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霞

(云南财经大学 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1.0 引言

少数民族典籍学术研究范式涉及内容和方法。范式是学科研究的道，是治学之道。道是中国传统哲学最丰富的表达之一，孔子讲人道，老子讲天道，万物之理，古人称之为道，做学问的人讲治学之道。“研究范式是研究共同体进行科学研究时所遵循的模式与框架。其首要功能就是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或学派共同体的学者与新人提供一套解题的方法和研究常规”(成鹏，2018：9)。一个学者如果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范式，且研究成果丰硕，这就隐喻预示他或她的学术之路已迈上了较高的学术阶梯，获得了开创性的治学之道，或成为了某一学科的领军人物。

纵观翻译研究，国内外对研究范式的研究称呼缺乏统一，有的叫“范式”，有的叫“模式”，有的叫“学派”，有的叫“流派”，有的叫“阶段”。吕俊、侯向群(2006：54)就把我国翻译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为语文学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为结构主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为解构主义阶段。朱建平(2004)将我国翻译研究分为语文学学派、语言学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在综合国内研究的基础上，司显柱(2018)把我国翻译研究归类为传统的语文学范式、现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当代的文化范式。就翻译学的创建而言，学界也不乏其人。例如，吕俊教授创立了建构主义翻译学，潘文国教授创立了文章翻译学，胡庚申教授创立了生态翻译学，吴志杰教授创立了和合翻译学，陈东成教授创立了大易翻译学，这些翻译学都颇有特色，独具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