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珍明 熊艳

(1.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2.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源于对外界的观察。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即人与自然 。《易·贲卦·彖传》亦曰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246人类通过对天文之观察，明白宇宙万物发展之道，而通过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及历史经验的总结，探求人文之道，并以此教化天下万民，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庄子·大宗师》篇开头亦是从“天人之际”出发的，进而引起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观察与认知，即“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2]224。能够追寻与认知天人之际的运行规律，则是认知的极点了。然而“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2]224。“天之所为”在于自然界之变化，一切由自然掌控，无须人力加之;而“人之所为”则依靠人类自身的认知，还受生命长短之制约，只有“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才能尽可能达到“知之盛”的境界。即使人能够长生，可以“终其天年”，但在面对茫茫的宇宙，还是有如斯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同时，认知所“特”之对象“特未定”，故难以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去认知“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甚至也难以区分二者孰为天，孰为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知困境呢？以有限的生命去认识无限的宇宙自然，靠着经验的方法只能做到以人的智力去认知世界，除此而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法认知的，没办法做到“知无涯”与“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