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爱平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新华学院大学生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81)

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反省、自我革新和自我升华结出的改革硕果。古田会议确立了政治建军的目标模式，规划了我军前进的科学方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掌握军队的根本主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1]4，站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第二个百年的重要时刻，重温“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对我党我军生存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2]262，对人民军队“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大有裨益[3]。

一、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坚韧无私的斗争精神

一场改革要对实践发生重要作用，必然有推动它的内在动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城市占绝对统治，红军只能在其统治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求生存谋发展。当时的红军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状态下，主要成分又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造成部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蔓延。如何发展无产阶级军队并最终实现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召开古田会议被“历史地”推了出来。古田会议“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2]261，是红四军建设实践发展的结果。

(一)旧式军队脱胎的红四军呼唤改革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以下简称红四军)是全国第一支正规的主力红军，这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的队伍[4]216，“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5]。建立在此阶级基础上的军队，受旧军队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部队官兵，特别是一部分来自旧军队的军事领导，不自觉地带着旧军队治军的旧观念，他们不习惯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这种错误倾向不仅使“党的领导权在四军(笔者注：在当时的文献里，红四军与“四军”称谓同时使用)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4]216，党“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甚至党还“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部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官兵思想混乱，士气低迷，成为制约红军发展的“结穴”[4]219。如不下决心解决部队思想上的混乱和迷惘，红军就“不能前进一步”[6]66。

(二)建军原则的争论与分歧倒逼改革

面对实践发出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走出困境？是沿袭旧式军队的治军模式还是另辟蹊径？十字路口向何处去的现实拷问，摆在红四军面前，历史要求红四军领导人做出重大政治抉择。

然而，在这一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部队发生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2]262。处在红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军长朱德与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上发生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是“分权主义”“与党争权”[7]270-277，主张撤销军委。朱德觉得政治有碍军事工作，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现在前委“管的太多”，前委书记毛泽东有搞“家长制”之嫌[7]270-277。“朱毛之争”从表面看是对部队组织机构设置认识不同，但“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8]211，也就是要不要前委代表党来领导军队的问题。为化解“朱毛”矛盾，红四军先后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上杭县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然而，会场激烈的争论并没有达到意见统一的目的。根据六大党章在未经决议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的相关规定，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发表《给林彪的信》，尖锐地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6]65，“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6]64，不加以纠正，“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6]69，并“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抛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问题供全军讨论[6]65，号召全体官兵同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他并且表示只要在前委书记位置上一天，就要“作思想奋斗一天”[4]222。6月15日，朱德也以《给林彪的信》发文，提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4]217，“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9]11。红四军领导层在建军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化，在部队上下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

为了统一认识，停止党内争论，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党的“七大”。会上，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毛泽东同志说“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6]71。所不同的是，大会在未报告中共中央的前提下擅自改选了前委，陈毅取代了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用毛泽东的话说，自己被赶出了红四军。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八大”，大会在前委主要领导不在场，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8]220。红四军“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使朱德、陈毅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也意识到“军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4]222。已经离开红四军的毛泽东决心与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斗争到底。对红四军“八大”后有人写信请他回来主持工作，毛泽东明确拒绝。他说“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9]13，表达了在错误思想面前不妥协的、坚决的斗争精神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以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改革决心和坚定信心。

(三)“九月来信”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

红四军“七大”会后，红四军将“七大”决议呈报中共中央审查，并派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以求获得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多次听取陈毅同志对红四军历史和党内争论的口头汇报及5份长达5万字的书面汇报后，对红四军内部关于建军原则争论的情况有了充分了解。周恩来牵头成立了包括陈毅、李立三组成的中央起草委员会，对如何化解红四军党内的分歧以及指导红军建设，形成解决方案。周恩来委托陈毅主持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来信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中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10]，做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指示[11]。这封承载着中共中央正确的建党建军理论主张的信，为结束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意见分歧提供了遵循。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毛泽东政治建军的改革主张也取得包括朱德、陈毅在内的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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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建军的改革总纲，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的政治智慧

改革的方向决定改革的目的。古田会议坚持政治建军方向,依靠改革化解前进路上的矛盾，克服旧军队建军治军的传统流弊。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搞清楚我们党为什么要建军,党要怎样管军队?搞清楚什么是人民的军队，怎样建设人民军队？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与一切旧式军队划清界限，改革的方向是建设一支服从于党的领导、服务于中国革命伟大斗争的人民军队。总的思路是通过政治建军，把红军建设成为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对人民军队的发展道路、理论、制度作了顶层设计，“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2]262。回应了建军的政治诉求，决议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和“必由之路”[12]。

(一)政治建军路径的独特选择，解决了涉及我军前途命运的高难度历史性课题

道路决定命运。在设计政治建军的改革蓝图中，古田会议把客观的国情、军情，作为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起点，把立军为民，建设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总任务，既不是延续中国旧军阀治军道路的老版，不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军队治军“熟路”的翻版，也不是简单套用苏军一长制治军道路的再版，而是独辟蹊径，作出走政治建军的道路选择。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离开党的领导，我军会“如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4]338。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建军道路，清晰地标绘出一条摆脱一切剥削阶级军队影响，从落后走向先进的新路，给予“朱毛红军”乃至人民军队的发展以久远影响。

(二)政治建军理论的独特创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队建设思想的新境界

理论指引方向。古田会议政治建军的改革方案超越了旧军队建军治军的流俗教条，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揭示了人民军队建军的基本规律。古田会议决议关于政治建军的创造性理论贡献，由三个相互关联、相互贯通的逻辑层次构成。

关于建军原则层次的指导思想。古田会议决议的主基调是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核心理念是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军队建设。决议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 “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必须服从“政治领导”[4]216。这一规定，构成政治建军理论的核心要义，奠定了人民军队军事制度的理论基石。

关于军队性质、宗旨和任务等建军的基本理论。古田会议决议精准地概括了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以清晰的语言对我军的宗旨作了如下表述，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338，明确规定红军的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古田会议决议关于我军性质、宗旨、任务的概括，体现了我军的根本属性、价值追求和肩负的使命，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军治军中带有规律性的基本原理。

关于政治建军实践的科学方法和内容。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把政治工作作为红军中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4]341。这就确立了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机关的重要地位，明确了政治建军的聚焦点和着力点。

(三)政治建军制度的独特优势，为打造新型人民军队的“样子”提供了制度保障

制度决定路向。从制度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项自上而下、由点到面、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古田会议在批判旧式军队的制度弊端中，作出一整套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安排，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制度文明。

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制度。古田会议建立了党委制为核心的党的组织制度，明确部队要建立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工作制度，从组织上保证党能够完全有效地掌控部队。罗荣桓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不是古田会议，“这支军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13]。

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落实制度。古田会议为“使党组织确实能担负起党的政治任务”[4]344，把“三湾改编”形成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写入决议。明确在部队建立基层党组织，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全覆盖。斗转星移几十年，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回答“中国共产党这么有力量靠的是什么”？仍然用“我们党在军队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班排有小组，连队有支部，营级以上单位建立党委，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作答，并不无自豪地说，这是其他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2]263-264。古田会议还确立了军队党内民主制度，规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则[4]339，并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加以确定。

建立了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古田会议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缺失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负面影响，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6]94，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4]339，必须把“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6]94。古田会议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确立了政治训练制度,从党内教育和士兵教育两个方面入手提出要求、作出规定,明确了开展党内政治训练的内容并确定了18种思想教育方法和10大教授法,为我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合乎实际、明晰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标注。正如罗荣桓所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14]

三、古田会议政治建军的改革方略，揭示了人民军队继往开来的客观规律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从那儿以后，在党领导下，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2]262古田会议的重大历史贡献就在于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决议的精神在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征程中成为坚不可摧的奠基石。从那时起，听党指挥成为“我军的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我军建设的首要”“我军的命脉所在”[15]23。强军必须强政治，成为我军建设不可移易的根本原则，成为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政治保证。

(一)政治建军的改革方向不能偏

一支军队变革的方向正确与否，只有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把握，才能准确、清晰。90多年来，我军独步世界军队之林与众不同，不依赖金钱的支撑、权力的控制，却能够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传奇背后的奥秘就在于我军始终坚持强军必须强政治的改革方向。无论是我军称谓变化还是所处历史方位变化，军队听党指挥、政治建军的方向从未改变，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建设首要位置从未改变。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15]9，是“保证我们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宝”[15]23。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倍加珍惜“党指挥枪”的原则，“要坚持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15]23-24。确保我军无论怎么改革，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性质不变，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根本制度不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头脑清醒，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二)立军兴军强军的根基不能变

古田会议决议是一部立军兴军强军的总章程，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道路、形成的建军科学理论基石、制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凝结着党从我军建设实践中获得的真知，是我军继往开来的根基，具有根本性、长远性、稳定性的作用，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的道路、理论、制度三要素，立起人民军队的样子，这个“‘军队的样子’不只是面子，而是面子里子都要有样子”[15]23。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形成的政治优势，深深地熔铸在我军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之中，铸成伟大军队永恒的兴军强军之魂。集结在党的旗帜下，我军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任何风浪所惧，不为任何错误观点所左右。无论形势如何险恶、社会环境变化如何复杂、使命任务如何拓展，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信念从未改变，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未改变。自觉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我军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古田会议政治建军道路的独特探索、理论体系的独特创造、制度的独特优势，形成的党管军队的制度，谱写了我军昨天和今天的奇迹。奋斗新征程，我军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军事制度，坚持“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1]36。把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指挥作为最高政治要求和政治纪律来执行，确保军魂不变、传统不丢、本色不改。“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本色。”[16]

(三)改革面前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不能丢

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魂的确立，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斗争意志、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17]226回顾红四军的历史，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既反映斗争的艰辛，也树立起党内正确思想斗争的范例。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从朱毛会师井冈山到转战赣南闽西，正确与错误两种趋向一路实践、一路斗争，最终真理战胜错误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斗争中确立、在斗争中发展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虽然随时间的推移，已经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但是，在现实中，要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我们党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对我军实施“政治转基因工程”打开突破口，改变我军性质。他们打着“公器公用”的幌子，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妄图对我军拔根去魂。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斗争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我们必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对凡是危害“党指挥枪”的风险与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17]226，要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把古田会议的“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18]。坚信“只要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军队，只要军队不变质，他们想在我国搞‘和平演变’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只要牢牢坚持党指挥枪，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2]265。否则，就会犯历史性、颠覆性错误。

(四)改革面前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不能忘

古田会议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里程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结出的硕果。担当是一种境界、一种能力、一种责任，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和政治能力。从古田会议留存的史料中不难看到，正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如海胸襟和气度，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底气和胆气，在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传达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意见分歧走向团结。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彰显出共产党人在改革面前的责任担当。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过程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不能把它当作一句口号挂在嘴上，写在文件里，必须扎根在思想上，落实在行动上。”[15]43当前，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正带领人民军队从古田再出发，奋进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担当精神务必发扬光大。必须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切实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1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