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聪

(黑龙江大学 满学研究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满族由一个深居东北的弱小民族发展成为一个一统中原的统治民族，其文化特性无疑值得深究，以往对于满族文化的研究多侧重于具体文化特质的分析，而忽略了对满族文化整体气质的探究。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往往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深入满族人的日常生活，在其动态的日常交往世界中，可更全面地窥视其民族文化特征或文化模式。

一、满族生计方式及特点

生计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样态生成过程中最基层的影响因素，奠定了民族文化的整体走向，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质。满族及满族先民世代生活在气候寒冷、交通闭塞、山高林密的东北地区，这一特定的自然定位，决定了满族及其先民特殊的生计方式，进而促成了满族独特文化类型的形成。

(一)满族及满族先民的生计方式

文化具有连续性，这一特征决定了人们在探析满族生计方式时有必要对满族先世时期进行相应考察。满族先民主要包括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人等。在不同时期，满族先民的生计方式呈现出偶有差别但整体相似的特点。肃慎时期，《竹书纪年·五帝纪》中记载：“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肃慎人向周朝献狩猎工具“楛矢石砮”；挹娄时期，《通典·边防二·挹娄》中载，“有五谷、牛马、麻布，出赤玉，好貂。”挹娄人已能进行简单农耕与采集生产活动；勿吉时期，《北史》卷94《勿吉传》中记载，“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魏书》卷100《勿吉传》中载，“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稷，菜则有葵。”勿吉人以射猎为业，但也耕种粟、稷等农作物。从史籍的记载中，可知肃慎、挹娄、勿吉的生计方式皆是以射猎为主，兼具少量原始农业、采集业等。至靺鞨时期，粟末靺鞨建立渤海政权，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其经济方式的转变。渤海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不仅包括靺鞨部族的分支，也融合了高句丽、周边汉族、契丹等民族，疆域的扩大及周边民族的影响，其主要生计方式也发生了相应改变。渤海国在唐代仍臣服于唐王朝，受到中原较先进文化的影响，出现了铁器并推广畜耕，大大提高了渤海国的农业水平，农业成为了渤海国的主要生计方式。在辽金时期，女真人建立了肃慎族系的第二个政权——金朝。金朝时期狩猎经济发达，四季皆打猎，《大金国志校正》记载：“金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1]随着金朝建立，疆域扩大，适合农耕的土地增加，为稳固统治基础，金朝统治者积极学习辽朝文化技术，史籍载，“教人烧炭炼铁，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种植五谷，建造屋宇”[2]127，农业经济一度成为金朝的主导产业。金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受到汉化，已融入当地汉族群体中，而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仍过着狩猎为主的生活。元代统治者曾在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一带推行屯田，发放牛畜、农具等，受统治者重农政策的影响，农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又因连年战事，人们居无定所，生活不稳定，故元代女真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农业次之。明代女真出现了三大部落联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这三大部落联盟的经济生计方式不尽相同，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东海女真也称野人女真，主要分布在外兴安岭、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库页岛等寒冷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资源不足，多以渔猎、采集为主，还常常掠夺其他地区的生活资源；建州女真早期生活地多山区，后南迁至浑河一带，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主要经济生计方式便由狩猎向农耕转变，但渔猎经济仍占具重要地位；海西女真主要分布在辉发河、松花江中下游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更适于农耕，且与中原地区交流密切，出现了普遍的商业，总体来说，海西女真生计方式多样，社会经济较为发达。满族的构成主体是女真人，满族人的生计方式必然会受女真人的影响，明代女真人的农业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而在满洲形成之后，农业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但事实并非如此，明时期女真的农业发展虽较为普遍，但农具、耕作技术多依赖于中原和朝鲜，农业并未真正成为本民族的产业。直至清中前期，农业这种经济形式也未能进入满族文化的深层内核中，狩猎、畜牧等生计方式仍是满族人经济生活的主导。

《柳边纪略》中载：“十月，人皆臂鹰走狗，逐捕禽兽，名曰‘打围’。按定旗分，不拘平原山谷，围占一处，名曰‘围场’。无论人数多寡，必分两翼，由远而近，渐次相逼，名曰：‘合围’。或日一合再合。所得禽兽，必饷亲友。”[3]围猎在此时仍是满族人生计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使臣金昌业途径辽宁，问行人：“家里牛马几个？答牛三十，驴八，马十五匹。问畜得许多头口，何用？答雇车。”[4]普通人家皆能畜养三十头牛、八头驴、十五匹马，可知畜牧业之发达。在如今的沈阳故宫博物院中，还珍藏着以鹿角为装饰的皇太极座椅，上至统治者下到平民百姓，其日常生活中皆带有狩猎文化的印记，可见狩猎在满族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二)满族生计方式的特点

1.渔猎生计为满族核心的生计方式

从满族先民各个时期的主要生计方式中可知，除了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与女真建立的金朝这两个时期的生计方式以农业为主，其他时期皆以渔猎经济为主，明代女真时期的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的经济生计方式虽在从渔猎向农业转化，但仍不可否认渔猎在整个明代女真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至满洲形成后，满族人的生计方式日趋多样，虽与周边民族交往密切，受之文化影响深远，但满族人的主要生计方式与满族先民时期具有本质相似性。满族社会中最基层的文化因素就是渔猎生计，虽从肃慎时期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且农业贯穿于满族形成、发展、衰落等各个阶段，但由于满族族群生存、发展的特定自然环境、生存背景及满族人农业发展的局限性，都表露了农业不可能代替渔猎成为满族人的核心生计方式。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生计方式，造就了满族人特定的民族精神、文化气质。

2.渔猎生计具有移动性与不稳定性

“逐水草而居”是对满族人生活状态的描述。满族人常年过着游走的生活，哪里有食物、哪里适宜放牧，就到哪里去，常年的游走奔波，使其没有积累本民族文化要素的前提条件，这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也导致了满族文化根基的薄弱。而汉族并非如此，与满族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反差。费孝通认为中国以农为生的人，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5]。如果说“重土”思想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汉人的观念，那么“迁土”思想则是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满族人的观念。这种以迁移为常态的生活方式，也在日后逐渐渗透进了满族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气质中，成为满族文化张力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满族日常生活样态

“文化是人的生活样法或生存方式”[6]，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样态，一个民族最显性的生存模式样式即体现在日常生活状态中。故分析静态文化表象之下的动态生活样式可以揭示一个民族最深层、最核心的文化气质，彰显民族独特的文化模式。而人并不能独立地生活在世上，总要与自然、他人等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有某种联系或关系。”[7]人们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动态过程，而文化就是在这一个个的动态联系中产生。

(一)满族人与自然的相处状态

满族是一个以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民族，相比以农耕为主的汉人，他们与自然的连接更为密切，呈现出一种物我合一的文化状态。在饮食方面，渔猎的生计方式决定了满族人要经常向大自然索取猎物，鹿、狍子、熊、野鸡、野猪、貂、鱼等皆是其食物来源，满族人要经常出入大自然，或者说本身就属于大自然之中，从大自然中直接获取食物。而以农业为主、精耕细作的汉族人，其食物来源更为单一、且多为大自然的间接产物，故相比汉人，满族人与大自然的接触面更广、接触程度更深。在服饰方面，满族先民时期多以猪皮、鱼皮为衣，至清一代，裘皮仍为满族人服饰的主要原料，朝鲜使臣金昌业来华时，即观察到了满族人“坐席”的材质，“坐席有头爪虎皮为贵，其次无头爪虎皮，其次狼，其次獾，其次貉，其次野羊，其次狍，其次百毡为下。”[8]此时期的裘皮材质多样，且等级分明。以裘皮为主的满族服饰相比以布、绸等纺织品为主的汉族服饰，加工程序少，获取方式便捷，由于是直接取动物皮毛，其与大自然中相关动物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在居住方面，肃慎时期，《晋书》卷97《肃慎传》中载，肃慎人“夏则巢居，冬则穴处”，夏季就像鸟禽类动物在树上巢居，冬季则像冬眠类动物在地下穴居，这种类动物的居住方式充分体现了满族先民的原始性、与大自然的融合度之深。而至满族时期，随着社会发展，居住形式逐渐从地下居发展为地上居，出现了口袋房、四合院等形式，但在建造、取材等方面依然相对原始、自然。《入沈记》中记载了满族人住房的建造方法，“草屋以茅盖之，不用编结，倒置茅束，而以木椎鳞次扣上，使之束下者为檐束，上者为脊铺，土脊上更无蝇网等事，而虽值大风，亦不卷起。”[9]草屋多直接用茅草盖之，虽未使用后天加工之材料，但也坚固防风，此种建造风格既体现了满族人的直接与原始，更彰显了满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从饮食、服饰、居住等日常生活方面，可看出满族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此连结下，形成了满族一种物我合一的生活样态和文化底蕴。

(二)满族人与他人的相处状态

1.满族人向内的交往状态

婚姻是联系两性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家庭生活中最普遍的状态。在满族先世时期，婚姻简单而原始，《晋书》卷97《肃慎传》中记载，肃慎“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娉之。妇贞而女淫……”，而发展至女真时期，出现了“收继婚”“一夫多妻”等形式。收继婚，即“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2]17，这种婚制的形成多与渔猎经济相关，渔猎的生产方式属于攫取经济，快速获得快速消耗，资本积累较少，而收继婚的盛行即是为了保护家族财产不外流。满族一夫多妻制看似与汉族婚制相似，实则大不相同，女真及满族男性可以娶多个妻子，而汉族男性虽可娶多个女子，但只有一妻，其他为妾，有严格的宗法礼制约束。而随着满族入关，满族人开始大面积与汉人交流融合，婚制形式上也逐渐向汉族靠拢，逐渐废除了一夫多妻制。虽婚制的外在形式遭遇汉化，但在婚姻中两性的相处状态中，仍保留原始、伦理观念淡薄的特点，如满族人在婚后，通常仍居住在大家庭中，且居住空间狭小，史禄国曾记录了满族家庭的居住情形，“在南炕上，如果‘我’从西头算起的话，依次睡的是‘突’和他的妻子、小孩子，或者是‘我’的已婚的儿子；‘我’的尚未到14—15岁的孩子；最后，靠近南炕灶口的地方归‘我’和妻子。”[10]《奉天通志》中亦有所记载，“子媳繁庶，同室而寝，皆施幔帐。”[11]2279由上述记载，可知满族人夫妻的居住空间并不是隐蔽或私密的，虽设有幔帐，但异性之间仅由一层幔帘相隔，这仍是一种较为开放、原始，带有渔猎生活印记的居住样态。

2.满族人对外的交往状态

如果说婚姻是人们向内的一种交往，即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人与人的连结，那么此处所言对外的交往，主要指人们面向非家庭成员——朋友、客人等的交往。满族人在与朋友、客人的交往中是十分外放、热情和率直的。在与朋友的相处中，酒是增进彼此感情必不可少的工具。在满族先民时期，就有饮酒的习俗，《魏书》卷100《勿吉传》中载，“勿吉嚼糜酿酒，饮至能醉。”饮酒的习惯与满族所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地区，饮酒可以使身体发热，更好地抵御严寒，《奉天通志》中记载，“烧酒亦曰白干，能御寒，出产最富。奉省地寒，故饮者多也。”[11]2283而酒不仅可以御寒，还可排忧壮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酒可使朋友间的相处更真诚、行事更勇敢，故满族人外放、勇猛、坦诚的性格形成离不开酒的作用。在与客人的相处中，满族人亦是十分豪放和热情的，多以“烟茶”待客。

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其《燕行日记》中记载：“南草，男女老少无人不吃，而待客之际与茶并设，故称南草为烟茶。”[12]洪大容亦在《湛轩燕记》中记载了满族人以茶待客的场景，“待人先以茶为礼，必以茶叶少许置于碗中，铜罐汤水以灌之，合盖少顷茶叶舒澜如新绽。汤水净淡如黄蜡色清香袭人。”[13]茶叶多产于南方，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不产茶叶，故茶叶对于满族人来说是较为奢侈的消费品，但也是待客的必需品，以此可见满族人对客人的重视与爱戴。满族人的待客场所一般为家中南炕，“无椅凳，有炕桌，俱盘膝坐。客来，俱坐南炕。”[11]2279

满族人不设椅凳，来客则坐在自己作息的炕上与之面对面交谈，这种让客人直接进入自己生活场地的做法，拉近了主人与客人之间的距离，更能彰显出满族人的热情与随和。

综上所述，从满族人与其他人相处、产生联系的各种方式中，可看出满族人外放、直接、热情的生活状态，正是这种生活状态所透露出的气蕴，形成了满族文化的底色，成为满族区别其他族群的文化象征。

三、满族文化特征

(一)满族人生活状态总体呈现出一种原始、自然的风格

由上述可知，满族人在与客体，即自然相处时呈现出一种物我合一的生活样态，在服饰、饮食、居住等方面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在与主体，即他人的相处时呈现出一种外放、热情的状态。在两性关系里，满族人居住空间界限感较弱，伦理观念淡薄；在与朋友、客人的交往中，满族人热情质朴，重视友客，与之亲和而少有距离感。随着社会发展，满族人的日常生活在不断变化，衣食住行等外在形式也多向汉族靠拢，满族元素在逐渐减少，但拨开外在形式看具体生活样式，可看到其生活习惯中仍带有原始生活的印记，其整体生活样态仍呈现出一种趋于原始、自然的品格。

(二)满族文化整体呈现一种“内韧外弹”的特点

“内韧”是指满族文化深层、文化本质是有韧性的，“外弹”则指满族文化的表象是有弹性和张力的。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满族文化一直处在不断变迁中，从先世的酝酿时期到满族的形成、发展，期间融合了多种文化，而清一代的满族文化表象更是汉化严重，可见，满族文化的张力很大，积极地吸取一切能接触到的先进文化，而这一弹性大的特点是基于渔猎生计的不稳定性，迫切地需要吸收更稳定、先进的文化来充实本民族的文化，适应社会的发展。历经数百年，满族文化的表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最具民族代表性的“国语骑射”也逐渐衰败，但满族文化的根基并没有随文化表征而消失，满族人与自然相处时所呈现的物我合一的状态以及满族人与人交往时所表露的原始、直接、外放的生活状态，都揭示着满族文化深层气蕴对人的影响，虽然表象性的文化在逐渐消失，但满族文化内在的、深层的气质仍深深植根于满族人的心中。

(三)“坚韧而柔和”是满族人的文化心理特征

以长期渔猎生活为主的满族人，身上具有坚韧、勇猛的特质。在进行军事活动时，严格遵守军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式而严肃，努尔哈赤曾颁布军令，在战争中只准进不准退，立功者封官赏爵，退后者立即杀死，正是这种严苛的军事纪律，造就了一批批骁勇善战的八旗军兵。即使在生计方式逐渐向农业转变的清一代，尚武精神仍在其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14]，认为日本人在战争中具有极端的尚武精神与负罪意识，投降可耻，视死如归才是美德。满族人与日本人虽皆尚武、勇猛，但其性格中热情、开放、包容的一面促成了其较为温和的思维模式，使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多了一些缓冲，故满族人形成了一种刚毅却可调和的心理思维模式。

(四)满族文化具有类“松”型精神气质

如果要用一种类型来概括满族文化的特征，那么满族文化更倾向于“松”型文化。满族是一个勇猛、坚韧的民族，从东北一个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发展为统治中国数百年的优秀民族，其民族的坚韧、团结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数百年后，政权更迭，满族衰落，但满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地最深层地民族精神影响着每一个满族人，就像在悬崖边上顽强生长的松树，经历风吹雨打，电闪雷鸣，看似摇摇欲坠，但其坚硬而繁多的根须却已深深地紧扎于泥石之中。松树虽遒劲挺拔，但也有温和而外放的一面，其在艰苦恶劣的生长环境中，积极吸取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在石缝中汲取养分，在半空中沐浴阳光，虽然生存条件先天不足，但其仍保持一种欢迎的姿态茁壮生长，刚中带柔，柔中有刚，恰似满族人坚韧不屈、而又热情包容的民族性情。

四、结语

满族文化从酝酿到形成再至发展、没落，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其文化现象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文化的变迁是有层级和梯度的，文化的表层现象变迁最为迅速。基于生计方式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和思维认知，却是很难变动的，虽满族文化表征在不断变化，但满族人在日常交往中的行事方式、相处模式仍带有渔猎文化的印记。正是这种渔猎残留，形成了满族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促成了满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