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静

先秦诸子古书多非一人一时之作，学界关于《庄子》诸篇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认为其中篇章思想各有不同，殊为舛驳。然而，在郭象的时代，尚不存在内外杂篇是否为庄子本人所书的问题。因此郭象《庄子注》是将《庄子》视为连贯和统一的整体的。他不仅确定了《庄子》的篇目及其顺序，对《庄子》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性的阐发，而且消解及转化了其中某些矛盾的部分，使之成为一个逻辑完整的哲学体系，影响甚巨。“庄生弘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①

就思想内容来说，庄子虽有一定的政治关怀，但政治秩序并非其核心旨归。庄子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制度社会，又难以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准确地说，庄子的哲学并不能具体化为社会建构。因此，《庄子》外、杂篇提及的理想社会诸如“至德之世”“建德之国”或“明王之治”等，其描述大而化之，具有很大的幻想性，难以在现实社会施行。郭象认为老庄见弃于当途，乃在于其倡导“拱默乎山林之中”，因此他转而重视“明内圣外王之道”，更强调政治秩序和制度的建构。不仅如此，郭象还发展了庄子关于无为而治的思想，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由此，郭象将至德之世或建德之国的理想王国拉回现实，并进行了改造，使之和现实社会相结合。前人关于郭象“无为而治”的研究颇丰，但是对于郭象如何通过《庄子》构建其理想的政治秩序则鲜少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