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昌

摘要运用logit模型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当前家庭收入对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及其可能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很弱，影响较弱的原因可能是以高考为主导的大学录取制度以及教育扶贫政策的效应；（2）上述影响因性别因素而不同，家庭收入对男生升大学的影响更大，但女生有更高的概率升入大学。

关键词 家庭收入 高等教育 入学机会 性别 教育平等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j.cnki.kjdk.2021.17.061

The Impact of Family Income on College Entrance Opportuniti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nalysis based on CFPS data

ZHAO Dec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0）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stheinfluenceoffamilyincomeonhighereducationopportunitiesanditspossiblereasonsby usinglogitmodelandCFPSdata.Theresultsshowthat：（1）familyincome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opportunity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the impact intensity is very weak， the reason for the weak impact may b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2）The above effects are different due to gender factors，andfamilyincomehasagreaterimpactonboys’collegeentrance，butgirlshaveahigherchanceofenteringuniversity.

Keywordsfamily income；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 opportunities； gender； educational equality

0引言

教育是社會流动性的保证，教育均等化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重要途径。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学强调，一个人的社会机会，包括受教育的机会，是衡量其福利的良好标准。接受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机会。确保学生不论家庭背景和性别等客观因素，都能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是非常有意义的。从逻辑上分析，不同性别下家庭背景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越弱，意味着教育越平等、社会流动性越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引发广泛关注。升大学的机会和受教育年限是教育公平研究中两个不同的变量，前者体现出中小学教育的“终点平等”，因此本文将升大学的机会作为自变量。在我国，家庭出身、阶层归属、父母的职业（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私企等工作）已不像过去那么重要。而随着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家庭收入成为影响教育公平和社会分层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将家庭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用它来衡量家庭背景。本文的研究结果将能够为我国的教育公平研究和性别平等研究提供支持，也有助于评估现行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反映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

1文献回顾

1.1家庭背景对大学入学机会是否具有影响

李德显、陆海霞（2015）[1]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没有显著影响。徐伟琴、方芳（2020）[2]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户籍身份的条件下，家庭背景越佳，学生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越明显。

1.2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是否具有性别异质性

Hannum认为，家庭越富裕，在子女教育投入中对男性的偏好越弱，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越小。[3]李春玲（2009）[4]基于2001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家庭背景对女性教育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特别是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张兆曙、陈奇（2013）[5]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趋势日益明显。李珂涵等（2021）[6]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结合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发现在控制子女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省份虚拟变量之后，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子代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

1.3大学入学制度和政策干预的作用

升大学的机会和高校招生的选才标准直接相关。我国高校招生的主渠道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总体上创造出了公平竞争的教育机会。从2012年起，我国高校录取政策增加了对于边远、贫困地区考生、农村考生等弱势群体的专项计划，来自上述地区的学生有机会以相对较低的分数进入大学。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有机会获得各种学费资助，以减少和避免因贫失学现象。这些政策的执行结果，可能会部分地抵消家庭低收入导致的升大学机会不均等现象。

1.4已有研究评述及本文的贡献

家庭背景对大学入学机会有着怎样的影响、有无性别差异，相关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而结论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数据来源的差异。关于升大学机会的现有文献，许多采用大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可能会造成选择偏差。另一些文献采用区域性或局部调查数据，也难以反映全国性的教育平等情况。还有很多研究是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但由于局限于单一时点的截面设计、调查对象层次的单一化和调查内容的有限性，并不能满足对社会变迁研究的需要。[7]

为增强研究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拓展经验数据来源。为此，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力图全面揭示家庭背景对升大学机会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尽可能避免选择偏差。

2数据

2.1变量选取

本文对大学的定义不包括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将学士学位作为衡量大学入学机会的指标。核心解释变量是人均家庭收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省市。

2.2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研究家庭背景对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CFPS是中国第一个由计算机技术辅助面访模式下的大型全国性跟踪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设计并实施，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和内容最全面的社会调查项目之一。该项目自2010年正式实施基线调查，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本研究使用来自CFPS（2018）的横断面数据，样本规模有2577个，包括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个体。

样本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在5000元到3万元之间，平均收入为26142.2元，这与我国人均收入（2018年28228元）基本持平。55%的样本人群生活在城市地区。样本中约7.72%的人拥有学士学位，其中，6.80%的男性拥有学士学位，10.13%的女性拥有学士学位，这与2019年全国男女大学生比例（94.3：100）也是一致的。上述特征表明，样本构成了随机样本，可以避免选择偏差。

3模型

3.1模型选择

假说1：家庭收入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正向影响。

假说2：随着性别的不同，假设1中的影响效应会发生变化，家庭收入对女生的影响要小于男生。

由于因变量——某人是否升入大学是二元变量，本研究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

CFPS给出的家庭收入数据，是由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分项收入所构成，能够全面反映家庭的经济背景。然而，由于上大学是可以直接影响家庭当期收入的，这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将样本数据限制在18岁至24岁之间的个体。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为全日制大学生或新入职人员，收入不多，其家庭收入主要来自父母，这样一定程度上避免教育机会对家庭收入的内生性问题。

为探究家庭收入对入学机会的影响是否因性别因素而不同，本文进行两次回归，第一次回归中加入家庭收入与性别的交乘项，而第二次回归不加交乘项。

模型设定如下：

3.2多重共线性检验

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之间、家庭收入和居住地（农村还是城市）之间均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为避免上述变量同时放入模型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了检验。从表2看出，所有变量的VIF都小于5，且容忍度大于0.1，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研究结果

分类变量的默认值为女性、东部地区、完全或半文盲。在这两次回归中，Prob>chi2=0.0000，因此logit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4.1家庭收入的影响微弱

第2次回归中没有交互项，家庭收入的系数在97.62%水平上显著。这显示出家庭收入对大学入学机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很小。家庭收入的平均边际效果是0.09614，意味着人均家庭收入每增加1百万元，将导致升入大学的机会增加0.96%。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的家庭大约占3.58%。可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家庭收入导致的升大学概率差别不到1%。

家庭收入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微弱，可能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的大学录取主要取决于高考成绩。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考试，高考分数主要由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勤奋程度所决定，在子女教育上花费更多未必能带来更好的高考成绩。家庭教育投资的边际效果在课外项目中比在课内项目中更为突出，其对子女进入大学机会的影响更为明显地表现在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等高校录取渠道中，而高考之外的渠道录取人数只占全国高校招生的极小一部分。其次，国家扶续的教育扶贫政策发生了作用。特别是国家、地方、高校三个层面的专项招生计划，为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提供了更多机会。

4.2性别因素的调节效应

从第一次回归中可以看出，家庭收入与性别之间的交互影响系数在99.73%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家庭收入对升入大学的影响随性别因素而变化。性别的边际效应证实了假设2——家庭收入对男生升大学的影响大于对女生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家庭收入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男孩身上更大。换言之，调节效应表明，父母更不愿意在女儿身上进行教育投资，认为“女性不需要学习那么多知识”的歧视性观念仍在中国社会盛行。这一结论与李雅楠（2012）[8]的研究不同。她发现，父亲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对男生的影响弱于对女生的影响，其解释是，父母不论贫富都会对男孩的教育进行足夠的投资，所以收入影响较小。如果考虑到大学学费相对较高，李雅楠的解释未必合理。即使对于男孩来说，父母是否投资于其高等教育也仍取决于收入水平。

4.3其他發现

在回归2中，性别变量的系数在99.9%的水平上显著。女性的边际效应为0.102，男性为0.054，意味着当其他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女生比男生多出5%的升大学概率。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自2009年起，我国高校女生人数开始超过男生，目前女生和男生的比例大约是3比2。父母往往在女孩身上投资更少，女生却有更大概率升入大学，其原因可能是女生更注重学习，学业成绩更好。

从回归1和回归2看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有显著影响。学界对此的解释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被看作一种文化资本，父母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能够传授给子女，从而提高子女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业表现。

5结论

5.1主要结论

（1）本文运用logit模型和全国范围的数据证明，家庭收入对大学入学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很弱。家庭年人均收入每增加十万元，进入大学的概率仅提高1%。影响微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贫困生的扶持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是进入大学的主要途径是参加高考，而高考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学习能力和意愿。

（2）性别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家庭收入对女生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家庭教育的投资比例在男孩身上更多。

（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升大学机会有显著影响。

5.2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第一，本模型忽略了受教育者的智力、能力、学习动力等个人素质变量，父母收入和子女受教育程度都可能与子女的不可观察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许多早期研究因忽略了这一相关性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研究人员尝试通过两种方法来减轻内生性问题。一是使用领养子女的数据。Plug（2005）[9]运用领养子女的数据，发现家庭收入与子女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但这一方法会导致选择偏差，因为父母对待领养孩子的情感、投入及方式可能与对待亲生孩子存在诸多差异。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工具变量。1970-1980年，挪威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不同地区的家庭收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洛肯（Loken，2007）[10]利用这一自然实验定义了一个虚拟工具变量，即家庭收入是否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他发现家庭收入并不影响孩子的教育。但这一方法无法复制。李雅楠（2012）将社区平均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工具变量，还找到了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父母是否受到基础教育政策的影响，但这两个数据均不可得。

第二，本文对高等教育机会的测量，仅考虑了大学学位，没有区分大学质量。各种调查数据表明，尽管家庭收入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很弱，但贫困生进入好大学的难度仍然很大。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家庭背景对于所获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可能更明显地体现在大学的质量（是名校还是普通学校）方面。对此，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李德显，陆海霞.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家庭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J].全球教育展望， 2015，44（04）：50-60.

[2]徐伟琴，方芳.谁获得了高等教育——基于户籍身份和家庭背景的双重视角[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1）：14-26.

[3]Hannum E.，“Market Transition，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and Family Strategies in Rural China： New Evidence on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Demography，2005，42（2），pp.73-98.

[4]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妇女研究论丛，2009（01）：14-18.

[5]张兆曙，陈奇.高校扩招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化——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13，28（02）：173-196+245.

[6]李珂涵，逯苗苗，孙涛.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研究[J].东岳论丛，2021（05）：2-13.

[7]谢宇，胡婧炜，张春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J].社会， 2014，34（02）：1-32.

[8李雅楠.家庭收入是否影响子女教育水平——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方人口，2012，27（04）：46-53，45.

[9] Plug，E.and W.Vijverberg. Does Family Income Matter for Schooling Outcomes？Using Adoptee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J].The Economic Journal，2005.115（506）：879-906.

[10] Lken，K.V.，Family income and children’s education：Using the Norwegianoilboomasanaturalexperiment.LaborEconomics，2010，17（1）： 118-129.