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毅，张 顺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26000）

一、引言

转型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阶层结构变迁，青年群体初职地位获得模式也因此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初职地位获得是青年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节点，对青年群体人生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从现实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青年初职获得更多由户籍与家庭地位所决定。1977 年恢复高考后，大学教育逐渐成为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它不仅能够提升青年的内在与外在价值，并且国家统包分配工作，使大学生获得更好的初职地位；而那些没有获得大学文凭的青年，则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初职地位获取更多受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1999 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大学生数量倍增，就业难问题凸显。进入21 世纪后，国家曾对于大学生就业所实行的统包分配制度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毕业生需要与其他年轻人一样进行自主择业，青年就业问题逐渐成为家庭决策范畴，使得家庭社会地位对青年群体初职获得的影响也不断上升。从理论逻辑来看，家庭地位与教育水平是影响青年群体初职获得的两种最重要因素，但家庭地位又能通过教育影响青年初职地位获得[1]。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开放40 年来，在我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家庭地位与个体教育水平对人们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二者影响青年地位获得的相对强度及其变化趋势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