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华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大河有所谓“四渎”。《史记·殷本纪》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尔雅·释水》云：“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作为九州大河的“四渎”，其最重要特征是自有源头，独流入海。其中除济水“三隐三现”且后代断流可姑置不论外，江、河、淮实为九州大河，它们同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黄河、长江与淮河各自独立发源，干流巨大，流程曲折，最终都朝宗于海；它们支流众多，流经地域广阔，流域面积辽阔。由众多一级支流、二级支流及其汇聚所形成的湖泊包括冲积平原等所构成的广大地域，可称之为亚流域。而华夏先民生息于斯、成就于斯的劳动创造活动及智慧结晶，可称之为亚流域文化。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发生并非在黄河的干流上，“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中国文化之摇篮。”[1]随着长江流域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人们认为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张忠培就发挥说：中华文化的发生不是在大河大江的整个流域及干流，而是注入“这些大江大河流域的某些支流也即亚流域才处于中华文明摇篮的核心位置，才是烘托中华两大流域文明发展的主轴。”[2]淮河则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其中上游北岸位处中原腹地，水系发达，河网密布，人口众多，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