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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电商涉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以“花生日记”传销案为例

2021-01-28郑天城

时代法学 2021年4期

张 勇,郑天城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 问题的提出

(一)基本案情与争议焦点

2017 年7 月28 日至2018 年9 月25 日期间,花生日记通过设定“平台(分公司)—运营商—超级会员……”的层级式管理架构,采取多层级佣金计提制度和会员升级费用等手段,发展会员2100 多万人,会员层级最多达51 级,会员遍及全国各省市,收取佣金金额达4.57 亿元。 2019 年3 月14 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花生日记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其违法所得7306 万余元,并处罚款150 万元〔1〕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穗工商处字(2019)1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花生日记行政处罚案”引起了业界的广泛争论:持肯定论的观点认为,花生日记利用自行开发的APP,采用“会员制”的经营模式,会员通过缴纳一定费用升级为超级会员,超级会员及运营商通过发展他人加入并从下一级会员消费金额中抽取佣金,平台则从中提取管理费,这一商业运营模式符合法律规定的传销情形。 持否定论的观点认为,监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仅是形式上套用法律,实质上没有完全理解花生日记经营模式背后的商业逻辑,打击了社交电商行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 持折中论的观点认为,现行的《禁止传销条例》模糊了分销和传销的界限,使得一些社交电商游离于监管的“灰色地带”,不利于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2〕汪厚梅.“花生日记被罚7456 万的背后——社交电商为何频触法律红线[J].计算机与网络,2019,(7):8-10.。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与电商行业渗透融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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