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健

(《中国艺术报》社，北京 100029)

一、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茧”与“破茧”

在以往有关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叙事中，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从而彰显出人物所做出的重大牺牲及其崇高品格，是比较常见的模式。它的核心精神，是对于革命信仰的忠诚、对于革命事业的忘我。作为这一精神的衍化，集体往往是高于个人的，甚至后者往往被塑造成一种被批判的享乐阶级情调。这跟我们长期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所处的特定历史境遇有关，很多时候恰恰是革命所需要、所迫不得已的，其中蕴含的优良传统绝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光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不少此类题材的文艺叙事因简单化、概念化等问题，形成自我框缚的观念迷思，也引起了某些观感的不适。比如，一些作品过于强调“大我”与“小我”的绝对冲突，忽视了集体利益和个人权益的正当性皆得到尊重不仅是价值观念的自我肯定，也是艺术表现的自洽逻辑，以致某些牺牲看似极其伟光正，实质却压抑了人的常情常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低级红”与“高级黑”。当我们从过去的艰辛岁月跨入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对于类似的现象是需要认真梳理和反思的。这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坚持和延续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固有优良传统，二是深入挖掘革命历史题材中更普遍、更具人类共同命运感的价值光辉，使革命历史融入新的时代语境、更好地参与新的价值构建。

由陈明编剧、胡宗琪导演的淮剧《送你过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渡江战役前夕，已是解放军部队教导员的郭逸夫与江家童养媳、恋人江常秀重逢，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不管是维护大局而牺牲个人情感，还是冲破旧俗、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抉择”本身已不是“大我”与“小我”的简单对立，而是有了新的人文厚度。直观而言，渡江战役事关解放大局，江常秀与郭逸夫、小叔更富的个人情感以及江老大过日子的小算盘都应服从于这个大局，而人物内心的纠结斗争与发展觉悟，则反映出老百姓对解放事业的真诚支持与重大牺牲，为渡江战役的正义性、感召力作了鲜活的注脚。但是，人类文明进程永远是充满阵痛的，因为任何进步的、将要完成的事业都是从当时现有的、客观的历史情境向前迈步，其中必然会有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淮剧《送你过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即解放大军要完成的解放事业与当地仍存留的童养媳制度。

毫无疑问，解放事业与童养媳制度是相互冲突的。“解放”就是要冲破封建旧俗，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要完成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维护军民团结、维护渡江大局，从参加革命起就梦想有一天人人得解放的郭逸夫，不得不与江常秀分开，江常秀不得不与小叔更富完婚，整个事件就充满了历史的深沉悲怆。当象征着解放事业所追求的幸福的“郭江爱情”做出牺牲，我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小我”其实并不小，而是跟“大我”相统一的。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当中，这是非常新颖的视角。它不但没有减损人物做出重大牺牲所体现出来的崇高品格，而且客观地反映出解放事业任重道远的重大事实——送你过江，不单是要渡过有形之江，还要渡过千百年积膺的文化陋习与精神愚昧之江，从而让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奋斗与牺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一定是敌我分明地捉对厮杀，或者像某些“神剧”那样“不够憨厚”，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旧事物的蜕变、新事物的阵痛中提炼感人的力量。淮剧《送你过江》显然做到了，并且有所发现和呈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历史情境中的象征意味

马克思讲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淮剧《送你过江》所涉及的童养媳制度，可以说是旧社会中的穷苦阶层经济被剥夺后的一项婚姻救济制度。它所有不合理的根源，都来自于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系列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淮剧《送你过江》敢于并能够触及到这个层面，跟以往一些类似题材的创作相比，有两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历史；二是从文明悖论的视角去观照历史情境。这两点，前者是本应有而常被忽略的，后者则更为鲜见。

革命历史题材属于特殊的历史题材，其广义概念指的是“近代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而狭义概念则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即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内容的题材类型。在此类题材创作中，除了历史题材涉及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不少创作往往容易把“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简单化为“政治第一”，以致忽视或淡化了新事物从旧事物走出来时客观的历史情境，忽视或淡化了完成革命事业的立体感、厚重感和复杂性。对于淮剧《送你过江》，笔者就听说过类似的批评，说“解放军怎么能跟老百姓抢媳妇呢”——没错，听起来十分政治正确，但若不加分析就粗暴武断地下此结论，就很有问题。如前述分析，这不是简单的解放军与老百姓的三角恋爱关系，“郭江爱情”是带有象征意味的，与之相对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封建旧俗，三角恋爱关系只不过是其具体体现，解放军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退一步讲，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也来自老百姓，革命纪律固不可违，彼此产生感情不是很正常吗？而事实上，剧中郭逸夫是服从组织安排、服从革命纪律的，他内心的情绪不过是暂时的不理解，为何我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却不能把江常秀从童养媳制度中拯救出来？这就涉及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文明悖论视角观照历史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其行为活动往往是由当前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内涵包括：一要历史地看待历史情境，二是要历史地看待人物的行为活动。在淮剧《送你过江》中，“历史情境”是什么？解放战争如火如荼，新中国即将迎来解放，但旧事物在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依然有非常深广的影响。戏一开场，江老大上来就唱“送走了兵败如山光头蒋”，也惦记着“更富常秀圆房日，江老大了却心愿喜满腔”。对于革命的胜利，江老大由衷地高兴，但他还没意识到、暂时也缺乏这个觉悟，新事物的诞生会有阵痛的。因为任何新事物都有来路，有历史发展的逻辑联系，它从旧事物中破茧而出，是要冲破千丝万缕的旧关系的。如果说有文化、有理想抱负的郭逸夫和受过新思想熏陶的江常秀，他们能够预见到冲破旧俗的必然趋势却无奈地选择分开，是受到“客观历史条件”所限，那么江老大仍觉悟不够，就主要是源于“主观历史局限”。就像郭逸夫不理解不能拯救江常秀，江老大恐怕也不理解，为何我都捐出自家的船了，更富的婚事好像也要出问题。它们都很真实，带着深沉的历史悲怆，也给全剧赋予了浑厚底色。在剧中人物的命运体验中，我们感受到了看似个别的、偶然的事件背后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命运处境——具体到郭逸夫、江常秀和江老大的个人处境，大到整个解放事业在客观历史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也只好带着悲壮的牺牲继续前进。正因如此，它最大限度地触发了人们的感同身受，穿透和震撼了我们的内心。

三、人物塑造里的生活景深

从淮剧《送你过江》的人物塑造来看，几个主要人物都非常立体而富有张力。对于郭逸夫来说，“满怀理想-理想不圆满”是最大的痛，这跟与恋人分开是相统一的。江常秀是童养媳，是旧制度的受害者，但江老大是她的救命恩人，她极其淳朴善良，尽管向往追求新的生活，却出于感念恩情、维护大局而选择了与更富完婚。那场婚事虽是红绸布幔极喜庆，悲怆却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她和江老大身上都有来自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这场婚礼就像他们一起葬送过去，伤痛、释然、喜庆等复杂的情绪如波涛翻涌，翻涌出他们各自的品格与局限、觉悟与新生。如果说郭逸夫是“新事物”面对“旧事物”的代表，江常秀、江老大就是从传统走出来的，这个碰撞不正是解放事业必然会遇到的碰撞吗？

谭霈生先生在《戏剧本体论》一书中说：“戏剧的核心问题在于人与情境的契合。”这部戏由人物生发而来、连根带土而出的个体情感、历史景深以及思想的高度与深度，可以说契合了一个既具体又完整、逻辑经得住推敲的整体。剧中人物都自带历史景深和情感背景——郭逸夫的离开与归来，反映出老区人民与革命军人的血肉联系，无言地讲述了人民军队转战、发展、壮大的历史；江常秀的报恩与完婚、学文化与成为组织支前的女村长，道尽了一个旧时代童养媳的相似命运；江老大的固执与盘算过小日子的心态，则是正待开启觉悟的旧式渔民形象。江常秀认养的女儿豆花和通讯员小黄，也并非简单的功能性人物，而带有新的象征色彩——他们从懵懂中相识相熟到微妙地情窦初开，就像“郭江爱情”悲怆牺牲后的两朵小花，摇曳着希望。他们偷听了大人们的事情，却懵懵懂懂。导演用了一个夜晚天幕下的大黑场，让两人分隔舞台两侧，两束光投在他们身上，久久地静默。此时无声胜有声，像思索，像萌发，留给人们无尽的思索与回味。

江更富这个人物形象比较特殊。他是江常秀的小叔，尽管也喜欢后者，但一直是把后者当姐姐看待的，突然要让他和后者完婚，确实有点迈不出憨懦。客观来看，他在叙事中的功能性作用远比个人的主体性选择要明显：一方面，他是童养媳制度的“受益人”，是对于这个制度叙述的功能主体。另一方面，他是情节突转的关键人物，当他不情不愿地走进洞房、借酒壮胆地表露心声和透露藏船秘密时，才借势推动了江老大的自省与觉悟。正因他的功能性作用更为明显，一定程度上就过多充塞了他的表现空间(江老大转变的细节铺陈也不太够)，以致婚礼那一场戏中他和江老大的变化都显得有些突然——如果说这部戏的视角、立意、构思为革命历史题材所罕见，此处就难免给人一种拿着小刀去屠龙的感觉。面对历史发展、新旧交替的悲怆碰撞，道德和觉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此时问题的深处有更复杂的根源，而不仅关乎“大我”与“小我”。人会有过去经验的深刻烙印，历史也是如此。当“郭江爱情”悲壮地牺牲自己、埋葬过去，新事物的产生就必须是与之匹配的、带有历史人文纵深或人类命运普遍性的宏大命题。江更富选择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要去参加渡江战役，这个设定是准确的，但目前看还比较单薄。如果给他铺垫一些他与江常秀朝夕相处而受到熏陶影响，乃至触碰到、产生出对童养媳制度的怀疑，此刻他所爆发出来的戏剧张力，恐怕就不是“弟弟要当男子汉”，而可能是“假结婚”。而江常秀的“送你过江”，也会因两个男人同样的优秀勇敢及最后的牺牲，推动剧情涌向高潮。

郭逸夫和江更富最后都牺牲了。送你过江，要葬送过去，难免会有牺牲，而江常秀和她的两个男人，在那个新旧碰撞中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事件本身，更是历史的滚滚洪流。淮剧《送你过江》的悲怆与震撼，即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淮剧唱腔素来擅长抒情，在全剧以情驱动、以人带戏的情境中，生活化、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和适应人物不同情感表达的唱腔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狗毛炒粉丝，弄不干净的”，“不是楠木难做桨，不识水性难走江”，这是江老大的台词和唱词；郭逸夫一上场，那段“大江东去雾中现”的自由调，很能体现他的从容乐观；江常秀替临行的郭逸夫缝衣服时，此时无声胜有声，却是“手拿针线泪不止，点点滴滴纳进心坎里”，唱腔从清板起，两人联唱而愈急愈躁，接着转为老淮调的味道，那战局紧迫、此去茫茫的情绪，被传达得微妙而唯美。郭逸夫和江更富牺牲后，程红饰演的江常秀来了“你不该千呼万唤声不应”和“你钢枪在手握得紧”两段分别达数十句的赋子板，唱得节奏铿锵、酣畅淋漓。因为全剧始终以情贯穿，不仅鲜有话剧加唱的毛病，而且把“十字调”“八段锦”“大悲调”等淮剧中很有特色的唱腔都展示了出来。或许，个别地方会有过犹不及之嫌，但整体依然是情感丰富而酣畅的。

四、结语

革命历史题材的戏曲创作，除了要面对现代戏创作的相似考验，如本体技巧与现代观念、现代审美的统一等，在处理“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其实大多数作品的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淮剧《送你过江》整体的饱满、酣畅和新颖，稍稍给人一种“高举轻放”之感，恐怕与此有关。这不是单一的技巧或审美问题，而是关乎当前现实语境中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己言及论史者，当有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要有史义和史德。那么，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涉及虚构、涉及立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各个历史碎片、具体人物中建立起历史的逻辑联系、审美的情感联系，淮剧《送你过江》的收获，是值得肯定、令人欣喜的，而它的瑕疵或遗憾，同样值得总结。对于当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来说，我们同样期待跳出“回望与复述”，多一些深挖历史、放眼当下而为人类共同命运贡献新表述、新光辉的“大历史”创作，焕发题材更普遍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