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敦力，张 琴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九江学院管理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一、引 言

自2008年版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推出并购重组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政策性要求以来，业绩承诺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业绩承诺会计处理与条款设计问题[1][2][3]、业绩承诺与高倍并购溢价问题[4][5][6]、业绩承诺与投资者反应和并购绩效问题[7][8][9]，一度成为讨论的热点。随着业绩承诺低水平兑现案例的不断涌现(000798中水渔业；002354天神娱乐；000010美丽生态；等)，承诺业绩增长率的设定问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有关承诺业绩增长率的研究中，潘爱玲等(2017)[10]的研究证实，业绩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会随着承诺业绩增长率的增加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关静怡、刘娥平(2019)[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承诺业绩的增长率设定得越高，目标资产的并购溢价与收购方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也越高，他们表示，承诺的目标业绩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保证业绩承诺降低并购风险的前提，过高的增长率只会适得其反。简冠群等(2019)[12]分析了承诺业绩增长率与定向增发式并购价值创造能力的关系，研究指出，承诺业绩增长率与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但是，过高的业绩承诺并不利于并购交易的价值创造。李秉祥等(2019)[13]的分析表明，业绩承诺增长率对收购方与目标资产的整合效应产生了倒U型影响，而对收购方股票发行价格及目标资产并购交易价格的偏离均产生了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