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萍，张茂铃

(成都大学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019年11月16日，由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主办的“2019首届中国-东盟文化艺术研究学术峰会”在成都望江宾馆和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凤凰山校区成功举办。国内著名艺术院校校长、“985”高校艺术学院院长、艺术学科领域专家和国内外学者将近两百人与会，共同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艺术学科建设与比较视野下的文化艺术研究学术体系建构。

一、多元格局下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体性建构

民心相通工程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五通”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以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对话是“民心相通”工程的关键，中国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建构是前提。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认为，当下中国需要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中重新认识和确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黄会林教授认为中国文明主体性建构所依靠的资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中国五千年形成的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资源；二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寻求独立自主过程中所形成的抗争精神和爱国传统；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革命与建设的传统。在此基础上，黄会林教授针对当代世界文化格局，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的构想，基本内涵是指：中国文化强大的历史根基、独立传统和绵长不断的生命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充分继承和发挥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借鉴和吸收世界文化精华，总结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以“和合”方式追求“会通以超胜”的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伟大复兴，最终形成和欧洲文化、美国文化鼎立的“第三极文化”，即当代中国文化。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蓝凡教授在题为“文化交流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唯一途径”的演讲中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中国、是人类文化持续发展的一个最原初的基本原则和动力。文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交流。因此，找到话题共同性对于人类文化交流具有方法论意义。重视和关注文化交流的贴现和补偿现象，这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认为，发端于成都的南方丝绸之路在加强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和经济合作的战略，它更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历史和人文基础之上的文化影响的范畴，是用文化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成一体而成为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战略架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编辑部祝晔主任则从学术思想传播和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学术成果转化的原则方向和目标。

以上学者的论述和观点，显示了国内学者及行业专家对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主体性建构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战略高度的思考。无论是自身的文化创新还是文化交流中价值观自信的确立，都应以中国文化的自身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在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演进的漫长历史中，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古丝绸之路，到明郑和下西洋繁盛海上丝绸之路；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到“一带一路”宏图建构，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明与文化一直在以不同形式与异域文明对话交流。从改革开放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文化从曾经的以“自我为中心”到“去中国化”再到“再中国化”意识的树立，中国文明的自我意识克服了“破而不立”的思维，在传承与学习中寻求认同。

二、比较视野下的艺术学学科体系研究

会议还隆重举行了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下设的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比较艺术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最早是由奥地利美术史家达戈伯特·弗莱(Dagobert Frey,1883-1962)提出的，此后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不断深入研究，使比较艺术学逐渐形成了基本规模。我国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比较艺术学”研究的相关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意义上提出了将“比较艺术学”作为艺术学的框架结构之一。2017年，彭吉象教授正式提出在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之下增设“比较艺术学学会”二级学会的设想。2019年10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会一致赞同会长彭吉象教授关于建立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的提议，并同意将比较艺术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设于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在此次学术峰会上，彭吉象教授作了题为“比较艺术学：一门正在兴起的新兴学科”的主题发言，正式提出了比较艺术学“一个目标、两个原则、三个领域、四个方法”的学科定位。他认为中国艺术在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乃至艺术门类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特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鲜明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把中国传统艺术放到比较艺术学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视野和角度，使我们能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艺术现象，从而将艺术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李倍雷教授认为应将比较艺术学提高到学科概念的层面来看待，比较艺术学的根本问题是跨视域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应该首先悬置目前“艺术”的概念，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的概念。比较艺术学研究过程中，首先应该明晰中国文化艺术的逻辑点和定位。

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则从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层面提出了不同艺术之间的“体”“用”比较。在题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体与用”的演讲中提出了如何协调处理专业艺术院校中艺术学理论学科与艺术门类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妥善处理好体与用的问题是破解艺术专业院校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症结的关键。他认为，在艺术专业院校中首先应发展好门类型和实践型学科，有好的作品才是正道和王道。艺术学理论学科之“体”就是研究各门类艺术间的异通性，研究不同艺术之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艺术学理论学科之“用”就是将艺术门类异通性原理运用到具体艺术门类现象的分析及相关艺术行业实践中。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艺术比较研究

比较艺术学担负着艺术世界内部各部分间及艺术与外部建立联系的职责。它的类型有艺术种类的比较、艺术样式的比较，也有不同地域、民族的比较，还有艺术与其他精神、文化现象的比较。在本次会议中学者们的比较视野也呈现出多层面、多角度的特点。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王廷信教授的发言题为“身份、文化与中国艺术在新加坡的传播”。他考察了新加坡多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认为新加坡华族对中国艺术的国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传播中国艺术的过程中，显性动机是在为新加坡的文化做贡献，隐性动机则是在让自己的文化记忆得以持续。杭州师范大学陈星教授梳理了弘一大师的精神和文化艺术在东南亚各国的弘扬与传播历史。他认为虽然弘一大师没有真正到过东南亚诸国，但却始终向往在东南亚弘法，他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种子经其法侣和弟子的传播影响了几代东南亚青年人。四川博物院首席研究员侯世新《图像与艺术：婆罗浮屠塔与西域佛教石窟乐舞艺术对话》认为，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佛教东渐，地处印度的婆罗浮屠佛塔和地处我国新疆地区的佛教石窟虽然相隔千山万水却在乐舞艺术上呈现出共同的艺术特征。广西艺术学院东南亚艺术研究中心胡春涛副教授考察了泰国建安宫与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福建传统艺术之间的联系，认为二者在艺术母题、视觉元素、艺术寓意和思想内涵等方面都有着共通之处。建安宫是泰国华人群体文化与族群身份识别和认同的重要途径。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教师张郑波以叶锦添的电影美术设计为例，探讨了叶锦添的“新东方美学”内涵。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胡郁青教授介绍了比较音乐学视域下巴基斯坦音乐研究的路径。她认为巴基斯坦音乐是文化多元化的产物，并较好地继承了印度音乐的传统。在历史文化、宗教思想等的影响下巴基斯坦传统音乐最终形成了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并存的格局。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于伯洋分析了以麦克菲(Colin Mcphee)、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考格拉斯(Michael Colgrass)为代表的西方作曲家作品中所包涵的巴厘岛佳美兰元素。四川省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郑鹏的发言介绍了自己在藏羌彝戏曲音乐融入中小学美育课程的可行性方面所做的研究。西南石油大学雷雁沙老师以跨文化为视域探讨了中国漆艺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交流与传播，认为漆艺是中国三大传统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对话和交流的重要介质。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副院长何洋·托美次仁副教授介绍了藏族传统舞蹈博巴森根的审美特征及传承路径。韦思铭副教授在发言中认为，面向东盟国家的艺术人才培养以“中国故事”的精神价值为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打下基础，有利于培养知行合一、具有全局观和事业观的人生格局。

四、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

习近平同志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影视作品是中国文化艺术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形式。影视作品所呈现的“中国故事”是最形象、最贴近观众、最能引起共鸣的。此次会议上，来自各高校的专家学者纷纷关注文化多样性语境下中国电影如何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星教授在题为“外向、内拓与深入的中国电影发展之路”的报告中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存在着“走出去”的误区提出了中国电影的“外向”“内拓”与“深入”之道。所谓“外向”就是中国的影像或者电影必须面向世界，包括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亚洲电影文化背景下、多种文化交流背景下外向的电影意识，从而为中国电影找到更好的参照体系。“内拓”对自身艺术质量，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核心价值观的把控，是使中国成为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匹配的电影强国的关键。而“深入”则是要在题材、类型等方面的拓展。中国电影发展之路最重要的是“交流”，相互理解、人心相通才是最终目标。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张娟教授认为，追光动画近几年来的几部作品是国产动画电影新时期发展的缩影。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王琦副教授探讨了美国流行音乐题材纪录片的类型特征。他将近来美国流行音乐题材纪录片分为人物类、事件类和知识类三大类，并从文本特征和传播特征两个大方向分析了这三大类型。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李静教授从比较艺术学的视野分析了传统戏曲空间性蒙太奇表达，她将西方的空间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心灵体验作为学术支点，论述了中国传统戏曲在空间表达上与电影蒙太奇艺术表现手法的契合。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穆童博士以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为视角分析了香港电影中的跨性别表演。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朱婧雯博士则以“地缘叙事”的跨域传播为视角论述了在“讲好中国故事”“文化自信”时代背景下，中国-东盟纪实影像如何突破媒介困境、传播困境倒逼内容突破，在历史的地缘再认与当代情感物语认知中将时空关系和情感认知融合为一种典型的“东南亚叙事”影像。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徐萌分析了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类型电影的本土化认同问题。她认为商业类型电影本土化认同最核心的是文化认同感的建立。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教师邓瑶对中泰电影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文化根基和社会精神都对东盟国家电影本体和产业有重要影响。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教师周子渝对阿彼察邦电影中的当代艺术性和实验气质进行了分析。她认为阿彼察帮电影具有“装置”和“展览”的特征，这样的影像艺术在当下视觉文化视域中为我国青年艺术家和青年电影人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可能。

此次会议，还有一批研究生积极参与交流。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马卓恺和马来西亚留学生李翠萍分别思考了中老合拍片和东南亚华语电影的特征。

五、国际化视野下的艺术教育与美育体系建构

在国际化语境下，中国的艺术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国际格局处于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艺术教育和美育的深层结构也亟待进一步优化与革新。南京艺术学院校长刘伟冬教授认为，艺术教育对社会最大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并尊重人才，培养结构遵循“三七”或“二八”规律，即理论人才和实践人才的比例是三比七或二比八。艺术教育应更多地聚焦于实践人才的培养。艺术教育的根本在于师资。专业艺术院校的目标在于专业硕士，师资结构应更多地倾向于应用型师资，而不是理论型师资。因此，专业艺术院校的师资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指标。刘伟冬教授还谈到了美育问题。他认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全社会的美育是基础，国民的素质在复兴中的意义重大。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的重要路径，但不能等同于美育。艺术教育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形而下；美育是解决人生观、道德观乃至世界观的问题，是形而上、“道”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王次炤教授在以“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艺术教育结构体系”为题的演讲中提出了当艺术学这一学科上升到学科门类的时候，如何衡定和判断艺术学学科的学术标准的问题。他认为，当艺术开始走向市场面向产业化发展的时候，艺术人才的培养应该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遵循多元和多层次原则，培养高精尖的艺术专业人才。从艺术类人才培养院校的分布特点出发，从事艺术活动人才培养和从事国民艺术教育人才培养的院校应该明确职能、找准定位，建立分层管理机制，构建符合当今文化艺术需要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艺术教育结构。上海戏剧学院校长黄昌勇教授作了题为“文化自信语境下艺术院校的办学转型与发展”的发言。他认为，党和国家提出的文化复兴、文化发展、文化自信等语境为高等艺术教育带来了紧迫感和使命感，作为艺术教育的从业者和专业艺术院校的管理者，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艺术教育的发展，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未来、面对世界。目前，我国高等艺术教育需要警惕离行业越来越远的趋势。以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为代表的专业艺术学院采取的艺术家双聘制度对于专业艺术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教授认为设计学科应该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对传统的继承，另一个是对未来的展望和创意。在中国语境中，具体表现为在现代社会如何与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合和如何构建体现新朝代的审美价值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教授在题为“新时代呼唤新型艺术人才的培育打造”的发言中以戏剧与影视学科的“双一流”建设为例分析了全球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等新语境下艺术人才培育面临的新环境。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文化艺术为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戏剧与影视学科在人才培养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那就是紧缺三种类型的人才：国际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金砖型人才。同时，新型艺术人才的培育打造还需要国际化、人文化和专业化三种走向。国家一级演员、歌唱家、中国-东盟艺术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特聘学术院长姜丽娜详细介绍了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在学科专业品牌打造和声乐专业国际留学生培养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此次会议汇集了数十位国内艺术学术界和艺术教育界的著名学者与教育家，就艺术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我国艺术教育及艺术学科体系建构问题展开讨论。会议成果斐然，各位专家均在会上交流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比较方法在艺术学研究中的运用，对比较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还对目前国内艺术教育，特别是艺术类专业院校的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进行了观察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