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珈源

【摘要】《白鹿原》和《包法利夫人》兩部作品运用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却刻画出了两位精神内核十分相似的女性角色——田小娥和爱玛。这两名女性角色一直被视为在中西两种现代化进程下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范例。在《白鹿原》具有极强男性特征的语境下，尽管田小娥这一女性形象被极端压抑，并最终淹没在男性的话语之中，但许多学者将这一形象当做在压抑中反叛、反抗父权的女斗士。同样地，爱玛也被视为女性追寻生命价值和不断反抗的典例。长久以来，基于这两部作品对于其中这两位女性形象的分析也同样映射出中西方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不同观点与认识。而这些评论与分析正折射出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某种悖论与困难。

【关键词】女性意识;《白鹿原》《包法利夫人》;困境

《白鹿原》出版于1993年，它以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作为线索，刻画出陕西关中地区二十世纪近五十年的历史兴衰变化，在我国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包法利夫人》首版于1857年，描写的是一个农家女爱玛渴求传奇爱情却最终希望落空、服毒自尽的悲剧性故事。无论作家是否有意为之，两部看似无关的作品却从两个相似命运的女性角色——田小娥和爱玛——身上共同反映出女性解放的相关主题。但这些对此类主题的分析与解释，恰恰会造成此类问题起源和解决方法上的错位，体现出现代女性意识的处境和现状。

一、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

1、悲剧故事的溯源

田小娥及爱玛的悲剧故事最初都开始于不令她们自己满意的婚姻。田小娥被贪财的父亲卖给郭举人做小老婆，在郭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被人们所唾弃、轻贱，被当做泄欲、生养的工具。爱玛与包法利医生的婚后生活貌合神离，远远偏离她对于浪漫、激情的爱情的幻想和追求。而这样的落差正促使着两人都两人走上反抗、走上追求的道路。

田小娥与爱玛反抗的方式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基于爱情的反叛和无声抗议。田小娥在与黑娃的相识之后，萌发了与黑娃相守终生、过上安稳日子的念头，和黑娃偷情，在事情败露之后被所有人所鄙夷：小娥的父亲田秀才感到脸面丢尽，气的病倒在炕上，并托亲告友“要尽快尽早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锹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爱玛不满足于没有心灵沟通的婚姻生活，在与莱昂、罗道尔夫的相处和交流过程中，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有过的激情和爱意，因而两度偷情并为这两段爱情投入全部身心，却未换得两名男士的真心与爱意。她们两人对于生命本身的存在方式抱有着一些高于现实的期待和幻想，都不满足于生活的现状、不满于性灵的被压抑、被磨灭，渴求理想中的生活、理想中的爱情。

最终，两人都走向了各自的悲剧性结局：田小娥“彻底堕落”，在被众人辱骂的绝境中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所杀，又被白嘉轩“烧成灰压到塔下”;爱玛则因债台高筑、无力偿还，选择服用砒霜结束自己的生命。

2、悲剧命运的根因

无论是爱玛还是田小娥，两人性格中最为突出鲜明的一点就是“反抗”，这也成为两者被学者所重视、研究的重要性格因素。但细究其反抗个性的来源我们能够发现，这一性格因素并不完备，且具有相当强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田小娥对于压迫和不平的反抗最初来自于郭举人家对于她的轻贱和侮辱，之后随着众人对她的压抑而逐渐变为对白鹿原上僵化落后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冲击和反抗。而最初反抗的促成因素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如果田小娥在郭举人家受到良好的对待，那么田小娥也能够安心当一个小妾，安心过一个小妾会拥有的生活，成为下一个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文化符号，成为下一个依附男权制度的“兆鹏媳妇”“白赵氏”。她的一切反抗，都是针对显性的压迫而存在。她为对抗男权话语体系，借助的是黑娃和鹿兆鹏等人的力量。在生命的后半阶段，她更在潜意识中默认了男性权力的存在，并且以身体作为筹码换取自己所期望的回报：当黑娃避祸在外，她“一站一跪一哭”去求鹿乡约，之后她又委身鹿子霖以求黑娃的归来。甚至死后被象征着封建道德伦理的塔下，她也依旧没有获得精神的自由，依然被男性话语所压抑。因而，田小娥的反抗并不是她出于自身意愿的反抗，而只能算是在男权宗法社会所强加给她的话语体系下的违背，远称不上对这种形成已久的权力的明确“反抗”。

爱玛的反抗则更带有父权制度的色彩。在爱玛生活的外省，人们对于女性社会功能和角色的划分依旧承袭前代的落后观念。但爱玛由于受到贵族式教育、在浪漫主义小说的熏陶下成长，所以对花卉、音乐有着浓烈的喜爱并且渴望真挚而激烈的爱情。但她这样的渴望却是浅薄的：“她爱教堂只是因为里面有花朵，爱音乐只是为了它的歌词，爱文学也只是为了感官上的刺激”[1]。她的选择无疑被颓废浪漫主义所浸润，她的梦想也弥漫着一股理想主义的气息。与田小娥的观念类似，她也在潜意识中默认了男性特权的存在，但是她想换取的不是具体有形的回报，她渴望用自己的爱意和追求换取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和满足感，并且坚信这种人生的圆满只有男性“他者”才能带给她。她向往羡慕伯爵家奢华浪漫的生活，她“盼望自己能生活在古老的庄园里，整日待在尖尖的拱门下，胳膊支在石头上，手托着下巴，盼望远处田野中驰来一位骑黑马插白羽毛的骑士。[2]”她的憧憬、她的理想、她的追求，无一不是脆弱而空幻的，因此可想她拼尽一切追求只能收获悲剧性的命运。

3、严苛的生存境遇

在文本背景的选择上，田小娥和爱玛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两部作品选择的都是文本所反映时代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背景。一者是处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国内外战争、社会转型、不断现代化的阶段，传统伦理文化在古老的关中土地上“作为一个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经纷争的劫难都未被时代的浪潮裹携而，而是沉淀下来，固守着它的领地，而且悄无声息地把握着人物的命运，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3]另一者是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逐渐获得统治地位、工农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女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传统势力的束缚，偶有女性意识的闪光”。但是，在本质上，这二者都处于中西方现代化的重要阶段，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思想观念激烈交锋的时代。而正是这样的时代中现代化进程的出现和发展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重要的因素。

田小娥和爱玛的反抗都是基于男性话语体系的反抗，更是男性所塑造出来的、男性所渴望的“女性觉醒”。她们反抗，但必须漂亮美丽、拥有男性所认为美好的特质。她们是被塑造出来的反抗者，是产品，是角色，而不是女性。她们软弱、依赖男性他者，追求自由但完全没有坚实的基础。她们只是反抗，从未反思;她们不能够被塑造成没有男性观念中“女性本能”的角色，她们必须拥有“女性”身体、拥有“女性”欲望、拥有”女性”话语。

二、女性角色的湮没

田小娥和爱玛两人都展现出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明晰欲望，是人所共有的特质：或是对现实的反叛和鄙弃、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探寻、对社会制度的抨击，或是身体欲望的泛滥与沉沦、对金钱的贪婪。这样的欲望并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并且在男性身上从不被视为特殊的表征。批评家雷达谈及田小娥的形象是如此说：“作家写的田小娥，真也近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恶的方式生，又以恶的方式死。”[4]李健吾先生评价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时说：“她的悲剧和全书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反抗意识和对生命的无休止的追求。”[5]我们甚至从未质疑过这些性格因素存在于男性身上的合理性。但是当人类普遍的特性在女性身上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些特征却能够成为佐证“女性解放”的有力证据。评论家们歌颂田小娥是“在压抑中反叛，乃至于疯狂、勇敢地反抗父权制的女斗士”[6]，是传统男权社会所奉行的伦理道德的指控者和反抗者。这无疑是一种更加隐性的对女性的压抑和偏见。

由两人形象扩展开来，一切角色和形象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特定文本意义的生成而存在的。当女性角色不再属于男性角色的附庸，不再屬于文本中脸谱化角色，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独特人格的时候，这一角色才真正融入文本，能够促成文本意义的生成。田小娥的形象复杂的文化内涵促成了《白鹿原》文本意义的构建，爱玛则是《包法利夫人》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因此，女性角色塑造的成功与女性角色觉醒并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文本意义塑造的重要一环，是优秀作家的职责和义务。由此反映的也不过只是人性的幽微或者是更形而上意义的表达。

三、“女性解放”的悖论

然而，如果不谈“思想觉醒”何来的觉醒意识呢？如果不树立女性“觉醒者”的典型形象，就更难以言说“女性解放”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就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这一悖论也能够在上文对田小娥和爱玛的形象分析中窥见：“女性解放”的提出正恰恰反映着女性无法获得真正解放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一概念的提出产生于漫长男权统治下的集体无意识，来自于女性被压抑的事实和渴望平等的理想之间的冲突。即语言中能指和所指对应关系中所遮蔽的那一部分意义。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地享受过这个世界，今日的女人也仍然受着重重束缚，虽然目前的情况在慢慢地改善。”[7]

在当今女性“觉醒者”比比皆是、主体泛滥的背景之下，正是田小娥及爱玛一类“觉醒”女性形象——当今视野下不甚完美的女性“觉醒者”——的塑造和评论促成了女性意识的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从而使得现代观念进一步转型更新，塑造新的代表人物和全新思想。

我们难以要求女性在长期被压抑的情况下意识到自己的被压抑和被淹没，因为偏见的话语体系早已形成且根深蒂固。正恰如林树明先生所言：“女权革命的斗争还要继续，因为在妇女的成长中，她们还被阻止在远远没有发挥出她们作为人的能力这一阶段上。”[8]女性只能且只能在抗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2][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3]董之林：《神谕中的历史轮回》，文艺评论 ， 1994年02期，第54页。

[4]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文学评论，1993年06期，第105-118页。

[5]李健吾：福楼拜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6]杨一铎：《“女性”的在场 “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5（01）期，第58-63页。

[7][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8]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