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云晴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当今社会，浪费、盲目跟风等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费，消费成为了目的。资本逻辑驱使下的消费逐渐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具实践性的真实客观需要变成了现实的占有欲望，这种病态的需要已脱离理性消费的本质，“消费本位”代替了以往“以生产为中心”的逻辑，而消费本身成为了异化消费。异化消费是当代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异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异化消费现象的消除不应是一味的批判与回避。从异化消费理念的生成逻辑入手，从现实困境着手，探讨扬弃异化消费的实践路径。

一、异化消费的起源与发展

(一)起源：从异化到异化劳动

“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霍布斯在不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过异化概念，认为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是个人权利的一种异化现象；卢梭认为，私有制是异化现象的根源，封建国家是异化的主要体现，解决之道，在于回归自然社会；爱尔维修认为，封建君主制度是异化的根源。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概念被广泛使用，黑格尔是第一个真正把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探讨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异化主要是对象化、外化，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认为，客体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即客体一定反映主体的本质属性。“尽管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因为无法发现客体的本质而把客体看作外在的和陌生的东西，但主体终将在客体之中克服这种异己的关系而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1]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自我意识外化就是异化的表现，这是一种纯粹思辨的辩证法。黑格尔本末倒置了，抹杀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此后，费尔巴哈用异化说明自我和非我的关系，表现出人本主义倾向，但只是抽象的人的自我异化，大多局限于意识领域中。相对于黑格尔，缺乏了辩证法，并不比黑格尔高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与现实的物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但其异化思想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绝对精神或抽象的人的异化，尽管给马克思带来很大的启示，但其没有全盘接受，看到了其中的消极意义及其不可避免性。马克思这里的异化，是指主体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反过来危害主体自身，成为了异己的东西。“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2]233。马克思把人类的异化划分为宗教等意识领域、内心领域和现实的经济生活这两大领域的异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4。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就是上帝的本质”的基础上意识到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在于国家与法的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2]186，将目光转向经济生活领域，提出了劳动的异化。这里要注意到，“异化”与“异化劳动”并非等同，马克思的“异化”是现实的人及其劳动的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着重探讨了异化劳动及其规定性。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对于劳动的异化，即异化劳动，马克思在《手稿》中做了四重规定性。异化劳动的第一重规定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是工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创造的对象性产物，产品生产出来后本应该返还给自身，既包括劳动者占有并享有劳动产品，又包括劳动者可以从中确证自我的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现实却是劳动者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不是自己享用，而是给非劳动者享用；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作为自己的武器而是转化为敌人的力量。异化劳动的第二重规定，即工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2]15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活动本身异化了，此时的劳动并不是自愿劳动，是强制的劳动，是自我牺牲、折磨的劳动，是工人的人性的丧失。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只有在运用吃喝等动物机能时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则完全是折磨。异化劳动的第三重规定是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类本质”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处引用的术语，但马克思的“类”是在费尔巴哈的“类”上的发展与升华，不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成为包含着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这里，“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生产劳动，是人自由自觉自愿的活动，但异化劳动将这种自主自由的活动转变为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在这里，工人与类本质异化了。第四重规定是人同人相异化。每个人都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是唯一的，因此，每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一个工人的劳动不属于自己，劳动产品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完全同这个工人相异的他人。“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164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人的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发展：从异化劳动到异化消费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异化消费的生成逻辑是以异化劳动这一起点开始的，是在异化劳动渐变基础上产生的突变”[3]83。异化消费以异化劳动为起点，是异化劳动在消费领域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分析异化消费的发展路径，必然要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入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配合战争而建立的庞大的生产体系转入和平用途，物质生产愈发丰富，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工人们也似乎不再面临“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2]157，异化问题看似已解决，也无需抨击资本主义。然而，在资本本位的价值逻辑下，在物质财富大量增长的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仍然存在并愈发严重，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异化”，即“异化消费”。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洛姆，分别提出了“虚假的需要”“消费领域的异化”等概念，将对“异化”的研究从生产领域引入了消费领域，为“异化消费理论提供了雏形。弗洛姆提出，“消费成为了目的本身”[4]，换句话说，在消费异化的环境下，产生了一种“本末倒置”：原本是获得幸福手段的“消费”本身，反而成为了最终的目的。人们与自身生产的产品发生了异化，本应该作为劳动产品主人的人却被劳动产品所奴役。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中的第一层含义——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相似。随着消费领域的异化，消费者成为商人眼中的棋子，失去了本身的“人格”。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虚假的需要”，回答了令人具有获得感的消费异化何以使人感到痛苦的问题。马尔库塞指出，“虚假的”消费使得人们不再是按照自己本身的需要进行消费，购买的物品也并非自己所需，而是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于人的。马尔库塞对“虚假的需要”使资本主义危机加剧观点的阐述，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

最早提出“异化消费”概念的是威廉·莱易斯。莱易斯继承了马尔库塞、弗洛姆的异化思想，认为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逻辑起点。莱易斯指出，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人们的满足和幸福最终是应该在生产领域获得的。为解决消费异化问题，莱易斯试图通过建立一个能源、资源低消耗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将社会发展的重点由“量”转向“质”。本·阿格尔是莱易斯异化消费理论的继承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阿格尔明确提出异化消费的概念：“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比如使饥饿的人与面包对上号)，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其一，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其二，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的唯一源泉。”[5]阿格尔同莱易斯一样认为异化消费是由异化劳动导致的。对于如何克服消费异化问题，阿格尔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分散化”“非官僚化”等对人们的价值观与经济模式进行引导与调整。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急需面临的重大问题。高兹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异化消费，认为资本主义劳动的分工导致了异化消费的产生，这种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使得工人单单成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只有通过限制经济理性来克服异化消费。

异化消费是以异化劳动为起点，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消费领域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从弗洛姆、马尔库塞，到莱易斯、阿格尔、高兹等学者对异化消费的讨论无一不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出发点，或多或少地从异化劳动理论着手，这对今天的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观点的片面性与表面性。有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有些学者限于时代与地域，未能真正意识到消费异化的真正本质，提出的解决方式充满乌托邦色彩，不能结合实际，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各位学者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思想方式及实践路径仍对当今社会异化消费问题的扬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异化消费的现实表现及后果

(一)消费“需要”的虚假性

这种虚假性实质上是虚假的需要导致消费者虚假的满足感。在对异化消费进行批判之前，都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消费属于消费者自身的主动行为，在消费过程中，总是会获得相应的商品亦或是服务。换句话说，消费者产生了消费需要，进而通过消费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这是一个令消费者感到“满足”的过程，何谈痛苦？这样的“消费”如何产生“异化”？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大都可以获得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对消费不再具有强烈的渴望。由此，以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为载体的资本积累受到限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遇到瓶颈。只有不断地制造消费，才能继续进行资本积累，而要制造大量的消费则必须开拓新的需要。资本家为了不断追逐最大利润，人们对商品的虚假需求现象应运而生。

“虚假的需求”并非是不存在的、虚无的需求，而是说人们的消费未必是出发于自己本身真正的需要，而是受到外在影响。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道：“‘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的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6]6

一方面，统治阶级刻意塑造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从意识上诱使人们以扭曲、神秘、错误的方式看待现实世界，以表面的平等掩盖事实的不平等。例如，为了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消费一体化”的假象麻痹工人阶级，使其丧失革命的欲望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宣称，只要金钱到位，工人与资本家可以享有同等程度的消费。这看似实现了两者的生活与消费的一体化，缩小了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差别，但其实质是对工人被剥削地位的进一步掩盖。“这种一体化、同化并不标志阶级的消失，而是标志着现制度下的全部人口，在什么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求和满足。”[6]8

另一方面，“虚假需求”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灌输给人民大众的。为给人民灌输“虚假需求”，资产阶级制造出了“概念商品”，用噱头来引人注目，使得人民对商品的购买不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其核心概念的吸引。例如，房产公司引用“城市森林”“禅宗之家”等作为其核心概念，通过传播平台吸引消费者；一些服装品牌，同样的设计却因为设计理念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价格与不同数量的消费群体。虚假的需要是资产阶级基于盈利的需要而制造灌输于他人的，把人的价值归结为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把生活的意义归结为高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把自由等追求扁平化为消费自由，对这种需求的追逐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只能是“不幸之中的欣慰”。

(二)消费成为目的

消费从手段成为目的，人们对走向幸福的手段的追求取代了追求幸福本身。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工作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当工作不如意时，人们往往将工作场所及其机器或是资本与劳动作为憎恨对象，这种憎恨直接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为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资本设法使工人的注意力从“劳动”转向“享受”，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将消费的定义由“手段”扭曲为“目的”，用在消费领域中表面的平等，掩盖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压迫，并宣称消费是自我实现之道。于是，资产阶级将工人的憎恨转移，维护了资产阶级摇摇欲坠的面纱，遮住了其丑恶的嘴脸。不得不说，这种转移对于资产阶级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产阶级目前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消费主体的工人工资有限，消费能力有限，但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扩展消费需求。这就形成了资本逻辑的一个颇具矛盾的现象：在资本家眼里，工人有个体工人和总体工人之分；作为个体工人的工资，对资本家是一种成本。资本就是消费的界限。作为总体工人，是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为个体工人，是一种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其解决途径在于，扩大现有消费，创造出新需要，发现新的使用价值。而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恰好使得人们增加对消费领域的关注，并且“越是消费，越是通过消费方式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和不满，资本的利益就越是得到保证，资本的力量就越是强大和巩固”[7]。另一方面，资本通过消费增加了对消费者的控制，并且不需花费太多的管理费用。当今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类摆脱了长久以来的物质资源匮乏的状况，消费也不再是特权阶级的附属品，人人可以自主消费，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人们的自主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消费者开始享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8]。然而，这种“消费自由”却给予资本家以操纵消费者的权力。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消费者表面上的自主选择，其实是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潜移默化的诱导与暗示，本来在工作、交往、思考、创造、批判等方面的自由通通降格为消费的自由，“自由”成了资产阶级借以“控制人心”的借口，消费成为寻求认同和尊重的方式。因而，这使得异化消费具有了意识形态性质。这种意识形态最大的获益者是资本，通过塑造一种生活理念和生存方式，通过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固化为一种商品化、消费化的方向，使得资本进程的逻辑顺利实现。

(三)引发生态危机

“有限的自然资源”与“无限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是诱发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需要是社会中人的基本属性，是维持人生存与发展客观条件的依赖的主观反应，“人通过消费这一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消费成为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9]。主观需要是引导消费者消费的内在驱动力，外部客观物质世界是消费主体进行消费活动的物质基础。可见，人的需要与自然资源数量的和谐统一是营造绿色健康消费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自然资源可利用度与人类需要之间却存在一定失衡：一方面，地球上现有的自然资源对人类来说始终是有限的，但异化消费现象的存在，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人类只能通过消费这一手段来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但与此同时社会又存在着消费领域过度消费、生产领域过度浪费的现象。

当今中国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与西方“消费至上”“享受至上”的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利益的追逐愈发狂热，逐渐抛弃了“艰苦朴素”“省吃俭用”的中国传统消费观念，奢侈享乐、盲目攀比现象愈发严重，人们将欲望与需求混为一谈，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断放大自身的消费欲望。当“有限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利益”产生冲突时，身处于异化了的消费中心的人往往会选择后者。这是人们只关注自然界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其内在价值、只把自然界看作手段与工具，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密切相关的异化表现。诚然，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此，在改革开放后，国家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实行了鼓励消费的政策。但鼓励消费并不是任意消费，不是没有限制、没有责任的过度消费，“过分刺激消费、张扬消费的经济功用却是存在着潜在的道德风险的”[10]。因此，人的需要需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相适应，只有将人的需要维持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围内，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我国国内能源资源匮乏，水资源、土地资源等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对外依存度大，环境资源约束趋紧，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生物多样性破坏等问题突出”[11]。例如，研究表示，我国的淡水资源污染严重且极度匮乏，“我国的7大水系中，黄、淮、辽等河流流域70%以上的河段遭受污染。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近70%的饮用水水源未达到国家标准，80%以上的地表水、地下水被污染。”[12]；能源矿产资源愈发短缺，“钢铁、稀土、铜、铝等矿产资源供给不充足，对外进口的依赖不断加大，资源和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大。”[13]

三、异化消费的扬弃

异化消费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绝非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异化消费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服务于资本逻辑进程。消费不再是人的生命再生产，而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消费由个人行为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轨道之中。异化消费以异化劳动为起点，是异化劳动在消费领域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分析异化消费的发展路径，必然要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入手。同样，“探索异化消费的消解路径就要以消除劳动异化为起点”[3]85。

(一)认清异化劳动本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扬弃私有财产与人自身的异化性质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提出，马克思的目的是通过解释现状，陈述事实，透视本质，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科学探求实现人的解放的科学途径。工人的异化劳动产生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资本家私有财产的积累又反过来促进了异化劳动的加剧，两者变为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166。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愈加黑暗而迫切的需要寻求出路。私有财产的存在促进了异化劳动的形成，要想扬弃异化劳动必然要扬弃私有财产。“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231-232。在《手稿》中，马克思逻辑鲜明，借助于异化劳动理论，层层推出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即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提到，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通过人”是指要实现共产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对思想上的与现实中的私有财产这种物的扬弃，还要对异化了的人自身具有的异化性质进行扬弃。在谈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纯粹是异化劳动，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强调人的同时而往往忽略了“人”：处在异化劳动中的人，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其本身都会产生异化的性质。比如人们身处在充满白醋味道的房间里，开始是酸味对其侵袭，但如果长时间呆在这个房间，人的身上也会沾染醋味。要想使人彻底摆脱这种味道，仅仅拆了房子散发醋味是不够的，还要对人的本身进行清洗。“为了人”是指共产主义真正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本质的复归、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不再仅仅是一个对象物，而是完整而全面占有本质的人。

2.揭露“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假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何社会形态的存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即劳动关系。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导下的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形成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虚假的“资本主义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成与顺利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本主义共同体”是“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所特有的共同体形式”。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孤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被彻底“物化”，无法推动人本质的复归。资本主义共同体是异化了的共同体，其所谓的利益不仅不是全人类的利益，甚至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共同利益”。将自身的利益粉饰为共同体的利益，从根基上就是虚假的，所谓的“真实”仅仅是对资本家来说的，与人民群众并无瓜葛。对于资本家来说，自己不需要劳动，且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长财富，在资本家那里，劳动的本质被掩盖了，劳动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被遮蔽了，把劳动与历史现实割裂开来。除此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孤立存在的，劳动的主体、媒介、客体也统统被割裂，劳动不属于劳动者、劳动的对象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一无所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体现人本质的劳动基础上。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根基是异化劳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及发展方向则是非异化劳动，表现为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与超越，是通过自由的、自觉的、必然的劳动对异化了的存在的重新占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共同体、异化劳动的批判与超越并最终克服，追求的是人本质的复归。在这方面的认识上，吉登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即复归人类生存的社会性质是马克思主义信念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清醒认识基础之上。

(二)脱离资本逻辑，消除异化劳动根源

资本逻辑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14]。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了资本将一切事物都当成工具来追求资本增殖，把增殖本身当成了目的，而消费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更是被不遗余力的包装引导。资本的增殖是货币循环运动的结果，资本因其贪婪性，不断压迫剥削劳动者，获得高额利润。长此以往，资本增殖的结果就是带来了资本全球扩张。然而资本扩张的过程也产生新的问题：一是在人类社会领域，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演变成了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及资本主义的殖民化运动与被殖民国家的反殖民地运动，使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二是在自然领域，资本的扩张必然不断地侵入自然领域，将自然资源资本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自然只是资本的所有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颠倒，资产阶级妄图掌控自然，无止境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引发了生态危机。然而，不得不接受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仍将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资本逻辑仍然存在，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推翻资本逻辑建立社会逻辑。与此同时，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刻不容缓，必须做到“驾驭”资本逻辑，“只有通过对‘资本逻辑’的驾驭才能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从而，进行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如何驭驾‘资本逻辑’这一重大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也正是由此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5]。

第一，承认资本逻辑的存在。当前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资本；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又导致了异化消费，加重了生态环境问题。要消除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首先必须认识到，“资本逻辑驱动的异化劳动通过引起异化消费而导致生态破坏，引发生态危机”[16]，资本逻辑导致了异化劳动的产生，异化劳动导致了异化消费，异化消费的“无限需求”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生态危机。因此，消解异化消费必然要从资本逻辑入手，承认并认清资本逻辑及其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逻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梦只能是海市蜃楼。

第二，“借”资本“东风”，消除生态危机。资本主义越发展，对自然界的破坏越强，也就代表了生产力越发展；生产力越发展，科技越强，人们研究越有能力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资本，必须借力打力”[17]。

第三，在承认并利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必须加强对资本的限制和引导。资本固然有其文明的一面，但其消极的内在本质亦不可忽视，资本的一切都是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资产阶级看来，异化消费既满足了资本追逐利润的目的，同时又给予异化劳动下的劳动者以“虚假的”补偿，这种“异化”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但事实上，以资本扩张为内在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进而引发深层次的生态危机。

(三)提倡绿色消费，重建消费意识形态

除了资本的影响和支配之外，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社会中公民个人的消费意识的异化也是导致异化消费产生的原因之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异化消费表现在多个方面：面子型消费、攀比化购物、盲目性浪费等现象屡见不鲜。人们消费的目的从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了追求商品的附加价值，以彰显社会地位、权利、财富为荣，例如，前文提到的“概念商品”愈发吸引大众的眼球，苹果手机每次售卖都遭到万人哄抢。针对社会上异化消费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可从以下两方面探索解决路径。

1.树立理性消费观

建立理性消费原则，引导人们正确区分需要与欲望，竭力满足欲望，节制需要，使得人们的消费水平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态环境可承担能力相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协调。人的需要是人的生产与发展的前提，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531。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科技的进步，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人们可选择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加之以资本的刻意引导，人的需要也不断发展，从最开始的基本生存需求逐渐进化出了新的高层次需求，这种高层次的需求是合理的。但要正确区分需要与欲望。受社会上各种庞杂的非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人们打着“需要”的幌子放纵自己的欲望，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需要，由此而产生的异化消费“是一种被社会操控的强制性消费，是社会强加于人的”[18]。这种“虚假的需要”需要节制。

2.应树立社会本位消费原则

异化消费的形成与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个人行为是分不开。个人的消费活动看似是个人行为，但人是社会中的人，消费是在社会大环境中的消费，因此，个人的消费活动必然涉及社会关系。要跳脱出异化消费的藩篱，消费者应树立社会本位意识，将集体利益作为消费的前提，在不损害整体社会利益的基础上进行个人消费。这又要求在全社会内推动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加强公民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本的目的，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诚然，物质文明建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不仅追求感官的享受，还具有主动性与创造性，能实现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均衡发展。提升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提升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从而降低消费者在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树立社会本位的消费原则，不仅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缓解异化消费带来的恶劣影响，也给消费者带来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