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红，夏文登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宋代官员遭遇祖父母或父母之丧，需解官持服三年以尽孝道。但由于官员家庭女性长辈情况较为复杂，故而宋代官员遭遇女性长辈之丧时，其如何服制存有一定争议，尤其体现在丁庶祖母、庶生母与出嫁母忧中。目前关于宋代官员丁女性长辈忧的研究侧重于对制度的分析，而对于当时家庭伦理观的研讨则主要以夫妻关系为线索展开，较少从丁忧的角度对宋代家庭伦理观进行讨论[1]。本文拟从宋代官员丁女性长辈忧出发，探讨宋代家庭伦理观的核心内容及其嬗变。

一、杂诸古礼及前例而用

宋代的丁忧制度，从宋人“国朝袭唐制不改”[2]“国朝之制沿袭五季”[3]的记载可知，其基本承袭唐、五代的规定。在宋人关于丁女性长辈忧的讨论中，时常可见士大夫引用前代礼经及相关案例作为依据，这些礼文与前人做法中体现出的家庭伦理观也深深影响着宋人的观念。

在制度上，宋人以前代相关礼文为基础，制定并施行本朝丁忧礼仪规定。史载：开宝六年(973)夏四月辛丑，“翰林学士卢多逊等上所修《开宝通礼》二百卷”[4]299；“开宝中，诏(刘)温叟同李昉、卢多逊、扈蒙、杨昭俭、贾黄中、和岘、陈谔损益《开元礼》为之，附益以国朝新制。”[5]5484又载：“(卢)多逊既定新礼，复因《开元礼义鉴》增益为《开宝通礼义纂》一百卷，上之。诏与《通礼》并行。”[5]5484可知宋代最为基本的礼经《开宝通礼》及《开宝通礼义纂》(以下简称《义纂》)乃是依据唐代《开元通礼》《开元通礼义鉴》增益减损而来。不过，宋初丁忧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却与二经规定有所出入。天圣五年(1027)，侍讲学士孙奭“于《开宝正礼》录出五服年月，并见行丧服制度，编祔《假宁令》”，其初衷是鉴于当时的礼法“词旨俚浅，如外祖卑于舅姨，大功加于嫂叔，颠倒谬妄，难可遽言”；翰林学士承旨刘筠认为，“(孙)奭所上五服制度，皆应礼经。然其义简奥，世俗不能尽通，今解之以就平易”，最后“节取《假宁令》祔《五服敕》后，以便有司；仍板印颁行，而丧服亲疏隆杀之纪，始有定制矣”[6]2926。可见《开宝正礼》[以下统称《开宝通礼》。乾兴元年(1022)，刘太后垂帘听政，为避其先父刘通名讳，改《开宝通礼》为《开宝正礼》[7]2575]在宋初是时人服丧的主要依据，但正如孙奭所言，当时官员在丁忧期间服制非常混乱，所以直至天圣五年宋仁宗颁布《五服年月敕》，北宋的丁忧制度方才稍备。另外，宋代对丁忧制度有相关规定的《宋刑统》一书，也是在唐代律、令、格、式的基础上损益而来。史载：建隆四年(963)，“判大理寺窦仪上《重定刑统》三十卷，削去令、式、宣、敕一百九条，增入制敕十五。又录律内‘余条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后别取格令宣敕之削出及后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编为四卷，曰《新编敕》。其厘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类不在焉。诏与《刑统》并刊行。”[5]4976这与窦仪《进刑统表》的内容可谓大致相符。

在实际案例中，宋代士大夫往往以前代礼经条文为准绳，处理本朝丁忧事件。大中祥符八年(1015)，秘阁校理聂震丁所生母忧。由于聂震正参与《册府元龟》的编撰，王钦若以其嫡母尚在，欲为之请免持服。而礼官则引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8]240表示不解，认为依古礼仅母于父有厌降之制，嫡母虽然身份尊贵，但生母于嫡母并无厌降之制。天圣二年，大理评事杜杞祖母钟氏卒，而其父辈皆已先逝，只余其兄弟七人，又以杜杞为长，其不知是否合解官丁忧之制。礼官引《礼记》言“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8]234，并引《礼记正义》解释说：“此一经论嫡孙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谓嫡孙无父而为祖后。”[9]即认为杜杞合于“嫡孙承重”，当为其祖母解官持服三年。景祐二年(1035)，集贤校理郭稹为嫁母边氏解官行服，士大夫在讨论其行为是否合礼时，屡次引用古代礼文作为辩论依据。如宋祁即引《五服制度敕》之“齐衰杖期降服”条表示反对，认为郭稹继承父后，不当为嫁母边氏解官持服。礼院则引《仪礼》“父卒继母嫁，为之服期”一语，认为继母在父亲死后改嫁身亡，应为之服丧一年(此处是指从继母改嫁的人子，为其改嫁继母服期。《仪礼》有言：“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又据“唐上元元年敕，父在为母尚许服三年”，认为“今母嫁既是父终，当得申本服”[4]2751。冯元在这次讨论中也谈到了《仪礼》《礼记正义》等书中的相关规定。宝元二年(1039)，集贤校理薛绅遭其父所生母(庶祖母)王氏丧，又引起争议。同知太常礼院王洙认为，《礼记》虽言“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8]240，但根据该书注疏可知祖庶母“非今所谓父所生庶母者也”[7]1541，即礼有为祖庶母服文，而无为庶祖母之文。又《礼记》载“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也”[8]240，且薛绅之父非嫡子，是为别子始祖，《穀梁传》有“于子祭，于孙止”[10]之语，故王洙认为薛绅“不可辄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丧，以废始祖之祭也”[7]1542，不赞成薛绅为其庶祖母解官持服。

同时，结合先贤语录及做法，士大夫们对本朝因丁忧引发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大中祥符八年，聂震丁庶生母忧，王钦若欲为之请免持服，礼官则引东晋解遂与胡澹的案例表示反对。史载，解遂问蔡谟：“庶子丧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轻重。”蔡谟答：“士之妾子服其母，与凡人丧母同。”[6]2929即蔡谟认为士之妾子为其生母与凡人之子为其嫡母一样，皆需服丧三年。又载，“钟陵胡澹所生母丧，自有嫡兄承统，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故问于范宣。范宣则答：“为慈母且犹三年，况亲所生乎？嫡母虽尊，然厌降之制，父所不及。妇人无专制之事，岂得引父为比而屈降支子也？”[6]2929意思是说：慈母非己亲生之母，乃奉父命所认之庶母；若遭慈母丧尚且为之持丧三年，则为自己亲生母亲服丧更应遵守三年之制；且嫡母虽然尊贵，其地位并不能与父亲相埒，不能引母为父厌降之制降服生母丧。天圣二年，大理评事杜杞遭祖母丧，不知是否应解官服制。而礼官除了据前代礼文发表意见外，还引北魏永平四年(511)刘芳的议论，提出：“累代承嫡，方得为嫡子、嫡孙耳。不尔者，不得继祖也。”[7]1540即认为杜杞于诸孙中居长，合于“嫡孙承重”，应解官行服三年。景祐二年，刘夔在讨论郭稹为嫁母边氏行服当否时，引西晋袁准的话说：“为人后，服嫁母服”；又引刘智言：“虽为父后，犹为嫁母齐衰。”[7]1545意即虽为父后，遭嫁母丧犹当为其服齐衰。蜀汉谯周亦言：“父卒母嫁，非父所绝，为之服周可也。”[7]1545即非父所出之母卒，可为之服齐衰一年。石苞曾问淳于睿说：“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嫁母犹出母也，或者以为嫁与出不异，不达礼意，虽执从重之义，而以废祭见讥。君为详正。”淳于睿则以子思尝不听柳若阻其为嫁母持服一事晓之，并言：“圣人之后服嫁母服，分明无可嫌。”[7]1545由于礼于嫁母和生母有别，石苞对嫁母与出母之服存有疑问，故问淳于睿，淳于睿则引子思之礼为答，认为人子可为嫁母持服。可见西晋时在此问题上就多引先贤言行为据。两制、御史台、礼院在讨论郭稹丁嫁母忧这一问题时，亦引唐绍之言：“为父后者为嫁母杖周，不为父后者请不降服。”[4]2751即认为为嫁母服制应分为父后与否，其为父后者为嫁母齐衰杖期，其不为父后者为嫁母齐衰三年。宝元二年，集贤校理薛绅遭庶祖母丧，引发争议。礼官引用东晋王廙的言论，解释王廙所言“受命为后，服之无嫌”者，是“释祖庶母之事，谓妾子受父之命，为祖妾之后，服之无所嫌疑也”之意[7]1541；又引王廙言曰：“受命为后，则服之无嫌。妇人无子，托后族人，犹为之服，况其子孙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殁，为母得申三年，孙无由独屈，当服之也。”[7]1540可见礼官遵从王廙的说法，认为薛绅应为庶祖母服丧三年。

可见，宋代礼经及相关法律条文，皆是以唐、五代礼经为蓝本增减而来，宋初官员服祖母、母丧的程序即基本以宋修礼文及律法为准。但从官员为庶祖母和生母服丧的实际案例来看，则时常可见以古代礼文与先贤言行作为依据进行的辩论，其观念主要体现为父尊母卑、嫡尊庶卑、丧不废祭等。这种以古礼规定和圣贤言行为标准的丁忧观念，是宋初以降家庭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合礼法与近人情之争

宋初修定的礼法是宋人丁忧持服的主要条文依据，但随着王朝内外的稳定和官员家庭情况的变化，宋代官员对于遭所生母、嫁母与庶祖母丧时，是否应持服、该持何服与是否合乎礼制展开了争论。

大中祥符八年，秘阁校理聂震丁所生母忧，但由于聂震正参与《册府元龟》的编修，故主持编修的枢密使王钦若以聂震“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6]2929。但礼官表达了不同看法。礼官据礼法及先贤言行认为：人子遭生母丧，其服制应与嫡母无异；且为慈母尚应服三年之丧，生母更应服三年之丧。加之厌降之制，并不适用于嫡母，故而礼官认为“震当解官行服，心丧三年”[6]2929。不过，由于聂震官阶为七品，而宋代“夺情之制，文臣谏舍以上，牧伯刺史以上，皆卒哭后恩制起复”[6]2924，故聂震具有被夺情的资格。但考虑到是丁所生母忧，礼官于是提出：“若特有夺情之命，望不以追出为名。自今显官有类此者，亦请不称起复，第遣厘职。”[6]2929即同样是遭丧起复，丁嫡母忧起复称为“夺情”，而丁所生母忧称为“第遣厘职”。可见，聂震丁所生母忧一事中表现出的嫡尊庶卑的观念虽然相当明显，但并未因嫡母尚在而免其持服，而是先解官持服，随后以“第遣厘职”的名义起复。

乾兴元年，王博文遭嫁母张氏丧，自言：“古之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以废宗庙之祭也。今丧者皆祭，无害于行服。”[4]2306王博文认为，古代为父后者不为出母行服，其原因是持丧者不能进行宗庙祭祀；而今服丧者普遍参与宗庙祭祀，故可为嫁母持服。但“议者以丧而祭为非礼云”[4]2306，即议论者认为服丧期间参加祭祀不合礼法规定。至此，是否当为嫁母持服的争议集中在“丧而祭”合礼与否上。按唐贞元中诏令，丧可与祭。王泾《郊祀录》载：“缌麻以上丧，不行宗庙之祭者，以明吉凶不相干也。贞元，吏部奏请，得许权改吉服，以从宗庙之祭，此一时之事，非旧典也”，但“别无诏敕改更，是以历代止依贞元诏命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详定官请依《郊祀录》，缌麻以上丧，不预宗庙之祭。”[6]2924即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宋代官方统一的立场便是丧不与祭。可见，当时认为王博文遭嫁母丧而为之解官持服不符合礼法规定。

景祐二年，集贤校理郭稹遭嫁母边氏丧，为之解官持服，引起朝堂争论。同知礼院事宋祁说：“(郭稹)生始数年而父丧，其母边氏更适士人王涣，稹茕然孤苦，以致成立。见无伯叔，又鲜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稹一人而已。边氏既适王氏，更生四子。今边不幸而死，稹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见，深用为疑。”[7]1543即郭稹生母边氏在其父死后改嫁王涣，并于王家生有四子，而郭稹现无伯叔兄弟，独承郭氏之祭，故宋祁对于郭稹解官行服的做法存有疑问。《五服年月敕》“齐衰杖期降服”条虽有“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为母服”的规定，但其后则注云：“谓不为父后者。若为父后者，则为嫁母无服。”[7]1543宋祁认为，“稹既为父后，则宜归重本宗，虽欲怀有慈之爱，推无绝之义，亦不得为已嫁之母亢父而进其礼也”[7]1543-1544，即不应以服嫁母之丧而废其父祖之祭。且“礼者，叙上下，制亲疏，别嫌明微，以为之节也。故三年之丧，虽天下达礼，至于情文相称，必降杀从宜。故尊有所伸，则亲者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轻用于其私者也”[7]1543，宋祁以为礼的存在就是为了叙分上下、制别亲疏，三年之丧虽为重礼，但礼有降杀的权宜，不能以私丧而废承重之祭。加之“王之主祀自有诸子”，故宋祁“疑稹不当解官行服”，并提出此时“况当孝治，宜谨彝经”[7]1544。

而侍御史刘夔则看法不同。刘夔在肯定宋祁所言有理后，征引了《假宁令》的规定“诸丧，斩、齐三年并解官；齐衰杖期及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若庶子为后为其母，亦解官，申心丧；母出及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及注文“皆为生己者”[4]2750之语。即缘嫁母为生己者，故虽为父后不为之持服，但亦需解官申心丧三年，刘夔认为“降杀之义，在此而已”[7]1544。又引《职制令》：“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11]；《丧制律》：“诸居父母若夫之丧，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旁注：“自作、遣人等徒三年，杂戏徒一年。”[7]1544嫁母亦为己所生母，若闻丧不举哀、不解官，可治之以刑罚。如此，则为嫁母解官申心丧不仅是礼文的规定，更有法律上的约束。且刘夔指出：“稹不自空桑而生，当念哀哀劬劳，报德罔极，若食稻衣锦，去衰粗、彻哀陨而享安荣，是谓以母死而为利。且天下岂有无母之国哉？”[7]1544认为郭稹乃边氏所生，应报其劬劳之情，若母死而在位享乐，必招致全天下人的指责。最后，刘夔提出：“若使生为母子，没同路人，循开元屑屑之制，灭孝子充充之行，则必亏损名教，废堕人伦，下扇浇风，上玷孝治。事体至重，不可不惜。今稹既自解官，已伏苫块，伏望圣慈遂其孝心，则至治之朝，敦风厚俗，在此举矣。”[7]1545刘夔认为郭稹若谨守《五服年月敕》不为嫁母服丧，则必然为名教罪人，有碍孝治，并从敦厚朝廷风俗的角度请求听其解官申心丧。即在刘夔看来，成全郭稹母子之间的情分较徇行礼法之规定更为重要。

翰林侍讲学士冯元则综合宋祁、刘夔二人的意见，提出了较为中肯的看法。冯元以为：“若专用礼经，则是全无服式，施之今世，理有未安。若俯从诸子杖期，又于条制更相违戾。既求礼意，当近人情。”[4]2752意即“若专用礼经”，则《礼记正义》《开宝通礼》《五服年月敕》皆言“为嫁母无服”，而《义纂》则言终服三年，可见并无统一的礼文规定。既然求达礼意，自然当近人情，冯元进而提出了今后应对人子遭嫁母丧的建议。其一，“自今后子为父后、无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礼义纂》、刘智《释议》，齐衰之服卒哭乃除，逾月乃祭，仍申心丧，不得作乐，即与《礼记正义》《通典》《开宝通礼》《五服年月敕》为父后为出母、嫁母无服文，言不相远也。”[7]1546即为父后者遭其嫁母丧，持齐衰百日即除，一月后即可祭祀，但仍需解官申心丧，不得作乐。其二，“如非为父后者，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齐衰杖期，亦解官申其心丧，则与《通礼·五服制度》言‘虽周除，仍申心丧三年’，及《刑统》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为心丧’，其义一也。”[7]1546即非为父后者，降其服制为齐衰杖期，亦解官申心丧。如此，则“国朝见行典制尽与古之正礼相合”，并提出“余书有偏见不合礼经者，皆不可引用也”[7]1546。冯元认为，郭稹“解官行服，已过期年，难于改易”[7]1546，即不应令其再改服制，而是听其终丧。冯元提出的两条建议为仁宗所采纳，成为人子遭嫁母丧持服的标准，仁宗又在景祐三年“定申心丧解官法”[12]。

宝元二年，集贤校理薛绅遭庶祖母王氏丧，由于不知该持何服，“伏乞申诏有司，检详条制，俯降朝旨，庶知遵守”[7]1540。礼官据《五服年月敕》“齐衰不杖期，为祖父母”及注文“父之所生庶母亦同，唯为祖后者乃不服”[7]1540之语认为，孙遭庶祖母丧持“齐衰不杖期”，但若“为祖后者”，则不为庶祖母服丧。礼官又指出，《义纂》虽言“礼无服庶祖母之文，有为祖庶母后者之服”，但“晋王廙议曰：受命为后，则服之无嫌。妇人无子，托后族人，犹为之服，况其子孙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殁，为母得申三年，孙无由独屈，当服之也”，且“若受重于父，代而养，为后可也”，而“绅系为庶孙，不为祖后，受重于父”，于是认为薛绅“合申三年之制”[7]1540。也即礼官认为虽没有为庶祖母持丧的礼文，但妇人无子者尚有为之服者，有子孙者更应有为其服者，且“若受重于父”，即可为庶祖母持服。

同知太常礼院王洙则有不同意见。王洙说：“窃以《义纂》皆近世诸儒之意，不合经义”[7]1541，并针对礼官引用《义纂》的内容进行反驳。王洙认为，礼官“据王廙虽知礼经正文无庶祖母之事，乃曲引祖庶母及妇人无子托后族人，并父殁为母申三年者，凡三条，强为此类，而皆非经典本意。殊不知承别子之后，自为大宗，所守者重，不得更为父所生庶母申三年也。况妾母不世祭，岂于祭有厌降之文，于服无衰杀之节？其不然也。且王廙所议，不云受重与否，但云当服之也；不显言丧期之数，同蒙三年之文，非文之不具，盖不达礼之本意也”[7]1541-1542。即王洙认为礼官所引王廙的说法，皆强词夺理、“非经典本意”。并指出，别子为大宗者不为庶祖母申三年、妾母不世代祭祀，且王廙所言未及“受重与否”与“丧期之数”，是避实就虚。故而王洙认为：“绅为映之孙也，耀卿为别子始祖也。绅继别之后为大宗也，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承传其重者也，不可辄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丧，以废始祖之祭也。”[7]1542意即薛绅为别子之后，需承传其父薛耀卿之重，不可因服其庶祖母之丧，而废别子始祖之祭。同时，王洙指出：“礼法二柄，合为宪章，本无异端，同底于治。故君子蹈之则为礼，小人违之则及刑。虽进退异名，而制度一体。百官之守，所当奉行；尺一之文，是为不易”，批评众官“辄不凭用敕文，只据《义纂》定夺”，指出：“自来有司或睹令敕不便者，必于无事之时，或事毕之后，明具利害，及冲改旧文奏上，再下有司，或差官定夺可否。如实可冲改，即再具利害奏闻取旨，方降宣敕施行。未有临事之时，别引他书，擅自不依敕文，一面定夺奏上。”[7]1540此处所言敕文，指《五服年月敕》，从王洙所言“《五服年月敕》系天圣五年诏两制与太常礼院详定施行，此实本院所定之文，今乃临事之时，自不遵守”可知。王洙不主张薛绅为其庶祖母王氏服丧，但提出“礼法之局，所共执行，于法则议刑，于礼则制服，非一司独能专也”[7]1541，故此事最后下御史台、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与礼院共同审议。

众官审议之后认为，薛绅于其庶祖母王氏“尤亲于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7]1542。此处众官所言“庶祖母”，指其祖父之妾，当称为“祖庶母”更为妥当。众官指出：上述四人，皆非人子之所亲生母、亲祖母，关系较之庶祖母稍为疏远；为慈母尚且有三年之义，为庶祖母则更应为之服丧。且“耀卿既亡，绅受重代养，当服之也”[7]1542，即依据《义纂》所言，其承重其父薛耀卿，代养其父生母，故应当为之服丧。又薛绅曾经“因籍田覃恩，乞将叙封母氏恩泽回授与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绅官爵未合叙封祖母，盖朝廷以耀卿已亡，绅是长孙，敦以孝道，特许封邑”，则可知薛绅前已因朝廷特许赠其庶祖母王氏官封。于是众官提出：“岂可王氏生则辄邀国恩，殁则不受重服！况绅被王氏鞠育之恩，体尊义重，合令解官持齐衰三年之服。”[7]1542这一建议为仁宗采纳。在关于薛绅丁庶祖母忧一事的争论中，王洙所言虽然有理，但薛绅终究因孝义解官持服三年。

纵观宋代这几次关于为所生母、嫁母与庶祖母服制的争论，其时间大致集中在北宋中期，这一时期宋代丁忧制度已基本完备。不过可以看出，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逐渐显现出由合礼法向近人情的转变，宋代以孝义为重、以亲情为本的家庭伦理观彰显了出来。

三、对服制有亏者的批评

随着北宋中期几次关于服丧问题的争论中，对近人情考量的加重，宋代孝义之风为之一变。在此之前，士大夫遭女性长辈丧或依礼令而行，或举先贤言行为依据；凡有所据者，皆可各行其是。而此后，士大夫则更看重孝义一节，故服制有亏者，往往成为时人针砭的对象。

周全伯先遭其嫡母丧，而后其生母亦卒，不知该如何持服。周全伯乃程颐女婿，程颐亦不能决，为此邵伯温曾问于司马光。司马光引《礼记》言“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8]308，并提出“先有丧而重有丧者，皆当别为服也”[13]。即司马光以为，若遭前后之丧，当除先丧后，再为后丧者服。又引《礼记》所载，曾子尝问：“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答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先重而后轻。”[8]131即若遭同月之丧，则先葬轻服者，后葬重服者，而奠祭则是先重后轻。司马光认为：“今之律令，嫡继慈养与母同例，皆应服齐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虽殊，情无厚薄，固当同服。”[13]从司马光所言可知，前代即有对于并丧的处理方法，且宋代律令规定，嫡母、继母、慈母、养母的丧制相同，皆齐衰三年；虽然嫡庶有别，但子于生母情义深重，故而应当同服齐衰。周全伯遭丧年月已不可知，但从其为程颐女婿可以推断，其遭丧时间当在神宗前后不久。此时士大夫持丧的标准，虽仍据前代礼文与圣贤言行，但已更多地考虑“人情”因素。

熙宁三年(1070)，御史陈荐言：“(李)定顷为泾县主簿，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李定则言：“实不知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6]10602仇氏是否为李定母尚不能确认，故而其“匿丧”行为难以定性，但士大夫对其批评较多。权监察御史里行林旦称李定“本末反复”“堕败人伦”[4]5325，认为李定“既避追服又惧得罪，遂作为缪悠不可考实之言，冀为终身之疑，内欺其心，上惑朝廷，此则天下之所共恶者。使定自请追服，犹未能逃名教之责，况朝廷覆问，言者纷纭，经涉时月，曾无一辞以请，安然自得，略无愧畏，便己背亲，贼害忠孝，无甚于此”[4]5326。御史薛昌朝称“定身负大恶”，并针对神宗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一事质问道：“使朝廷之上，经筵之间，置一不孝之人，何以刑示天下？”[4]5326权监察御史里行范育上言称“天下之恶当先治其大者，而定背丧讳母；朝廷之法当治其近者，而置不孝之人在天子左右”，更提出“或正罪李定，或贬削臣职”[4]5331。即将致仕的范镇亦上言称：“李定避持服，遂不忍(认)母，是坏人伦逆天理也。”[14]右司谏王岩叟称李定“左右反复，巧为疑辞，以欺其心而背其亲，遂若平生无母者”，认为“天下无不憎其恶”，并“乞行窜殛”[15]。中书舍人范百禄称李定“强颜匿志，冒荣自欺”，即使在李定贬官后，仍称朝廷使“无母不孝之人，犹自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此等类得据高位，伤败风俗，为害不浅”[15]。苏轼也以为“今定所犯，非独匿而不举，又因人言，遂不认其所生”，提出“若举轻明重，即定所坐，难议于流二千里，已下定断”[16]。可见，从熙宁三年到元祐元年(1086)，对于李定“匿丧”一事，几乎是一片批评之声。在不能完全确定李定“匿丧”与否的情况下，犹且批评之声不断，可见至神宗时期，宋代官员的丁忧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绍熙二年(1191)，御史中丞何澹遭本生继母之丧，已定解官行服，既而又以“不曾侍养”为由徘徊不去，于是招致众官与太学生的非议。籍田令吕祖俭质问道：“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将不谓之母而谓之何？中丞为风宪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观焉。”[6]13369太学生乔嚞等亦移书发问道：“足下自长台谏，此纲常之所系也。四十余年以所生继母事之，及其终也，反以为生不逮而不持心丧，可乎？”[6]12025认为何澹“为天子耳目之官，将以厚人伦，正风俗，正宜致办于此”，指出“阁下平时所行所为亦无玷者，独于大节有所未明”，建议何澹“以所生之父为念，特为所生继母持丧，以义起礼，扶持三纲，慨然辞位于朝以归，而他日朝行之间，徐以国家为念，起复召还，以副所望，此岂非阁下之盛德事乎？”[17]所谓本生继母，即生父续娶之正妻。何澹于淳熙五年(1178)曾丁生父何偁忧，故太学生希望何澹念其生父之恩，为其本生继母持服。同时，太学生认为若何澹先解官行服，而后朝廷夺情起复，则上能“扶持三纲”，下能成本生之义。于是何澹以丁本生继母忧去职，直至终丧方才归朝。

杨国博之孙(以下称杨令孙)遭嫁母之丧，然其既不持服，亦不往哭。黄榦于是移书与其族中长者杨德渊，慨叹道：“呜呼，天下固有无母之子哉！”黄榦认为杨令孙年少无知，“事必取决于族人之长者，则德渊诸贤皆不得辞其责矣”。黄榦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年来风俗大坏，人纪不立”，并称杨令孙“毁冠裂冕，绝灭人道”。针对杨令孙来岁即将赴铨选，黄榦反对道：“方入仕之始，而先犯大不孝之罪，公议凛然，亦何所逃于天地之间哉？求一二年之速仕，而犯终身之大戮，亦非计之得也”，并建议：“德渊诸贤痛为解说，早自悔艾，亟为制服，往奔其丧。服以期，而心丧以三年，哀痛擗踊，但知有母之恩，而不知有母之故，庶几无愧于为杨国博之孙矣。”为了进一步督促杨令孙服丧，黄榦更是激烈地表态说：“苟能如此，则尚可以世契之故，以书问相往来。不然，则亦不容不自绝也。岂有无母之人，而尚可与之交耶？”[18]对杨令孙这种不为嫁母服丧的行为深感不齿，愤然以欲与其断交督促其行服。

可见，北宋中期以后人们对于为女性长辈服丧的问题，更倾向于从“人情”角度来考量。对于服制有亏者，宋代士大夫会毫不保留地提出批评，督促其行服，这与北宋中期以前士大夫在相关问题上的犹疑态度明显不同。

宋初，官员遭所生母、嫁母与庶祖母丧等情况，往往各以所据持服。至北宋中期，相关问题往往引起朝廷上下的争论，焦点在于服丧当合礼法还是近人情。礼法是宋代官员丁忧确定服制的主要依据，代表了官方的态度。但随着内外朝政的日趋稳定，这种严格的夫为妻纲、嫡庶有别的服丧观念逐渐出现变化。就官员本身而言，嫡母只是名义上的母亲，在遭嫡母丧时需持服三年，而遭亲生母亲丧时却不得为之，必然会引起内心的不平。太宗尝言：“忠臣出于孝子之门。”[6]9499从君主的角度而言，其倡行孝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得忠臣。故而北宋中期以后，宋代官员丁女性长辈忧时，在丧制上更倾向于从“人情”角度考量，反映出宋代官方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也从而影响了宋代官员家庭的伦理观。从士大夫对于服制有亏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可以看出，宋代官员家庭伦理观完成了由合礼法向近人情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