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健朔

在既往的文学史（1949-1979）叙述中，章太炎的形象建构往往与“复古”“倒退”“反清”等关键词挂钩，章太炎常被放置于与新文化运动、现代性进程以及文学革命相悖的格局中加以考察。换句话说，想象章太炎的方式规约于“五四”文学历史先进性的既定框架中，章太炎被贴上“顽固保守派”的标签，被定义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文人，而塑形章太炎的素材，自然来源于新文化运动先锋们的口诛笔伐中。这种新旧二元对立的评判模式“皆停留在阶级的角度去审视、规定其文学史价值，难以把握其思想的复杂性”①，将章太炎平面化、概念化，遮蔽了章太炎的多维面孔。近年来的章太炎研究，已经在努力摆脱新文人与“五四”语境的霸权想象桎梏，并在章太炎形象的“去蔽”上取得丰硕成果。

在帮助章太炎“弃暗投明”的学术研究中，常常有两种策略：一方面是寻找章太炎国学思想与“五四”文学观念看似水火不容下潜藏的相通理路，断裂其“古味”，瓦解二元对立模式；另一方面是反思“五四”过度“欧化”与全盘否定传统的虚无主义，进而反向证明章太炎宣扬“国粹”的某种合理性。不过，这两种研究路径又或多或少存在可待商榷的两类困境：一是以“新”与“反复古”将新文人们统合为一个步伐完全一致的整齐军队，而忽略他们各自细微的思想差异，以牺牲新文人的丰富性来重塑章太炎的丰富性；二是将章太炎与新文人们的对立静置在“五四”时期，而忽略了时代语境变迁、知识分子文化心理改塑与章太炎形象演变的交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