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花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初唐宫廷诗坛，继虞世南、李百药之后，上官仪凭借出类拔萃的诗歌才华卓然名家，成为宫廷诗坛的领袖人物。高宗龙朔年间(661—663)，上官仪“绮错婉媚”的宫廷诗艺术风格广受文士追捧，形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这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个以诗人名字命名的风格称号，[1](P59)更是初唐诗歌发展史上一道独特而重要的文化现象。

关于“上官体”，《旧唐书·上官仪传》载：“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2](P2743)《新唐书·上官仪传》云：“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3](P4035)新、旧两唐书在论及“上官体”生成时，似完全归因于上官仪政治身份的“贵显”。关于“贵显”的具体时限，两唐书都未作明确定论。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高宗龙朔元年至麟德元年间(661—664)。这一时期上官仪进入朝廷中枢，位极人臣，官运亨通，由为宦生涯的显达带动其文学创作大放异彩，进而造就“上官体”的形成，不能不说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都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仅凭此一点来解释“上官体”形成的全部动因未免显得孤立。本文拟从初唐政治文化思潮、诗歌发展脉络入手，结合上官仪宫廷诗歌创作的崭新因素和自觉的诗学理论建构，对“上官体”的成因和流行做系统地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