与生产要素的非竞争性却较高；第IV区域，技术创造型企业平台(即核心技术的生产者、引领者以及第一应用推广者)获利最多，此类企业平台特征为制度的包容性与技术对企业平台的建构性较高、内生技术的宏观创新性与生产要素的非竞争性亦较高。

四、案例考察：从分析框架看美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成功经验

数字化企业平台在当下的全球范围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蓝图或者理论，而是已经蓬勃发展的经济实践。因此，本文基于前面提出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采用静态分析方法观察和初步分析美国案例，以期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原则。

(一)静态分析：美国数字化企业平台的案例

随着美国“新经济”时代到来，硅谷等地形成了一批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引领全球科技红利的数字化企业平台，主要典型代表有亚马逊、爱彼迎以及脸书等(如下表所示)，这类数字化企业平台引领科技浪潮后又历经10余年，已逐步发展为全球科技巨头。

表 美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案例简介

基于笔者提出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可初步判断亚马逊、爱彼迎等企业均可归为技术创造型企业平台，处于第IV区域。下文将理论联系实践，逐一剖析其成功要素。

第一，从亚马逊初始发展历程来看，全球最大的零售数字化企业平台源于书的售卖。其一，以交易成本理论观察，图书得以被贝佐斯选中的首要原因是其形式的标准化与规模化有利于交易借助非现场的网上方式展开。与在实体书店进行交易相比，图书本身的标准化使得消费者选择图书的行为无差异，互联网技术作为独立的“非竞争性”生产要素参与到图书销售环节，极具规模效益，虽然于亚马逊而言，仅仅是架起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桥梁，但正是因此，图书交易成本因技术的发展而明显降低；其二，以经济均衡理论观察，亚马逊在进一步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发展的过程中，其对图书的推介采用了市场自由交易的竞争均衡原则，相比实体书店人工挑选年度最佳图书的模式，亚马逊包容性的图书管理制度安排，核心在于在为消费者提供海量图书选择的基础上，通过付费阅读交易量来进行图书的“优胜劣汰”，寻找最佳读物，这种模式下的流量效应与精准匹配功能，更好地改善了图书服务的“用户体验”。

第二，从爱彼迎商业运营本质来看，即一家自身并未拥有房产，但却能开展海量、并极具长尾效应的住房租赁服务的平台公司。其一，以制度视角观察，爱彼迎重新设计了旅游短租住房的行业制度，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参与性的制度安排，大大降低了原有要素的准入门槛，使得大量分散的拥有住房闲置资源的社会成员以生产者身份加入酒店经营业务；其二，在爱彼迎所搭建的短租服务平台上，酒店经营者的角色可适时改变，每一个酒店经营者既可以是“房东”身份，也可以是“住客”身份，这种灵活、合意的角色转化机制，实质上呈现了“新供给特性”，可以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大服务可得性与选择性，进而形成供给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释放新的民间经济增长潜力。

第三，从脸书连接全球近20亿用户体量来看，地理位置、种族性别、国家、宗教以及意识形态等原来先天性的隔离屏障，发展至今，正被脸书一类社交平台一一打破，社会网络连通性的加强，从物质到情感，最后还会升华为“地球村”精神。其一，以经济社会学理论考察，人类社会社交网络应归属于社会学范畴的社会网状联结问题，由“节点”“边”“结构”“动态”等要素构成社会网络诸层级，其核心在于连通性。脸书所构造的社会网络模型连通性程度，关联社交信息的流动状态，远远不同于即时通信工具，其所构建的是与现实人际交流社会相比更为便捷、更加平面化的网络人际交流社会。其二，从包容性制度构建角度来看，脸书超越Myspace的关键在于开发者平台的诞生，即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其他人可在上面构筑应用程序的软件开发平台，这意味着有了“包容性”数字基础设施的雏形搭建。

(二)经验原则

考察美国上述三类数字化企业平台在分析框架IV区域内的具体特征，可将其实践经验原则总结为四个具体方面：第一，即时即地原则。如爱彼迎这样的案例，均指向了供需市场中交易时间与空间的“一体化”，包括：海量选择后的即时支付功能更便于调动消费的潜在动机，从而提升消费市场景气，互不相识、相隔万里的旅行者与房东，因爱彼迎所提供的线上形成短租服务契约，打破了空间限制，显著提升便捷程度与选择空间，加大了服务密度。第二，有效网络生态原则。脸书、亚马逊等都构建了自身网络生态圈，这种圈层不仅将人与人、物与物之间连接起来，更是将人与人的供需相互对接与融合，进而可构建万物互联互通的虚实结合世界。第三，社会性产业原则。此类企业平台的发展目标均是依托于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其网络生态圈形成深度社会性产业，适合群众的从众心理，掌握技术的行业引领者可正向引导形成产业聚集。第四，便捷服务原则。案例的实践表明，当数字技术融合于实体产业中直观的简单产品时，较易达到目标，如亚马逊的突破在于选择了标准化、规模化的图书作为数字技术的突破口，并以此便捷服务模式经验扩大覆盖面至更多供给品；另外两类案例也无一不很好地体现了以便捷服务提升“用户体验”的鲜明特点。

五、中国实证：依分析框架看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案例与发展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总量已达99.09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人口约14亿，人均值仍处于发展中经济体，并且经济增速已从14.2%下滑至6.1%，乃至更低状态。(1)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与2019年国民经济核算。2020年初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乏力前提下，急需探寻能够引发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领域，在配套改革中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可成为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举足轻重的新模式。有鉴于此，基于本文所提出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对照美国三类成功案例，结合分析框架中四大区域，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存在跃迁式与渐进式“两种收敛”与“三条路径”，我国平台发展应遵循渐进式收敛的第三条路径。

(一)动态分析：从分析框架看我国华为、OFO等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两种收敛”与“三条路径”

如下页图3所示，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四大区域内，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路径共有两种类型的收敛方式：一类是“跃迁式”发展收敛路径(路径一)，另一类是“渐进式”发展收敛路径(路径二、路径三)。所谓“跃迁式”收敛，即从发展路径来看，是直接从I区跃迁至IV区，这样的方式往往是技术与制度均发生革命性的颠覆。所谓“渐进式”收敛，往往不是通过革命性的技术与制度颠覆，而是通过两步走来实现。对应分析框架本身，是指或从I区过渡到II区最终到IV区，或从I区过渡到III区最终到IV区。

图3 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

上述两类收敛方式对应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的三条路径中：渐进式收敛的两条路径起点均为I区域，其特点是企业平台获利困难，而以这一区域为起点观察企业平台分步骤达到技术创造型企业平台获利最多的特征，或者在包容性制度条件下选择高密度技术长期模仿、跟随，享受引领者的技术红利，或者从技术层面选择从模仿到赶超的模式，都需要持续经历一些困难阻滞，如独裁制的初创公司治理。如图3所示，前者对应路径二，后者对应路径三。

路径一：从I区直接到IV区。这条路径属于跃迁式，也就是在短时间内实现技术突破与制度颠覆性改变，其后获得持续高利润。但这种方式很难实现。这一路径确实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初创数字化企业平台最倾向于选择的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平台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明确的，均想成为如脸书、亚马逊等类型的技术创造型平台；另一方面，获利困难的企业平台往往也会意识到自身高度依赖低端技术模仿等问题带来的利润不足、难以持续经营，因此，将其目标直接定位为进入IV区，但实践过程中失败率极高。在我国2000年前后互联网创业初期，凡客诚品是这方面的反面案例。初创时，凡客诚品高度模仿亚马逊的成功模式，但仅仅依靠现有的互联网技术红利，凡客诚品从定位为自主品牌服装扩大至拖把、菜刀等品类众多的普通商品销售，从技术层面来看，毫无技术衍生与创造，以致要素投入中同业竞争性较强、交易成本较高。从制度层面来看，单纯模仿的经营模式是攫取性的，供需通道不畅通，现实表现是品类失控、产品大量积压，进而破产。

路径二：从I区过渡到II区，最终收敛到IV区。这意味着某一企业平台可能从获利困难，发展至技术应用型平台的较易获利状态，最终成长至技术创造型企业平台。其中，过渡发展成为技术应用型平台的原因，在于有经济发展的时代红利，正如不少初创公司称为“风口上的猪”，但由于短期内技术应用型企业获利较多，技术创造激励严重不足，往往此类平台较难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创造型企业平台。近年来，在我国众多的数字化企业平台中，OFO小黄车从盛极一时到法院查封、冻结资产的发展过程，恰恰是路径二中过渡期间发展失败的典型例子。OFO诞生于2014年，模仿亚马逊等全球顶尖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对传统商品的改造行为，将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成为解决本土居民出行便捷化问题的共享单车。2015年，OFO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已成功连接1000万辆共享单车，但3年之后，因拖欠、失信消费者等问题，陷入平台崩盘困局。从路径二考察，上述情况正是OFO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者在享受时代技术红利之后，未衍生出可与竞争者一比高下的新技术，加之扩张操之过急，很快陷入与摩拜等众多公司的同业竞争，进而失利。

路径三：从I区过渡到III区，最终收敛到IV区。其路径含义是，获利困难的企业平台选择重点投入技术开发，从模仿到追赶，逐步成为技术衍生型企业平台，适当容忍一些制度缺陷，接着在掌握一定自主研发技术的基础上，改善公司治理，从追赶到超越，最终发展为技术创造型企业平台，即全球产业链的引领者。观察我国的企业平台，华为——作为通信类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发展轨迹十分接近路径三。创立于1987年的华为，至今历30余年，成为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与智能终端的供应商之一。从分工理论来看，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享受技术时代红利，正是华为前半期逐步发展为技术衍生型企业平台的关键步伐，如上页图3所示，即从I区向III区的发展过程。现阶段，华为依托已较强大的资金支撑力和高度重视科技研发的战略，顺应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谷歌、亚马逊等国际互联网科技巨头依托平台收敛于IV区域的发展路径不同，着力打造万物互联互通平台生态，努力向IV区域收敛。在这一过程中，其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一是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现阶段我国通信领域的技术突破焦点为5G关键技术和产品的“中国制造”，需要打造完整自主研发的产业链，但目前以华为为代表的通信类数字化企业平台，SAW滤波器和BAW滤波器等涉及通信过程中信号基站及终端机供应的关键中间产品，被美国Qualcomm、日本Murata等公司完全垄断最重要的核心部件——芯片，虽已启动了“备胎”，但还有待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尽快求得市场化成功。二是上市与否和企业创始人的传承，一直是华为受到广为关注的制度议题。依靠公司创始人的声誉与威望为核心构建的公司治理模式，在初期、中期较为高效，但从长期来看，一旦初创人员退出经营后，制度风险有可能骤然上升，因此，依靠包容制衡性的公司治理制度实现企业顺利传承，也是今后华为急需解决的又一问题。

(二)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发展启示

基于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及其四大区域的发展轨迹，结合美国与我国企业平台所对应的区域及其发展路径，可得出现阶段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发展启示：第一，作为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发展轨迹均为模仿、追赶而争取超越、最后引领的分阶段过程。从分析框架中四大区域内的发展路径来看，起点均为获利较少的初期，终点目标则为获利最多的技术创造型平台，而其可能的三条实现路径中，路径一忽略了追赶和超越的阶段，直接从模仿跳跃至引领，过于理想化；路径二将模仿式应用阶段过度拉长不易凝聚赶超动能；路径三在全视角下展示了获利困难的企业平台通过技术模仿至技术赶超，先成为获利较多的技术衍生型企业，再进一步通过制度变革促进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超越甚至引领，最终成为获利最多的技术创造型企业。第二，路径三是更为适合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的轨迹。因为从理论上来看，这是以技术突破促进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再刺激技术创新，从而创造了新经济的发展范式，逻辑连接环环相扣，相对容易把握；而且从实践上看，我国成功的企业案例如华为，均为此类发展轨迹。第三，以全产业链技术自主创新为核心，配套包容性制度供给，是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最终将收敛于IV区的方法论。由华为的案例分析可知，从III区最终收敛至IV区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突破以美国、日本为首的部分通信中间设备供应商“卡脖子”的技术壁垒并在核心部件芯片上实现市场化成功，以及构建更为稳定传承、制度化的公司治理模式，这些虽然都有难度，但相比而言路线清晰，值得期待。

六、支持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思路和要领探讨

展望今后，中国的现代化赶超任重道远，我国经济追赶期维持超常规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新技术创新带动的新经济增长范式。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以及其四大区域内亚马逊等美国案例的成功经验，观察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未来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关键在于以制度和政策支持全产业链技术突破为核心，配套构建包容性制度，有序推动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收敛于更优的“第IV区域”。为此，特提出支持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发展的如下思路。

(一)以占领新经济制高点为战略目标，助力“新基建”有效投资

2020年一季度，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金融动荡、市场低迷的双重冲击之下，中央明确强调了有别于以“铁公机”为主传统投资拉动经济方式的，以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产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概念。与传统投资相比，新基建最直接的表现为具有与数字化新经济、新业态紧密结合的高科技含量，强调的是以硬件与软件结合形成新的供给，引出新动能、新服务、用户体验提升和新消费。与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投资相比，具有高科技特性的新基建最佳主体，正是以华为等为代表的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借鉴本文通过理论抽象方法提出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分析框架思路，选择渐进式收敛的第三条路径发展至“第IV区域”，是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历经模仿、追赶而求超越以及最终实现引领的最佳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投资可通过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基金、PPP等多种形式引导数字化企业平台向技术衍生型、技术创造型的平台特征发展，有效助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应加大具有长期经济效益的涉及“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研发条件建设，协力打造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攻关，加快培育全球领先的科技型数字化企业平台。

(二)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实现包容性制度构建

对接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发展路径，其包容性制度构建为关键问题。宏观层面的实质性转轨可理解为营商环境以“高标准法治化”实现优化，具体规则最为概括的表述是形成企业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使市场主体进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活力充沛状态，同时配之以政府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正面清单”，并且配之以“有权必有责”的问责制“责任清单”，切实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创造公平有序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即是对于包容性制度构建的最大贡献，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即为实现竞争中性，意味着政府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对所有企业间的竞争影响是中性的，这是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有效制度优化设计的基本立场。对于新兴经济业态——以民企为主流的数字化平台，不应在所有制上贴标签、戴帽子，而应区别对待，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实行统一的市场负面清单管理。深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也应是中国经济在高质量轨道上再次起飞的过程，在政府“过紧日子”的前提下，通过降低准入门槛、简政放权以及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监管执法等有效举措，办成我国数字化企业平台放手发展拼搏奋斗超越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事”。

(三)提升财税支持政策质量，注重时机与幅度的同步

数字化企业平台沿渐进式收敛的第三条路径发展至第IV区域的过程中，财税政策以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传统财税政策和财政贴息贷款、信用担保、政府产业基金、PPP等新机制多管齐下，体现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有所作为”。需注重政策的时机与幅度的合理化，一方面避免财税政策支持产生挤出效应，并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切实规范各类平台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扶上马送一程”的财税政策手段可以是初创平台孵化期、成熟平台升阶期的核心助力，政府采购也可成为较好的成熟期数字化平台开发的政策支持手段。支持数字化企业平台的升阶发展，有利于发挥粗具规模的数字化企业平台以技术创新汇集资源的特点，带动社会普惠经济效应。因此，应注重时机与幅度的前提下运用适当的政策组合工具，支持、引导数字化平台更好成长和充分发挥具有社会普惠效应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