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为己之学”以“心术为主”的意义
——以心观念的起源和身心关系为线索
2021-01-12匡钊
湖北社会科学 2021年9期
匡 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孔子所奠定的儒家“为己之学”的格局，在其后学的思考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与充实，如郭店简书《性自命出》，便从“道四术”的角度反映了孔子之后的儒学发展中“为己之学”长期被历史堙没的全局形象。①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基本格局和《性自命出》中“道四术”的详细讨论，参见匡钊：《孔子对儒家“为己之学”的奠基》，载《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在该文明确提出的三条修身进路中，有对于“心术”的特殊强调：“凡道，心术为主。”某种程度上，这恰好反映了战国中期以降整个思想界的某种共同趋势：“‘精神修炼之道’即‘心术’受到了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1](p37-38)重心、贵心以及看重相应的修炼的思想趋势并不限于儒家，但某种程度上，儒家对心术的讨论最大限度地呼应了主体德性养成的问题，或者说，儒家的“为己之学”走上了一条“心术为主”的道路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其成德之教必然地运行在较早时已经存在的心德关系的轨道上。这种对修身工夫中心术或者说精神修炼技术的偏重，在儒家后来的发展中成为主流，甚至掩蔽了孔子较早时所强调的另外两种与周代传统承续更为密切的修身方式“博文”与“约礼”，而理解这种变化的关键，或即在于重审心德关系与身心关系在儒家思想谱系内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