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欢

(福建农林大学 国际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1.0 引言

在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的第一本小说《强盗新郎》(TheRobberBridegroom,1942)中，她将目光投向18世纪末位于美国西南边疆的纳奇兹(Natchez)，别出心裁地将格林童话、希腊神话、圣经故事、南方民间传说以及真实历史人物等杂糅在一起，讲述了白人种植园主、剪径大盗以及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纠葛、冲突和对抗。不少评论家认为，韦尔蒂在这本小说中“模糊了历史事实和虚构小说的界线”(Wilson,1993:64)，表达了对美国民族神话的质疑，“嘲讽国家对自由主体性(free agency)的应许以及驱动西部扩张的资本主义欲望”(Trefzer,2007:24)。这些论述揭示出《强盗新郎》对国家历史的批判式重写，却往往忽略了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虽然《强盗新郎》写于1940年，但其创作灵感来源于1936年韦尔蒂在新政机构工程进度管理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工作经历。在此期间，她曾前往纳奇兹采风，翻阅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这部作品。在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肆虐的历史背景下，韦尔蒂为何转而书写美国南方早期的拓殖历史？她的民族神话“反叙事”隐含着怎样的现实关切？本文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结合文本创作时期的历史语境，解读《强盗新郎》中纳奇兹从荒野到城市的发展历程，探究韦尔蒂对美国疆域变迁及其内蕴的政治张力的独特书写。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1991:26)。社会空间在人类社会实践和生产过程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指导甚至重组生产实践和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