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彦 张传才

知情同意规则的核心是尊重信息主体的意愿，并在个人信息处理的实践中贯彻信息主体的意图。①参见齐爱民：《信息法原论——信息法的产生与体系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就具体表述而言，有的学者还将知情同意表述为告知同意②参见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万方：《隐私政策中的告知同意原则及其异化》，《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翟相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同意规则”之检视》，《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3期；吕炳斌：《个人信息保护的“同意”困境及其出路》，《法商研究》2021年第2期。，而有的学者则坚持知情同意的表述。③参见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现代法学》2019年第1期；叶名怡：《论个人信息权的基本范畴》，《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6期。尽管表达的内涵基本一致，但从语义上来看，告知同意更强调告知行为，而知情同意则更偏重信息主体是否知悉信息处理者处理行为的目的、途径等。相比较而言，告知同意的表述表现出一定的“轻实质重形式”的倾向，因此采用知情同意的表述更为妥当。就知情同意属何种法律要素而言，一说认为知情同意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④同注①，第75页；同注②万方文。，部分学者更认为知情同意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首要基本原则⑤同注③叶名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